我且深信，凡是当真把自己的不幸归因于自己的宇宙观的人，都是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实际上，他们是因为自己尚不清楚的某些缘故而不幸福，但这些不幸福却误导他们聚焦于人世间那些不如意。
我想讨论的这个观点，对于现代美国人而言，是约瑟夫·伍德·克鲁奇在《现代人的性情》中提出来的；对于我们的祖辈而言，它是由拜伦提出来的；对于所有人而言，它则是由《传道书》的作者提出来的。克鲁奇说：“我们的事业是失败的事业，我们在自然宇宙中没有位置。尽管如此，我们并不为生而为人抱憾，我们宁可为人而死，也不愿为兽而生。”拜伦说：
当思想起初的光辉因情感的衰退而暗淡时，
世界给予的欢乐绝不能与它攫取的相比。
《传道书》的作者写道：
因此，我赞叹那些逝去的亡者远胜于那些苟活的生者。
比这两者更好的，是那些从未存在、从未见过阳光之下的罪恶的人。

当一个人可以轻易满足自己的任何一点小愿望时，他会认为，如愿以偿并不能让自己幸福。而如果有哲学气质，他就会认为，人生本质是痛苦的，即便得偿所愿，人还是不会幸福。但他忘记了，保持对一些东西的渴望是幸福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情绪何其多。但《传道书》中也有明智的观点：

江河流入大海，海却不满。
太阳底下无新事。
没有人会记得过去的事。
我憎恨我在太阳下的所有劳作，因为它会被后人享用。

这种社会原因对一个时代的情绪所产生的影响要远远大于所谓世界本质的理论影响。尽管除了皇帝和少数贵族之外，令克鲁奇先生痛惜的信仰依然被大多数人坚守，但历史上几乎没什么时代比十三世纪更让人绝望。罗杰·培根因此说：“我们这个时代的罪恶是其他所有时代鲜有其比的。罪恶与智慧水火不容。让我们看看这整个世界，细品每一个地方：我们会看到全面彻底的堕落，君主尤甚……宫廷荒淫名誉扫地，贪得无厌利令智昏……君王如此，下必效尤。看看那些主教：追逐金钱而无视对心灵的救赎……再想想教会，从个体到全部，无一例外地堕落了！新的教士（托钵修士）也已丧失了原有的尊严。整个教会变得自大、荒淫、贪婪：每当他们聚在一起，在巴黎或是牛津，令俗人震惊的都是他们的相互争斗、纠纷及恶行……只要能够满足自己的贪欲，没有人在乎自己在干什么，又是多么不择手段。”

为什么？勃朗宁会说，因为世界是残酷的。我们会说，因为世界不会按照你的自我评估来接纳你。

我从未丧失对爱情的信仰，但我所信仰的爱情并不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所崇尚的那种。我所信仰的爱情是大胆的、清醒的，它告诉人们什么是善，且不忘记恶，也不假装“神圣”或“纯洁”。曾经受人崇尚的爱情的这些特质其实是性禁忌的结果。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深深认为大多数性行为是罪恶的，为了接受它们便不得不用一些浮夸的词汇去形容它们。那时候的性饥渴要比现在强烈得多，这无疑会使人们夸大性的重要性，就像禁欲主义者一贯的做法一样。

我们如今正处在某种失序时期，很多人丢掉了旧规范，但还没有找到新规范。这给他们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由于他们在无意识里依然选择旧规范，所以遇到麻烦时他们会感到绝望、懊恼、愤世嫉俗。我并不认为这样的人很多，但他们却属于我们这个时代表达最多的群体。

人为什么会看重爱情，这很难言简意赅地说明，但我还是试着说说。爱情之所以被看重，首先因为它本身就是幸福之源，虽然这并非爱情的最大价值，但的确是它其他价值的本质所在。

爱情，他们深深误解了你，
说什么甜蜜就是苦涩，
然而当你的果实这般丰盛，
甘美没什么能比得过。

佚名诗人的这几行诗既不是为无神论寻找答案，也不是在探寻宇宙奥秘，他不过是在自我陶醉。爱情不仅是幸福之源，它的稀缺还是痛苦之源。爱情备受重视的第二个原因，是它能增进各种美妙的享受，比如音乐、山间日出和满月下的大海。一个从未与他所爱的女人共享过美妙事物的男人，断然无法充分领略那些美好事物所能产生的魔力。再者，爱情能打破自我的坚硬外壳，因为它是生物合作的一种形式，其间，彼此的感情对实现双方的本能目标不可或缺。

