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诗中还存在不少杂音，”父亲独自回到办公室后，弗朗茨·卡夫卡对我说，“这是青年人的症结所在，是生命力过剩的象征。所以，尽管与艺术一点关系都没有，就连这些杂音本身也是美丽的。恰恰相反！杂音会妨碍表达。不过，我不是评论家。我无法立即变成其他东西，然后再变回自己，并准确地测量出两者间的距离。正如我所说，我不是评论家。我只是被裁判者及观众。”

“那法官呢？”我问。

卡夫卡尴尬地笑了笑。

“我虽然也是法庭的工作人员，但我并不认识那些法官。我很可能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助理司法人员。我身上没有什么确定的东西。”卡夫卡笑了。虽然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但我也跟着笑了。

“确定的只有悲伤。”他严肃地说道，“您什么时候写作？”

这个问题让我很意外，因而我飞快地答道：“晚上，在晚上。白天我基本不写。我白天写不出来。”

“白天是场盛大的魔法。”

“光线、工厂、房屋，还有对面的窗户都会打扰我。不过最主要的还是光。它会分散人的注意力。”

“光或许分散的是人内心的黑暗。如果光能征服人类，那是件好事。要是没有这些阴森无眠的夜晚，我根本不会写作。可也是因此，我才一再地意识到自己被囚禁在黑暗的孤独中。”

卡夫卡浓密深色的睫毛下长着一双大大的灰眼睛。他棕色的脸庞总是充满生机。他用表情说话。
但凡能通过运动面部肌肉代替言词的场合，他都会这么做。展颜微笑，挤挤眉毛，皱起狭窄的额头，向前推动或努起唇尖——他就用这些动作取代言语。
弗朗茨·卡夫卡热爱手势，所以他对此使用得相当俭省。对话时，他的手势并不是对语词的重复，而是一种与之相当的、自成一体的运动语言，一种沟通方式。因此，它绝非被动的反射，而是恰当的意志表达。
把双手折叠在一起，或把摊开的手掌平放在写字台的垫片上，或在椅子上舒适却又紧绷地将上半身向后仰去，或在脑袋前倾的同时提起肩膀，或将手压在心脏上——这只是他质朴的表达方法中的一小部分。做这些动作的同时，他的脸上总是带着一丝歉疚的微笑，好像在说：“这是真的，我承认我在玩一个游戏，但我希望你们能喜欢我的游戏。然后——然后我这么做的原因只是想争取你们片刻的理解。”

下一次见到卡夫卡的时候，我问：“您还要到卡林区的木工那儿去吗？”

“您知道这件事？”

“我父亲告诉我的。”

“不，我已经很久没去了。我的健康状况已经不允许我这么做了。我这身子太娇气了。”

“我能够想象，在尘土飞扬的车间里劳作并不是什么乐事。”

“这您就错了。我爱车间里的劳动。经过刨光后的木头的香气、锯子的歌声、锤子的敲击声，这一切都让我着迷。下午总是一转眼就过去了。夜晚的来临总让我吃惊。”

“那时候您一定很累了。”

“我确实很累，但也很快乐。没有比这纯粹、具体，又处处都能派上用场的手艺更美好的东西了。除了木工，我也做农活，有时也莳花弄草。这一切都比办公室里的徭役更美好，也更有价值。在办公室里工作看上去更加高贵，也更加体面，可其实这都只是表象。实际上人们只是更寂寞，因而也变得更加不幸。脑力劳动让人脱离人类社会，而手工劳动却能将人推到人群中去。可惜的是，我不能再在车间或花园里工作了。”

1921年5月，我写了一首十四行诗，路德维希·温德尔（Ludwig Winder）把它刊登在《波希米亚》周日版的副刊上。
借此机会，卡夫卡对我说：“您把作家描述成一个脚踏黄土、头顶苍天的高尚伟人。这当然只是小资产阶级观念中的一种寻常想象。这种由隐秘的愿望滋生出的幻想完全是与现实脱节的。事实上，作家总是要比社会上的普通人更渺小、更软弱。因此，他体会到的艰辛世事也比其他人更深切、更激烈。对作者本人而言，他的歌咏只是一声呼唤。对艺术家来说，艺术是痛苦的，他们通过这种痛苦获得解脱，并借此迎接新的痛苦。他不是个巨人，多少只是一只囚于自身存在之笼内的斑斓小鸟。”

