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一个邪恶的时代——从没有任何事物是名副其实的这一点中,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来。人们使用国际主义这个词,以它指代人道,也就是一种道德价值,而国际主义这个词主要是用来描述地理概念的。概念被推来搡去,像被挖空果肉的空荡荡的坚果壳。比如,在如今这个人们的根早已被拔出泥土的时刻,人们却谈论故乡。”
“谁这么做了?”我问。
“我们所有人!所有人都参与了除根活动。”
“可总要有人是那个驱动力,”我倔强地说,“是谁?您心里想的是谁?”
“我谁也没有想!我既没有想驱动者,也没有想被驱动者。我只观察发生的事情。人是极为次要的。而且——既然已与演员身处同一个舞台,又有哪个批评家能够正确评论演员的表演呢?两者之间不存在距离。正因如此,一切都变得不确定,一切都在摇摆。我们生活在深陷于谎言与幻象的沼泽中,那里诞生了不少残酷无情的怪物,它们对着记者的镜头友善地微笑,实际上,它们却已在不知不觉中践踏了千千万万的人类,就像践踏恼人的虫子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