真正的爱情是不熄的火焰，
永远在心中燃烧，
从不衰弱，从不死亡，从不冷却，
从不偏离方向。

接下来谈谈克鲁奇先生关于悲剧的评论，他认为易卜生的《群鬼》比不上莎士比亚的《李尔王》，我当然赞成他这种说法。“再强的表现力，再伟大的语言禀赋，也无法将易卜生变成莎士比亚。后者作品的创作素材——他对人的尊严的观念，对人的激情的重视，对人生丰富程度的洞察——是易卜生所没有也不可能拥有的，是易卜生的时代所没有也不可能拥有的。上帝、人类和自然在从莎士比亚到易卜生之间的几个世纪里全都衰落了，不是现代艺术的现实主义引领我们创作了平庸的人物，而是这一衰落过程使我们看到了人生的平庸，从而促成现实主义艺术理论的发展，而我们对世界的观察也只有靠这种理论才能证实。”

是我们不再把某些人视为世间伟人，不再认为只有他们才配具有悲剧情感，而其他人只配含辛茹苦地为这少数人制造光环。莎士比亚说：

乞丐死时不会有彗星滑过，
星空只为王子的离去闪耀。

要写悲剧就必须感受悲剧，要感受悲剧就必须意识到自己所处的世界，不仅要用自己的头脑，而且要用自己的血肉。

我想对所有富有才华却不知何去何从的年轻人说：“放弃写作的尝试吧，尽量不要写。走向大千世界，做个海盗，做个婆罗洲（Borneo）的王，做个苏联的劳动者，给自己那样一种生活，满足基本的生理需要几乎要耗费你全部精力。”我并不普遍地推广这种行动方案，只推荐给克鲁奇先生诊断出的那种疾病的患者。我相信，过上几年这样的生活，那些前知识分子们将会发现再也按捺不住自己写作的冲动，而这时，他的作品一定不会再让他感到空虚。

我不否认，成功的感觉容易令人领略生活的乐趣。比如，年轻时不受赏识的画家一旦才华得到认可，其幸福感必然大增。我也不否认，在一定限度内，金钱能增加很多快乐；但超过了这个限度，情况就不一样了。我坚信，成功只是幸福的一个部分，如果为了得到这一部分而不惜牺牲其他部分，那代价就太大了。

现代生活如此重视竞争，与文明水准的普遍衰退有关，就像奥古斯都之后的罗马。人们似乎都没有能力感受更需要智识的乐趣。例如十八世纪法国沙龙里那种近乎完美的对话艺术，直到四十年前还是活生生的传统。那是一种精致优美的艺术，为了某些转瞬即逝的话题凝神聚力。而如今谁还会在意这等闲事？

所有安静的娱乐都被放弃了。春天里，几个美国学生带我走过校园旁的一片小树林，那里开满了各种秀美的野花，但我的向导们没人说得出其中任何一种的名字。是啊，这种知识有什么用呢，它又不能帮人赚钱。

把竞争当作生活主旨是很可怕、很偏执的事，这会让人的意志和肌肉持续过度紧张，这样的生活顶多也就能过一两代。经历了这种生活之后人一定会神经衰弱，寻找各种方式逃避，连休闲消遣也会像工作一样紧张和困难（因为已经无法放松了）。最后消亡于不能繁衍。竞争哲学不仅毒害了工作，也同样毒害了休闲。安静且能放松神经的休闲被认为是乏味的，于是消遣形式要不断加速升级，结果自然是终止在毒品和崩溃之中。治疗这种病的处方是：在平衡生活的理念下，接受清醒而恬静的娱乐。

无聊应该是道德家面对的重要问题，因为人类的罪恶有一半源自害怕无聊。
然而，无聊并不尽然是不好的。无聊有两种，一种是建设性的（fructifying），另一种则空空如也（stultifying）。前者的产生是因为麻木的缺席，而后者的出现是因为缺乏生机勃勃的活动。