他说捷克语和德语，德语说得更多些。他说德语时口音很硬朗，有些像捷克人说德语时的感觉。不过，这只是一种遥远而不精确的类比，事实绝非如此。
我心目中这种带捷克口音的德语很刺耳，听起来斩钉截铁的。可卡夫卡的语言从未给我留下这种印象。他的语言因内在的张力而显得棱角分明，每个词都是一块磐石。他语言的刚硬源自对恰当性与准确性的追求。所以，这也是一种个人特点的主动表现，而与被动的群体特征无关。
他的语言就像他的那双手。
他有一双强壮的大手，手掌宽大，手指细长，指甲宛如扁平的铁锹，节骨与指节虽突出，却又很精巧。
每当我想起卡夫卡的声音，想起他的微笑与那双手，我总会想起父亲的评价。
他说：“这种力量与胆怯的细致有关。在这种力量中，一切细微之物都是最有分量的。”

卡夫卡尴尬地微笑道：“刽子手总是不光彩的。”

“您这是什么意思？”

“如今，一个正派的、依公务条例而得到高薪的公务员就是刽子手。为什么每个令人尊敬的公务员背后就不能隐藏着一个刽子手呢？”

“可公务员并不杀人啊！”

“谁说的！”卡夫卡用力地把双手拍在桌上，回答道，“他们把活生生的、充满变化的人变成死的、无法变化的注册号码。”

我叹了口气：“好吧，您嘴上夸他，可您根本就不喜欢他。您夸他是为了掩饰对他的厌恶。”

卡夫卡的眼皮略微翕动了一下，他向内抿了抿下唇。我继续道：“对您来说，他根本是个异类。您看他的时候，就像在看笼子里的一头异兽。”

可此时，卡夫卡博士几乎用恼怒的眼神直视我的眼睛，以一种克制着情绪的粗犷声音轻轻说：“您弄错了。不是特雷默尔，在笼子里的人是我。”

“这就对了。这间办公室——”

卡夫卡博士打断了我：“不止这间办公室。到处都是。”他把紧握的右手放到胸前：“我的心里一直背负着栅栏。”

我答应她即刻就走。然后，她领我经过长管状的前厅与一间摆放着深棕色家具的大房间，走进一间狭窄的屋子。弗朗茨·卡夫卡躺在一张简朴的床上，盖着一条套着白被套的薄棉被。
他微笑着向我伸出手，随意地指了指床脚边的椅子。“坐吧。我可能不太能说话。我很抱歉。”
“突然登门拜访，”我答道，“抱歉的应该是我。不过我这次来真的是有很重要的事情。我想给您看点东西。”
我从上衣口袋中取出那本英语书，放在卡夫卡面前的床单上，把上次和巴赫拉赫的对话向他复述了一遍。当我告诉他，加内特模仿了《变形记》中使用的手法时，他疲惫地笑了笑，做了一个幅度不大、表示否定的手势：“啊，并没有。他可没有模仿我。这是时代里的东西，我们模仿的都是时代。比起人类，我们更像是动物，那就是栅栏。比起与人类的亲缘，与动物的亲缘要轻松得多。”

他把书还给我，说：“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背负的栅栏后面。所以，现在人们才总是写动物。这表达了对自由、自然生活的向往。可对人类来说，最自然的莫过于以人类的身份生活。可人们无法看见这一点。他们也不愿意看见。人类的此在 过于艰辛，所以人们至少希望在想象中把它甩得远远的。”
我顺着他的思路说下去：“这有点像法国大革命前的一场运动，当时有个口号叫回归自然。”
“正是如此！”卡夫卡点了点头，“不过今天，人们走得更远了。他们不只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人类已经重新变回了动物，这可要比做人容易多了。他们安逸地混在人群中，穿过城市中的街道去上班，去饲料槽进食，去玩乐。这是种被圈养的生活，和在办公室里没有两样。没有奇迹，只有使用说明、表格与规章制度。人们畏惧自由与责任，这就是他们宁愿在自己打造的栅栏后面窒息的原因。”

第一次与弗朗茨·卡夫卡一起散步，大约是在与他初次碰面的三周之后。
他在办公室里告诉我，让我4点在老城环形路上的扬·胡斯纪念碑前等他，他会把我借给他的一本写着诗的笔记本还给我。
我按时赴约，可弗朗茨·卡夫卡几乎晚了整整一小时才赶到。
他向我致歉：“我永远无法准时赴约。我老是迟到。我也想掌握好时间，我是真心诚意地想要遵守承诺，可周围环境或是我的身体情况总把这份心意打得粉碎，让我看清自己的软弱。这很可能就是我的病根。”

在卡尔夫书店的橱窗前，我们停下了脚步。
为了看清书背上的名字，我的头不停地在肩上转来转去。卡夫卡博士被逗乐了：“您大概也是个书虫，会被书搞得晕头转向的那种。”
“没错，就是这样。我觉得没有书我活不下去。书就是我的世界。”
卡夫卡博士紧紧皱起了眉头。
“这是不对的。书本无法代替世界。这不可能。生活中的一切都有其目的及任务，且这任务是任何其他事物都无法完成的。比如说，人的经历就不可能由别人代为体验。天下之事如此，书中之事也是如此。人们试图把生活像笼中的鸣禽一样关入书中，可这是无法成功的。恰恰相反！人类用书本的抽象为自己建造了一间制度之笼。哲学家们不过是被关在不同笼子里的打扮得五彩缤纷的帕帕基诺 。”

弗朗茨·卡夫卡收到邮局寄给他的《在流放地》的样书时，我正巧在他的办公室。
卡夫卡打开信封时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可当他打开那本墨绿色封面的书，认出是自己的作品时，他明显表现得很窘迫。他打开桌子的抽屉，看了看我，又把抽屉合上，把书递给了我。
“您一定想读这本书。”
我以微笑回应，打开书瞥了一眼书中的句子与纸张后，我察觉到他的紧张，于是就把书还给了他。
“书的装帧非常漂亮，”我说，“不愧是德鲁谷林出版社出品的。博士先生，您应该很满意吧？”
“真的没有。”说着，弗朗茨·卡夫卡便不经意地把书推进抽屉，把抽屉锁上了，“每次出版这些乱写的东西都让我很不安。”
“那您为什么要把它打印出来呢？”
“就是啊！马克斯·布罗德、菲利克斯·维尔奇 （Felix Weltsch）和我所有的朋友动不动就把我写的东西抢走，下次来的时候就拿着一份已经签好的出版合同让我大吃一惊。我不想让他们难堪，所以到头来，发表的东西实际上都是我极为私人的笔记，或是我随便写着玩的东西。我的人性弱点的证据都被印出来，甚至被卖掉了，因为以马克斯·布罗德为首的我的朋友们千方百计地要把它们做成文学作品，而我又没有能力销毁这些孤独的见证。”

我给他讲述了伏尔塔瓦卡罗林塔尔老码头上的故事，还有各种各样小混混激烈的街头斗殴，他们打架时经常把散落在周围的马粪当作可怕的弹丸。
“呃呃！”非常爱干净，在事务所里也动不动就洗手的卡夫卡发出了这样的声音。他脸上厌恶与被逗乐的表情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妖精般的鬼脸。他看上去没那么抑郁了。

他定定地看了我好几分钟。我一直激动地等着他开口。可接着，他用很平静的语调说：“您是要去您父亲那儿是吧？可我还得继续工作。”他微笑着向我伸出了手，“工作把渴望从梦中解放出来，而梦通常只会遮蔽人类的双眼，极尽谄媚之能事。”

青春让卡夫卡沉醉。他的短篇小说《司炉》中充满了温柔与激烈的情感。有一次，在我们谈论文学杂志《树干》上米莲娜·杰森斯卡（Milena Jesenská）的捷克语译本的时候，我这么对他说：
“小说中有那么多阳光与好心情。有那么多爱——尽管小说中根本都没有提到它。”
“爱并不是在小说中，爱是在叙述的对象中，在青春中。”弗朗茨·卡夫卡严肃地说，“青年人充满了阳光与爱。拥有青春是幸福的，因为青年人具有看到美的能力。当这种能力丧失后，凄凉的衰老、凋零与不幸就开始了。”
“所以，衰老会排除所有幸福的可能性？”
“不，是幸福将衰老排除在外。”他笑着把头向前弯了弯，仿佛要把头藏在耸起的双肩之间似的，“能保留看见美的能力的人不会变老。”

还有一次，当我向卡夫卡博士讲述一件青年犯罪案时，我们再一次谈到了他的短篇小说《司炉》。
我问他，十六岁的卡尔·罗斯曼是不是根据某个原型创作的。
弗朗茨·卡夫卡说：“我拥有过很多原型，我又从没有原型。不过这都是过去的事了。”
“可青年罗斯曼和司炉这两个形象都太生动了。”我说。
卡夫卡的脸色变得很阴沉。
“那只是副产物而已。我描画的不是人物。我是在讲述一个故事。他们是图像，只是图像罢了。”
“那么肯定是有原型的。先要有视觉才会有图像。”
卡夫卡笑了。
“人们为物体拍照，是为了把它们从脑海中忘掉。而我的故事是一种让人闭上眼睛的技巧。”