充满兴奋的生活是使人过度消耗的生活，它需要不断借助强烈刺激来使人激动，让人以为这种激动对于快乐是不可或缺的。习惯了过度兴奋的人就像一个嗜辣成癖的人，到最后，让别人窒息的辣对他来说甚至淡而无味。无聊，有一部分是与避免过度兴奋有直接关系的，过度兴奋不仅会影响健康，还会让人对各种快乐的滋味变得迟钝，渐渐地以隔靴搔痒取代真实深入的满足，用小聪明代替大智慧，用猎奇代替审美。我并不想把反对兴奋推到极端，一定量的兴奋是有益的，但几乎与其他所有东西一样，关键在于度。过少会导致病态渴求，过多又会导致热情耗尽。所以，生活幸福的基础是要拥有一定的忍受无聊的能力，这是一个人年轻时的必修课之一。
所有伟大的著作都有乏味的章节，所有伟人的生活都有无趣的时候。

无论我们怎样认为，我们都是自然之子，我们的生活是自然生活的一部分，我们从自然里汲取养分，与动物、植物并无二致。自然的生活节律是舒缓的，对它来说，秋、冬与春、夏同样必要，休息与运动同样重要。

我曾见过一个生养在伦敦的两岁男孩，第一次被带到绿色的乡间散步时的样子。时值冬日，一切都是潮湿而泥泞的，在成人眼里没什么让人兴奋的东西，可男孩在这里却表现出了神奇的狂喜，他跪在潮湿的地上，把脸埋进草里，发出含混不清的欢乐的叫声。他的幸福体验是原始的、单纯的，也是巨大的。他的这种正在被满足的生命需要意义深远，假如这种需要得不到满足，人很少能成为完善健全的人。

爱情能使我们的整个生命复苏与重生，好比久旱逢甘霖的草木。没有爱情的性则不然。片刻的快感一结束，剩下的是疲惫、厌恶和生命的空虚感。爱是大地生命的一部分，没有爱的性则不然。
现代都市人所承受的特殊的无聊，与他们离开了自然生活密切相关。离开自然使生活变得焦灼、枯燥和饥渴，犹如一趟沙漠之旅。听起来近乎荒谬的是：有些能够随意选择生活方式的富人，由于惧怕无聊，反而使自己陷入了另一种更加难以忍受的无聊。幸福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必定是一种宁静的生活，唯有宁静的气氛才能蕴含真正的幸福。

我们很难在现代生活中避免神经性疲劳。首先，在整个工作时间，尤其是在上下班那段时间里，城市人一直暴露在噪音中，当然，他已经能够有意识地不去理会其中的大部分，但正是因为他在无意识地努力不去听，所以仍不免心力交瘁。我们没有意识到的另一个疲劳诱因，是不断遭遇陌生人。像其他动物一样，人的自然本能驱使他探究与他同类的每一个陌生者，以决定选择友好还是敌对的态度。那些在高峰时间乘坐地铁的人，不得不压抑自己这种本能，而压抑的结果是，他们对不情愿接近的所有陌生人产生了普遍的愤怒。还有匆匆忙忙赶早班车带来的肠胃功能失调。

大部分人都很难控制自己的思维，这话的意思是，当面对某事已然无能为力时，他们还是不能停止思考。他们带着工作上的烦恼睡觉，在本该养足精神去应对明天难题的夜里，反复忧虑着心中的问题却又根本无计可施，不是为明天策划合理的行动路线，而是典型的失眠时的胡思乱想。夜里的胡思乱想到了天亮还挥之不去，干扰他们的判断力，破坏他们的情绪，一不顺心他们就勃然大怒。理智的人只在有目标的时候才会反复思考他的困难，其他时间里他会关注其他事，而在夜里他什么都不想。

如果一个人可以将自己的思想和希望聚焦在超越自我的事物上，就能从生活的庸常烦恼中找到几分平静，而这对于纯粹的自我主义者来说是做不到的。

现代生活中重要的疲劳总是那类情绪性疲劳，单纯的脑力疲劳和单纯的体力疲劳一样，通过睡眠就可以自愈。一个脑力劳动者的工作量再大，比如做复杂计算，只要不涉及情感投入，他都可以通过当晚的睡眠消除当天的疲劳。被认为由过劳导致的危害很少由过劳本身引起，它其实是由某种担心或焦虑引起的。情绪性疲劳的问题是它会干扰休息。一个人越是疲劳就越是无法停止这种疲劳。临近神经崩溃的症状之一，是坚信自己的工作极为重要，认为如果休假就将招致灭顶之灾。假如我是医生，对任何认为自己的工作很重要的病人，我开出的处方都是休假。就我个人所了解的案例来看，看似由工作引发的神经崩溃事实上都是由情绪问题造成的，神经崩溃者原是为了逃避这些情绪困扰才去工作的。他不愿意放弃工作，因为放弃了工作，就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避免沉湎于自己的不幸了。当然，他担心的可能是破产，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的工作就与他的忧虑密切相关，然而忧虑很可能促使他长时间地工作，以至于神思不明，这种情况下多干还不如少干。无一例外，导致崩溃的都不是工作，而是情绪困扰。

我个人认为，一种有意识的思想是可能在无意识中生根的，只要这思想足够强烈和有力。大部分的无意识都是由曾经高度情绪化的有意识的想法构成的，而这些有意识的想法现在被掩藏了起来。我们可以主动进行这种掩藏，这样就可以利用无意识做很多有用的事。例如我发现，如果我必须就一些相当艰涩的题目进行写作，最好的方法是先努力思考——尽自己最大努力——花上几个小时或几天，最后下个命令，就是说让工作在无意识里进行。几个月后，当我有意识地回到那个题目上时，我发现工作已经完成了。

忧虑是恐惧的一种，而所有形式的恐惧都会导致疲劳。

由于没有被正视，各种恐惧反而变得更加糟糕。刻意转移注意力，不让自己直视它，恐惧的幽灵却因此变得更加可怕。应对各种恐惧的正确方式是全神贯注，理性、镇静地思考它，直到你彻底了解了它。这种了解最终会消减恐惧，当整个问题变得索然无味时，我们的注意力也就转移了，但不是像先前那样靠意志转移，而仅仅是因为对这个问题失去了兴趣。

疲劳产生的一个常见原因是贪恋兴奋。如果一个人闲来便睡觉休息，他将会身体健康，可工作时间的枯燥沉闷让人感觉很需要在自由时间里找点乐子。问题是，最容易得到的、浅层次上最能吸引人的乐趣，大多都是耗神的。过度渴望兴奋，要么是性情扭曲，要么是某些本能未能得到满足。

神经性疲劳最糟糕的特征之一是，它像是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一道屏幕。他感受的印象是模糊的、声音是微弱的，除非被恶作剧或怪异举止激怒，否则他不会注意任何人；他对饮食和阳光没有兴趣，会专心致志于某些事物，对其他的则视而不见。这种情况让人无法安宁，疲劳感有增无减，直到必须求助于医疗。从根本上来说，这是对我们失去了与自然生活的联系的惩罚，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前面章节谈到过。然而，在庞大的现代城市人口中，如何保持这种联系却绝不是一件容易把握的事。

我认为，嫉妒在很大程度上是儿时的不幸造成的。孩子若发现自己的兄弟姐妹更受偏爱，便会形成嫉妒的习惯。步入社会后，他会寻找那些损害他的不公平，如果真有，他立刻会发现，如果没有，他会加以想象。这种人注定是不幸福的，并会成为朋友们的麻烦，因为没人能一直记着避免又让他在想象中被轻视。他从开始就笃定没有人会喜欢他，他的行为最终会把他的信念变成现实。另一种童年缺憾有异曲同工之处，那就是父母缺少慈爱。虽然没有兄弟姐妹的过分夺爱，但孩子觉察到别人家的孩子比自己更受父母宠爱。这会使他怨恨别的孩子和自己的父母，长大后会觉得自己是个社会弃儿。某些快乐是人的天赋权利，若被剥夺，几乎必然导致扭曲与怨恨。

攀比性思维习惯是一个决定性原因。有了高兴的事，我们应该去充分享受，而不是停下来想，比起别人可能遇到的好事，我这个简直不足挂齿。善妒的人会说：“是的，今天阳光明媚，春色正美，鸟在歌唱，花在盛开，但我知道，西西里岛（Sicily）上的春光比这儿美上一千倍，赫利孔山（Helicon）林中的鸟鸣比这儿更悦耳，莎伦园（Sharon）里的玫瑰要比我家的任何一朵都可爱。”当他这样思忖时，阳光暗淡了，鸟语变成了无谓的噪音，鲜花似乎也不值得一看了。对待其他人生乐事，他的态度也是如出一辙。他会对自己说：“我的心上人的确可爱，我们彼此相爱，但希巴女王比她可爱得多！唉，我怎么就没有所罗门的机会啊！”

嫉妒与不必要的谦虚有很大关系。谦虚被认为是美德，但我很怀疑，过分谦虚是否称得上美德。谦虚的人往往缺乏勇气，不敢尝试他们完全能够胜任的工作。谦虚的人认为自己比不上周围人。他们因此很容易嫉妒，并因嫉妒而不快，产生恶意。