“我读了《审判》。”
“您喜欢它吗？”
“喜欢？这本书太可怕了！”
“这就对了。”
“我想知道您怎么写了这么一本书。‘献给F. ’的致辞肯定不只是一种形式。您一定是想通过这本书对某人诉说些什么。我很想知道之间的关联。”
卡夫卡窘迫地微笑着。
“我很无礼。请您原谅。”
“您不需要道歉。人读书就是为了提问。《审判》是黑夜中的幽灵。”
“为什么？”
“它是个幽灵。”卡夫卡僵硬地望着远处，重复道。
“可这是您写的。”
“我不过是发现了幽灵，并完成了对它的防守。”

“我觉得，在这里用‘体面’或‘不体面’来评价不太合适。”我接话道，“《变形记》是一个可怕的梦，一种可怕的想象。”
卡夫卡停下了脚步。
“梦揭露了隐藏在想象背后的现实。这就是生命的可怕之处——艺术能撼人心魄。不过，现在我要回家了。”
他简短地与我道别。

卡夫卡微笑道：“我们可以较为轻松地从生活中提炼出许多书，可从书中我们提炼不出什么生活。”
“所以说，文学是种劣质的保存手段。”我说。
他笑着点了点头。

我给他讲了一个前不久不知道在哪儿读到的中国小故事。
“心脏是一栋有两间卧室的房子。一个房间里生活着悲伤，另一间生活着快乐。人千万不能笑得太大声，不然就会惊醒隔壁房间里的悲伤。”
“那么快乐呢？响亮的悲伤能唤醒它吗？”
“不。快乐的听力不好，它听不见隔壁房间的悲伤。”
卡夫卡点了点头：“这就对了。所以人们才经常装出快乐的样子。有人在耳朵里塞满了快乐之蜡。比如说我。我假装快乐，是想躲到它的背后。我的笑是一堵水泥墙。”
“用来防御谁？”
“当然是防御我自己了。”
“可墙都是向着外部世界的。”我说，“这是一种向外的防御机制。”
可是，卡夫卡立即非常肯定地反驳了这个观点。
“就是这样！每一种防御已经都是退避与躲藏。因此，对世界的理解永远都是一种内卷式的理解。所以，每一堵水泥墙都只是迟早会崩塌的幻象。因为内部与外部同属一体。彼此割裂时，它们不过是某个我们只能承受，却无法解开的秘密的令人困惑的两种面貌。”

“只通过外部手段求得的伪自由徒有其表，它是一种谬误，一种混乱，它是一片沙漠，除了恐惧与绝望的苦草，没有任何东西能在那儿茁壮生长。这是自然而然的，因为具有真正而持久价值的东西总是来自内心的馈赠。人不是从下至上，而是由内而外地成长。这是一切生命自由的基本条件。这不是人为制造的社会风气，而是一种要不断地去争取的、对自己与世界的态度。这是使人获得自由的条件。”
“一个条件？”我怀疑地问道。
“是的。”卡夫卡点了点头，把他的定义又重复了一遍。
“可这完全是个悖论！”我喊道。
卡夫卡深吸一口气，接着他说：“没错。其实就是这样的。为了让我们在电光石火间看见世界的闪光，构成我们有意识的生命的火花必须要越过矛盾的鸿沟，从一极跃到另一极。”

“人世间的所有东西都是被赋予生命的图像。因纽特人在他们将要燃烧的木头上画上一些波浪线。这就是火的魔法图像，然后他们钻动木栓，唤醒火焰的生命。我做的也是相同的事。我想用我的画完成我看到的人物。可我的人物不会燃烧。或许是我用的材料不正确，或许我的铅笔不具有这样的特点，也有可能是我自身根本就不具有必要的特点。”（卡夫卡）

卡夫卡返回办公室后，我向他诉说了在佛罗伦萨广场上发生的事。讲到最后，我说：“我应该追上去好好骂她一通的！可我竟然什么都没说。我真是个可悲的懦夫！”
可卡夫卡博士摇了摇头。
“您千万别这么说！您不知道沉默中隐藏着怎样的力量。攻击不过是一种幻象，一种诡计，它只是人在自己与世界的面前掩盖弱点的手法。真正稳固的力量来自忍耐。只有弱者才会变得不耐烦与粗暴。如此一来，他通常就完全丧失了为人的尊严。”

我曾数次借给某个熟人一些小钱，现在我没法再借给他钱了，他给我寄来了一封粗鲁的、写满了脏话的信。自以为是的猴子、蠢牛与白痴算是信中最柔和的称谓。
我把这封信带去给卡夫卡博士看，他用指尖把这封信远远地拎到最边远的桌角上，好像在处理最危险的东西似的。
与此同时，他说道：“咒骂是种可怕的东西。我觉得这封信就像一团冒着浓烟的大火，熏着我的眼睛，让我呼吸不畅。每一个脏字都在摧毁语言这一人类最伟大的发明。骂人者是在侮辱灵魂。这是一种对仁慈的谋杀。不过，无法正确权衡如何正确用词的人也会犯下这类谋杀。因为说话意味着斟酌与区分。词语是生与死之间的抉择。”