一方面，嫉妒确实是不同阶层、国家、性别之间走向公正的主要推动力；但同样切实的另一方面是，由嫉妒催生的公正可能是一种最坏的公正，也就是说，它减少了幸运者的幸福，却没有增加不幸者的幸福。能够破坏私人生活的情感也能破坏公共生活。不要指望像嫉妒这样有害的情感会结出有益的果实。因此，那些出于理想主义的原因，希望我们的社会制度发生深刻变革，社会公平得到极大伸张的人，应该寄希望于其他力量而不是由嫉妒来促进这些变革的发生。

一个人感到不能胜任分内之事时，他会产生一种常见的不满，这种情绪极容易表现为对工作相对轻松的人的嫉妒。因此，减少嫉妒的方法之一是减少疲劳。但最重要的还是找寻能满足自己的本能的生活。

从前，人们只嫉妒自己的邻居，因为他们几乎不了解其他人。现在，通过教育和传媒，他们抽象地了解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大量信息，尽管其中的个人他们可能都不认识。通过电影，他们以为自己了解了富人是怎样生活的，通过报纸，他们知道了其他国家的不好，通过宣传，他们以为自己知道了不同于自己肤色的人的恶行。黄种人恨白种人，白种人恨黑种人，依此类推。你或许会说，这些仇恨都是被宣传煽动起来的，但这种解释还是浅了一点。相比于激发友善，为什么宣传在激起人们的仇恨时更容易奏效？原因很清楚，现代文明造就的人的心灵更趋向仇恨而不是友善。它更趋向仇恨是因为它感到不满，因为它深切地，甚至可能是无意识地感到似乎失去了人生意义，也许其他人得到了自然馈赠的为人类带来快乐的美好事物，但不是我们自己。

现代人生活中的幸福总量，肯定要比更原始社会里的多，但是人们追求幸福的意识却增加得更多。无论何时带孩子去动物园，只要动物没在表演马戏、活动或是嗑坚果，你都会在它眼睛里看到一种奇怪的紧张和悲哀。我们大可以想象，它们觉得自己本该变成人的，但却没能发现如何成为人的秘密。它们在进化的道路上迷失了方向，它们的堂亲赶了上去，它们自己却落在了后面。同样的紧张和愤懑似乎也进入了文明人的灵魂。他知道存在着比自己更美好的事物，而且几乎唾手可得，但是他不知道去哪里寻找，也不知道怎样找到它。绝望之中，他迁怒于自己的同伴，与他同样失落和不幸的同伴。

我们已经到达进化史上的又一个阶段，但不是最后的阶段。我们必须迅速穿越，否则，大多数人会丧生在路上，其他人则会在怀疑与恐惧之林中迷失方向。因此，尽管嫉妒是邪恶的，它的作用是可怕的，但它并不完全是个魔鬼。它在一定程度上是英雄式的痛苦的表现，是那些跋涉在茫茫黑夜中的人的痛苦，他们或许是在走向更好的栖息之地，或许只是走向死亡或毁灭。要在这绝望之中找到正确道路，文明人必须像开阔自己的视野一样，开阔自己的心胸。他必须学习超越自我，并以此获得终极的自由。

“良心”这个词包含了几种不同的感觉，其中最简单的一种是害怕被发现。

与此近似的感觉是害怕被群体拒斥。玩牌作弊或拖欠赌账被人发现时，当事人很难在内心找出什么理由来对抗群体的谴责。

罪恶感最重要的形式是某种很深层的东西。它根植于无意识之中，而不像对他人非难的恐惧是出现在意识之中的。在人的意识中，有些行为被标定了是罪恶的，用不着什么显见的理由去证明。人们做了这样的事会有莫名的不自在，他会希望能够逃脱自我认定的罪恶感。他只会在道德上钦佩那些他认为心地纯洁的人。他多多少少会遗憾自己不是个圣人，实际上，他关于圣洁的标准在正常生活中基本不可能达到。他常常带着罪恶感生活，觉得自己配不上那些最好的东西，而他最高洁的时候是脆弱地忏悔自己的时候。