把所有的书都翻过一遍后，卡夫卡问我：“这些书您全都要读完吗？”
我点了点头。
卡夫卡抿了抿嘴唇。
“您花在这些白日蜉蝣上的时间太多了。这些现代书籍中的大多数不过是当今世界的浮光掠影，它们转瞬即逝。您应该多读一些老书。比如经典作品，歌德的。古老的作品将它最内在的价值展露在外——永久性，而新鲜事物就等同于瞬时性。它今天看上去很美，明天看起来就很可笑。这就是文学之道。”
“那创作呢？”
“创作改变生活。有时甚至更糟。”

如今回想起来，我不得不承认，我对卡夫卡相当不体贴：只要我自己时间方便，我经常不事先通知就出现在他的办公室。尽管如此，他每次都以友善的微笑与伸出的右手迎接我。
我虽然也老是问：“我不会打扰您吧？”可卡夫卡通常都只是摇摇头或不经意地摆摆手，表示不介意。
只有一次，他向我解释道：“把意料之外的来访视作打扰是种无法掩饰的软弱，是对未知的逃避。一个人躲在所谓的私人空间中，是因为他缺乏应对这个世界的力量。人在自我限制中远离了奇迹。这是撤退。所谓此在，首先是与事物共同存在，这是种对话。人们无法回避。您随时随地都可以来找我。”

我的朋友恩斯特·雷德勒（Ernst Lederer）用特殊的浅蓝色墨水在手工制作的、装饰精美的稿纸上写诗。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卡夫卡。
他说：“这很正确。每个魔术师都有自己的仪式。比如说，只有戴着庄重的扑着粉的假发时，海顿才会作曲。写作也是一种唤灵术。”

我谨慎地说道：“人们或许试图在梦里摆脱对经验的负罪感。您觉得呢？”
“没错，就是这样，”卡夫卡点了点头，“现实是塑造世界与人类最强大的力量。它具有效力。正因如此，它才是现实。没有人能够脱离现实。梦只是一条弯路，走上这条弯路的人最终总是回到离他最近的经验世界。史蒂文森回到他的南太平洋小岛，而我——”他停顿了一下。
“而您回到这儿的办公室和老城环形路上的公寓。”我说出了他未说完的话。
“是的，您说得没错。”卡夫卡低声说。
他的脸上突然露出了一个非常忧愁的表情，我不由内疚地喃喃道：“对不起，博士先生，是我无礼了。我太冒失了。这是我的缺点。”
“正相反，”卡夫卡答道，“这是一种力量。在您这儿，印象凝聚成语言的速度比别人快。您没有什么好抱歉的。”
我反驳道：“不！我这行为很没有礼貌。”
卡夫卡把左臂举到腋窝的高度，又让它无力地垂下，然后带着迷人的微笑说：“这也很正常。您确实没有归属。您还不属于这个风俗僵化的世界。所以，您的语言——让我们回到史蒂文森的南太平洋小岛——还是一把锋利的、未使用过的砍树刀。您得小心，千万别砍偏，断了自己的手脚。这是对生命最可怕的犯罪，仅次于谋杀。”

人只有在爱与死亡的危险中才会完全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卡夫卡）

卡夫卡接着说：“人只能扔掉真正属于他自己的东西。所以，自杀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夸张到荒谬的利己主义，一种妄称自己拥有了上帝力量的利己主义，然而在现实中根本没有什么上帝之力，因为这里实际上连力量都没有。自杀者只是因为无能而自杀。他已经没有做任何事的能力了。他因而失去了一切。现在，他把自己最后剩下的东西取走了，做这件事不需要力量，只需要绝望，放弃一切希望就已足够。没有任何风险。冒险是一种坚持，是对生命的执着、对生命的奉献，是看似无忧无虑地度过每一天。”

艺术是全身心的事件。所以，艺术从根本上来说是悲剧。（卡夫卡）

根据事先约定，我本该到卡夫卡博士的办公室去。可是前一天，父亲给我带来了一本柏林的《行动》杂志，里面夹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卡夫卡博士给我的留言，说他要下周才回办公室。后来我去拜访他时，寒暄过后，他立刻就问我：“您能看懂我写的字吗？”
“能，完全可以。您的字写得很清晰，像流动的波浪线。”
卡夫卡摊开双手放在写字台上，苦笑道：“那是绳子掉落在地上的波浪线。我的字母在中间缠绕。”

弗朗茨·卡夫卡给我看了一份关于文学的调查问卷。我想，这是奥托·皮克为《布拉格报》周日的文学副刊安排的。
他用食指指了指“您未来有什么文学计划？”这个问题，微笑道：“这问题真傻，根本没办法回答。”
我不解地看着他。
“人能预言下一刻心脏是如何跳动的吗？不能，这不可能。我们的笔只是心之地震仪上的石笔。地震能够被记录，但无法被预测。”

“这就是文学，”卡夫卡博士微笑作答，“逃避现实。”

“所以说创作也是谎言？”

“不，创作是凝聚，是精粹。文学则是溶解，是减轻无意识生活痛苦的享乐品，是麻醉剂。”

“那创作呢？”

“正相反。创作使人觉醒。”

“所以，创作倾向于宗教。”

“我不会这么说，但是它肯定倾向于祈祷。”

“祈祷与艺术是激情洋溢的意志行为。人们想要超越、攀越正常存在的意志可能性的范围。艺术和祈祷一样，就像一只伸向黑暗的手，它想要抓住一些恩典，从而让自己变为一只给予的手。祈祷意味着将自己投入徘徊于消逝与形成之间的具有变革意义的弧光中，只有完全融入其中，才能将它的万丈光芒嵌入自身存在这一易于破碎的小摇篮中。”（卡夫卡）

“我们和教堂里的木雕一样僵硬。只是没有祭坛罢了。”

我冷笑道：“这个教堂盗贼可能会被归为隐蔽的、有俄狄浦斯或恋母情结的精神病患者。毕竟他想偷的是圣母像！”
“当然！”卡夫卡点了点头，“没有罪过，没有对神的渴望。一切都是世俗的、有明确目的的。上帝超越了我们的存在。所以，我们普遍生活在良知麻痹的状态中。所有超验的冲突似乎都已消失，可是，所有人，所有人都像是雅各布教堂里的木雕那样自我防卫。我们一动不动。我们只是站着。甚至连这都算不上！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只是被恐惧的污泥粘在廉价的基本原则那张摇摇晃晃的椅子上。这就是人生的全部实践。比如说我，坐在办公室里，翻阅着卷宗，试图把我对整个工人意外保险机构的厌恶藏在一个严肃的表情后面。然后您来了。我们无话不谈，穿过喧闹的街道，走进寂静的雅各布教堂，看着被砍掉的手臂，谈论时代的道德痉挛。然后我走进我父母的店铺，吃点东西，给几个欠钱不还的债务人写几封客气的催债信。无事发生。世间祥和。我们和教堂里的木雕一样僵硬。只是没有祭坛罢了。”

“我们生活在一个邪恶的时代——从没有任何事物是名副其实的这一点中，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来。人们使用国际主义这个词，以它指代人道，也就是一种道德价值，而国际主义这个词主要是用来描述地理概念的。概念被推来搡去，像被挖空果肉的空荡荡的坚果壳。比如，在如今这个人们的根早已被拔出泥土的时刻，人们却谈论故乡。”
“谁这么做了？”我问。
“我们所有人！所有人都参与了除根活动。”
“可总要有人是那个驱动力，”我倔强地说，“是谁？您心里想的是谁？”
“我谁也没有想！我既没有想驱动者，也没有想被驱动者。我只观察发生的事情。人是极为次要的。而且——既然已与演员身处同一个舞台，又有哪个批评家能够正确评论演员的表演呢？两者之间不存在距离。正因如此，一切都变得不确定，一切都在摇摆。我们生活在深陷于谎言与幻象的沼泽中，那里诞生了不少残酷无情的怪物，它们对着记者的镜头友善地微笑，实际上，它们却已在不知不觉中践踏了千千万万的人类，就像践踏恼人的虫子那样。”

​我们——卡夫卡博士与我——穿过策尔特纳街，来到老城环形路上。我们从远处就已经能听见一大群人的喧闹声与歌声，走到白孔雀屋附近，我们被一支缓缓行进的游行队伍挤到了墙边。
“这就是国际歌的力量。”我微笑着说，卡夫卡的脸色却阴沉了下来。
“您聋了吗？您没听到这些人在唱什么？唱的可都是旧奥地利的民主主义歌曲。”
我反驳道：“那这些红旗是什么意思？”
“什么红旗！不过就是新瓶装陈酒！”卡夫卡说罢拉着我的手，把我拽进身后的房子。我们穿过阴暗的院子与一条短短的过道，越过粉刷成白色的阶梯，走入一条羊肠小道，从那儿穿过艾森巷后，我们来到了宽阔的利特大街，这里听不到游行的动静。
“我受不了这些吵闹的街头骚乱。”卡夫卡长舒一口气道，“这种骚乱中隐藏着脱离了上帝的、新宗教战争式的恐怖，它以旗帜、歌声与音乐开始，以劫掠与流血结束。”