目前的婴幼儿时期的道德教育，很大一部分都缺乏合理基础，并不适用于普通人的日常行为。比如，从理性的角度讲，一个说所谓“脏话”的人并不比不说的人坏多少。但尽管如此，事实上每个人都会把圣人想象为最起码是不骂人的。理性地看，这简直就是愚蠢。喝酒抽烟也是一样。南方各国的民众对饮酒就没有罪恶感，而且认饮酒为犯罪确实含有亵渎神明的成分，大家都知道，上帝和使徒们都喝过酒。因为他们生活的年代尚不清楚烟草的功用，所以我们很容易保持反对抽烟的立场，但它同样没有合理论据。认为圣人不抽烟，这种观点的基础在于，认为圣人不会只为开心就去行某事。通行的道德观中的这种禁欲成分几乎成为一种无意识，但却以各种方式使我们的道德准则变得不理性。

在一种合理的伦理观中，给别人包括给自己带来快乐，都该受到赞赏，只要这快乐不以使自己痛苦或使他人痛苦作代价。如果我们挣脱了禁欲主义，一个堪为楷模的有德之人定会允许我们享受所有美好事物，只要它利大于弊。再说撒谎。我承认这世上有太多谎言，而听到更多真相会让我们更好，但我决不认为谎言就全无可取之处，我相信凡有理性之人都能同意。我在乡间散步时曾看到一只疲于奔命的狐狸，筋疲力尽但仍在做最后挣扎。几分钟后我见到了猎人们，他们问我是否看到了狐狸，我说看到了。他们问往哪个方向去了，我骗了他们。我不认为如果我说了实话就是个更好的人。

不要甘于时而理性时而非理性地游移，细细审视那些不合理的信念，决不向它屈服，不要让它控制你。每当它把愚昧的思想或情感投入你的意识时，就把这一切连根拔起，审视它，拒绝它。不要让自己总是摇摆不定于理性与童年的愚昧之间，不要害怕自己不再敬畏那些控制了你的童年的记忆。它们在你面前曾经显得智慧而强大，因为那时你还弱小、蒙昧；现在，你不再弱小也不再蒙昧，你应该做的是检视它们的貌似强大和智慧，判断它们是否值得你尊崇，而迫于习惯的力量你一直在对它们表示尊崇。

严肃地问问自己，年轻人接受的传统道德教育是否使这世界变得更好了。认真想想，一个世俗的道德楷模包含多少彻头彻尾的荒谬，再反思一下，在假想的道德危险被匪夷所思的愚昧严防死守时，一个成年人所面临的真正的道德危险却几乎未被提及。普通人真正有害行为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商业中那些不违法的狡诈，对员工的粗暴，对妻儿的冷酷，对对手的无情，以及政治冲突中的残忍——这才是那些可尊敬的和被尊敬的公民常有的罪恶行径。通过这些恶行，一个人在他周围播下了痛苦，促成人类文明的毁灭。但是，这一切并没有让他在失意时认识到自己是个无权得到神的恩惠的恶人，这一切并没有让他在噩梦中看见母亲向他投以责备的目光。为什么他的道德潜意识如此背离理性？因为他的童年养育者的伦理观念是愚昧的；因为这些伦理观念不是基于对个人的社会责任的思考；因为这些伦理观念由不合理的原始禁忌拼凑而成；还因为这些伦理观念自身包含着病态因素，这一因素和曾经困扰过垂死的罗马帝国的精神病态一脉相承。

即便一个人真的违背了自己的理性原则，我也不认为罪恶感是帮助他改善生活的最好办法。罪恶感中存在某种轻贱、缺乏自尊的东西，而缺乏自尊不会给任何人带来好处。

罪恶感绝非美好生活的发端，实际上刚好相反。它会让人不快，让人自卑。由于不快，他可能对别人有非分之求，进而妨碍他获得人际关系中的快乐。由于自卑，他可能对貌似优越的人心生嫉恨。他会很少钦佩，却常常嫉妒。他会变得不好相处，自己也感觉越来越孤独。

我不主张留出专门时间进行自我反省，比如一天一个小时，在我看来这不是最好的办法，因为这会让人更加自我沉溺，这本身就是需要治疗的症状，而和谐的人格是指向外部的。我的主张是，应该矢志坚定自己的理性信念，任何时候都不能让相反的、不合理的信念不经批判地出现或控制自己，哪怕只是瞬间。这是一个人试图退行到童年期时需要思考的问题，如果理性信念坚定有力，这个过程会非常短暂，所用时间可以忽略不计。