“一切都在虚假的旗帜下航行，没有一个字符合事实。比如说，我现在要回家了。但只是看起来如此而已。实际上，我是在进入一个专门为我而设的监狱，更艰酷的是，它看起来与一间极为普通的中产阶级公寓无异，除了我，没人能认出它是监狱。因此，任何越狱的企图都消失了。如果没有可见的枷锁，人是无法从中挣脱而出的。所以，囚禁是一种被组织得极为稀松平常且不过分舒适的日常生活。一切似乎都是用结实耐用的材料制成的，一切看起来都十分稳定。但它又是一座使人坠入深渊的电梯。人虽看不见深渊，但只要闭上眼，就能听见它在眼前咆哮、呼啸的声音。”（卡夫卡）

卡夫卡把稿子递还给我。
“您说得对。只有出生的才有生命。其他一切都是虚妄：文学没有存在的权利。”

我给卡夫卡博士带来了一本捷克语的法国宗教诗选集。
卡夫卡翻了翻这本小册子。然后小心地沿着桌面把书推还给我。
“这种文学是精巧的享乐品，我不喜欢。书中的宗教被完全蒸馏为美学。为生活赋予意义的手段成了刺激的手段，成了像昂贵的窗帘、画作、雕花家具，以及货真价实的波斯地毯这样的华丽装饰品。这种文学中的宗教是附庸风雅。”
“您说得对，”我同意道，“由于战争，连信仰领域都出现了替代品，就是这种文学。作者把上帝的思想装饰在身上，就像戴一条五颜六色的时装领带似的。”
卡夫卡微笑着点了点头，说：“那不过是一条极为普通的颈套。就好像人们总是把超脱当作逃遁那样。”

有一次散步的时候，阿尔弗雷德的话语令我大吃一惊，他说：“所有丰饶的哥特与巴洛克风格的装饰与纹饰其实都只有一个目的，它本应用来掩饰各类事物的唯一目的：实用性。人应当忘记功能性，从而也应当忘记自己与自然和世界的紧密关系。没有目的性的美唤起了人对自由的感情。观赏性装饰的艺术文化是文明人驯服深藏于他们心中的人猿的手段。”阿尔弗雷德的话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回家后，我把它记了下来，又逐字逐句地向卡夫卡分享。他半闭着眼睛倾听着。当时我还不知道，他很久以前就写过《为一家学院所作的报告》，讲的是一只猴子如何“变人”。因此，当他对我说了下面这番话的时候，我非常失望：“您的朋友说得没错。文明世界极大程度上是以一系列成功的驯化手段为基础的。这就是文化的意义。按照达尔文主义的观点，人类的形成源自猴子的原罪。然而，一种生物永远无法彻底脱离构成他生存基础的东西。”

“人很难应付自我。想要与必须克服的阶段画下清晰分界线的渴望不断引发言过其实的概念，从而一再产生全新的假象。然而，这正是渴求真理最显眼的表达。人只能在悲剧的黑暗镜像中找到自己，可在那儿，一切都已经完结了。”
“猴子死了！”我冒失地喊出了声。
卡夫卡却带着一种难以形容的温柔笑容摇了摇头，否定道：“怎么会！死亡完全是属于人类的事件。因此，所有人都会消逝。但是，猴子会一直在整个人类族群中生存下去。自我不过是由过去搭建的笼子，周围是永恒不变的未来之梦。”

卡夫卡短暂地拜访了他住在乡下的内兄，等他回来后，我对他说：“我们现在又到家了。”
卡夫卡露出一个伤感的笑容。
“到家？我和我父母住在一起。如此而已。虽然我拥有属于自己的小房间，可那不是家，只是一个掩盖我内心不安，却又让我更深陷于此的避难所。”

“一个人不理解别人的时候，他并不可笑，反而是被孤立、被抛弃的，是可怜的。”（卡夫卡）

“大多数人根本就不能算是活着。”卡夫卡非常平静地回答，“他们就像攀附在礁石上的细小珊瑚那样附着于生命。但是，人类远比这些原始生物可怜。他们既没有为他们抵御海浪冲击的坚固岩礁，也没有钙盐形成的外壳。他们只能分泌出一种具有腐蚀性的胆汁黏液，使他们更虚弱、更孤独，因为这黏液使他们与其他人隔绝。对此又有什么办法呢？”