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放任理性发挥作用，它会扼杀一切深层次的情感。在我看来，这种看法是对理性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完全错误的认识。激发情感并不是需要理性来完成的工作，尽管理性的一部分作用是寻找阻止情感产生的方法，如果这种情感会危害人的幸福感的话。找到化解憎恨和嫉妒的方法无疑是理性心理学的部分功能。但如果因此认为，在最大限度地减少这些情感的同时，理性并不排斥的那些情感的力量也会被弱化，就是一种误解了。炙热的情爱、父母的慈爱、友爱、仁爱、对科学和艺术的挚爱，理性从未试图去削弱它们。理性的人感受到这些情感的部分或全部时，会因为这种感受而幸福，而不是去贬低它们的力量。这些情感都是美好生活的一部分，正是生活中的这些美好给自己和他人带来了幸福。这些激情中没有任何非理性的东西，而很多非理性的人却只能感受到最平庸的情感。无须担心理性会令自己的生活变得枯燥无味。相反，因为理性存在于内心和谐之中，所以，比起一直受制于内心冲突的人，理性的人能够更自由地观察世界，并凭借自己的力量来实现外部目标。人生最无聊的莫过于作茧自缚，而最愉快的则莫过于把关注和努力都投向外部。

自我分裂的人会去寻找刺激和分心的事，他痴迷强烈的激情，没什么充足的理由，只是因为那一刻他可以逃开自我，逃避思维的痛苦。对他来说，任何情感都是一种麻醉，他不能理解根本的幸福是什么，所以他只能通过麻醉自己来解除所有痛苦。而这正是痼疾之症。只要治愈这种痼疾，最大的幸福就会与最健全的官能并行不悖。只有在头脑最活跃、记忆最清晰的时候才能体会到最大的快乐。这正是检验幸福的最好标准。借助任何形式的麻醉得到的幸福都是虚假的、不能让人满足的幸福。真正让人满足的幸福必然伴随着对我们的机能的充分运用、对我们生活的世界的充分认识。

非理性最普遍的表现之一是人们对待恶意流言的态度。谁人背后不说人，谁人背后无人说，然而在听到任何针对自己的言论时，人们还是会深感错愕、大光其火。貌似他们从来不曾想到别人会在背后议论他们，正如他们也会在背后议论别人。如果把这种较为温和的态度加以夸大，便可成为受害妄想。

我们希望别人对待我们犹如我们对待自己，抱着暖暖的爱和深深的尊重。我们不曾想到，我们不能期望别人评价我们高过我们评价他们，因为我们总是自视甚高，而别人呢，如果有优点的话，也只有宽厚之眼才能看得到。当你听到某某说你闲话，你想起来的是自己有九十九次克制了对他最公正、最恰当的批评，而忘记的是第一百次终于没忍住而吐露了对他的真实想法。你会想难道这就是对自己长久克制的回报吗？但从他的角度看，你的行为同你眼中的他的行为并无不同，他并不知道你那么多次的闭口不谈，他只知道你有所表达的第一百次。

假如我们都有洞察人心的神奇魔力，恐怕它的第一个影响就是结束几乎一切友情，第二个影响倒可能是积极的，因为难以忍受一个没有友情的世界，所以我们应该学会悦纳彼此，而无需用一层假想的面纱掩饰我们原本就没有以为对方尽善尽美的看法。我们知道自己的朋友有缺点，但总体上不失为我们喜欢的人。然而发现他们对我们也是同样看法时，我们却难以忍受。我们期望的是，他们认为我们完美无瑕，与众不同。在我们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缺点时，往往把这种显见的事实看得过于严重。

我们从善的动机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单纯。很多加以伪装的权力动机潜行其中，常常成为我们自以为在行善时获得的最大快乐。另一种并不少见的方式是经常为了“做好事”而剥夺人的某些快乐：饮酒、赌博或是偷懒，等等。

政界高层同样如此。政治家为实现伟大抱负而逐步统揽大权，他们为此放弃个人的安逸，进入公共生活的领域，当人民转而反对他的时候，他感到震惊。他从未想过他的工作除了为公还有别的动机，从未想过掌控局势的乐趣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激励了他。他对讲坛和党报上的套话逐渐信以为真，同僚的慷慨陈词也被他误认为是对自身动机的真实分析。在社会抛弃他之后，厌倦且幻灭的他也会抛弃社会，并且后悔自己曾致力于追求公共利益这样无益的事。

以上论述可以概括为四条一般性准则，充分理解这些准则的真谛便足以防止产生受害妄想。第一条：记住，你的动机并不总像你想象的那么无私。第二条：不要高估自己的价值。第三条：不要指望他人能像你关注自己那样关注你。第四条：不要以为大多数人都怀有特别的意图设法迫害你。

慈善家和行政官员尤其需要怀疑自己的动机，这类人有着关于世界或世界的某个部分应该是怎样的愿景，他们认为，在实现这一愿景的过程中，他们将给全体人类或其中一部分带来福祉，有时这是对的，有时这却是错的。然而，他们没有充分认识到，那些受其行为影响的人也有同样的权利来憧憬自己想要的社会。行政官员类型的人十分肯定自己的设想是对的，而与他相反的设想是错的。但是他的主观确定性并不能证明他的客观正确性。何况很多时候他的信念只是一种保护色，掩盖的是他沉思自己的改革时感到的快慰。权力欲之外，还有一种动机在这类情形中作用强大，那就是虚荣心。参选议员的高尚的理想主义者——我是凭经验说的——听到选民讥笑他只是想在名字前冠以“国会议员”的头衔，一定会吃惊。当结束争辩有机会思考时，他会承认选民的讥笑也许不无道理。

传统道德向人们灌输人性难以企及的高度利他主义，而那些以美德而自豪的人常常自诩实现了这个无法实现的理想。即便是最高尚者，其绝大多数行为也有利己的动机，但这没什么令人遗憾之处，倘不如此，人类便无法生存。一个只关心他人进餐而忘记自己吃饭的人定会饿死。当然，他可能只是为了获得与邪恶做斗争的力量而吃饭，但这样吃下去的食物能否消化是个需要怀疑的问题，因为这种动机刺激产生的唾液不够充分。因此，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口福吃饭，要比仅仅为了公众利益进食好得多。

无论你在生活的哪个序列里，发现别人对你的能力定级并不像你自己的评定那样高时，不要笃定这是他们的错误。如果这样便很容易陷入迷思，认定这是一个蓄意漠视你的价值的阴谋，而这种想法必然让人生活不快。承认自己并不如自己期望的那般重要，这可能带来一时的痛苦，但这种有限的痛苦结束之后，幸福的生活就成为可能。

对他人的利他之心的这种期望是非理性的，因为在这里，利他主义者的损失远大于利己主义者的收获。在你所有的人际交往尤其是与至亲至近的人的交往中，重要而又容易忘记的是，对方是从自身出发，以自己的角度，而不是从你出发以你的角度来看人生的。任何人都不应该为了他人的缘故而改变自己的生活主线。有时候也可能会有一种强烈的情感使人甘愿做出最大牺牲，但若不是出于自然，就不该做出这种牺牲，并且不该指责没有做到的人。不少时候，人们对他人的抱怨只是自然的私心对过分的贪心的合理反应。

除非自己的生活方式与世界观大致得到了与自己有社会关系，特别是和自己共同生活的人的认同，否则很少有人能感到幸福。现代社会的一个特点是，人们在其中被分成了不同的群体，群体间存在着道德观和信仰上的深刻差异。

有些群体崇尚艺术，另一些群体却视艺术为魔鬼，现代艺术更是绝对的魔鬼。有些群体认为效忠帝国是崇高的美德，另一些群体认为这是邪恶的，还有的群体则认为这是愚昧的。因循守旧的人把通奸看作十恶不赦，也有很多人认为，这种行为即便不值得赞赏也是可以原谅的。天主教徒绝对不可以离婚，很多非天主教徒却认为离婚是救济婚姻的必需。
正是由于这些观点分歧，有某种嗜好和信念的人会发现，自己在本群体中实际上是个异类，但在另一个群体中就完全是一个正常人。绝大多数人的不幸福，特别是青年人的，都是这么来的。

对世界的无知使人承受了大量无谓的痛苦，有时只限于青年时代，但贯穿一生的也不在少数。这种孤立不仅制造痛苦，而且让人浪费了大量精力来保持精神独立以对抗周围的敌意，最后还让人十有八九不敢遵循自己思考得出的逻辑结论。

勃朗特姐妹在自己的著作出版之前没有遇到过一个志趣相投的人。这没有影响到勇敢豪气的艾米莉，却真实影响了虽有才华但观念基本局限于女家庭教师层面的夏洛蒂。诗人布莱克和艾米莉·勃朗特一样，过着精神上极度孤独的生活，但也和她一样，拥有克服孤独的消极影响的强大力量。因为他永远相信自己是对的，而批评者是错的。以下诗句表达了他对舆论的态度：

我认识的唯一一个
从不令我反胃的人
是富塞利：他既是土耳其人也是犹太人。
亲爱的基督徒朋友们，你们又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