卡夫卡张开双臂，又让它们像一对麻痹的翅膀般无力地垂下。

“大海赋予这种不完美的造物生命，那我们难道应该质疑大海？可那就是质疑自己的生命，因为人也不过只是这样一只可怜的小珊瑚。因此，人只能极力忍耐，无言地将所有、所有涌上来具有腐蚀性的胆汁黏液吞下去。这就是人为了不对自己与他人感到羞耻所必须做的一切。”

“是的，”卡夫卡点点头，“他学的是自然史、生物与化学。他想深入造物最细微之处的机理，并以此理解生命的意义。不过这当然是走不通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找到的意义，只不过是一种极其微小的反应。那是一滴水中的天空，一幅因我们最轻微的颤动而错位模糊的图像。”
“所以您的意思是，博士先生，我们永远都无法得知真理？”
卡夫卡沉默了。他的眼睛变得狭长而阴沉。他极为突出的喉结在颈部的皮肤后上下滑动了好几下。他盯着自己搁在桌子上的指尖许久。然后，他轻声说：“上帝、生命、真理——这只是同一事实的不同名字。”

“那么，根据圣经的说法，我们生活在火炉里！”

“没错，”卡夫卡点了点头，“我们依然在那里，这是个奇迹。”

我摇头道：“不，博士先生，这很正常。我不相信世界末日。”

卡夫卡微笑道：“这是您的责任。您还年轻。一个不相信明天的青年是在背叛自己。人要想活下去，就得相信。”

“相信什么？”

“相信万物与所有时刻之间充满意义的关联，相信作为整体的生命之永续，相信最近与最远的事物。”

我向卡夫卡讲述了我在新德意志剧场中观摩的两部风格各异的独幕剧，两部戏的作者分别是瓦尔特·哈森克勒弗尔（Walter Hasenclever）和阿图尔·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 。
“表演不太协调，”我的讲述快结束时，我说，“一部戏中的表现主义渗入了另一部戏中的现实主义，反之亦然。或许他们没有花足够的时间研究作品。”
“有可能，”卡夫卡说，“布拉格德意志剧场的经营情况很困难。从整体上来看，该剧场的财政与人事关系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整体，剧场却没有与之相称的庞大受众群。它是一座没有地基的金字塔。演员听命于导演，导演受剧院管理层领导，最后又受制于剧院协会。作为一条链子，却没有最后将一切整合起来的链环。这里没有真正的德意志文化，因此也没有真正可靠而稳定的观众。在剧院包厢与前排就座的、说德语的犹太人并不是德国人，而专程来到布拉格、坐在楼座与回廊上的德国大学生只是外来力量的前哨，是敌人而不是观众。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自然不可能创作出严肃的艺术作品。力量被损耗在琐碎的事情里了，剩下的只有几乎永远都达不到预期中良好的效果的努力与勤勉。这就是我不进剧院的原因。太可悲了。”

卡夫卡曾说过：“叔本华是个语言艺术家，他的思想发源于此。单单因为他的语言，我们就应该阅读他的作品。”

〔或许我的失眠就是一种对来访者的恐惧〕

几个月后，我与汉斯·克劳斯发生了争执。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卡夫卡，他安静地听着，然后只耸了耸肩，说道：“您现在想听我的建议。可我不擅长给人提议。对我来说，每一条忠告都是一种背叛，是一种对未来的懦弱退却。未来是现在的试金石，可只有问心有愧的人才害怕考验。这种人无法完成当下的任务。可谁又清楚他的任务是什么？没有人。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问心有愧，想尽快沉睡来逃避这种内疚。”
我答复道：“约翰内斯·R. 贝歇尔（Johannes R. Becher）在一首诗中称，睡眠是死亡的友好访问。”
卡夫卡点了点头道：“说得很对。或许我的失眠就是一种对来访者的恐惧，我欠它一条性命。”

有一次，我与朋友阿尔弗雷德·坎姆普夫去散步。我们穿过布拉格老城的狭窄的小巷与穿堂房屋，到达现代化的护城河时，他对我说：“布拉格是一座悲剧之城。从建筑中就已经可以看出这一点，中世纪与新时代的建筑式样几乎毫无过渡地交织在一起。这给一列列房屋增添了瓢浮感与幻境感。布拉格是一座表现主义之城。房屋、街道、宫殿、教堂、博物馆、剧院、桥梁、工厂、塔楼，以及出租的营房，处处都是蕴含着深刻内在律动的石化痕迹。布拉格的市徽上有一只砸碎令人窒息的城墙栅栏门的铁拳，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城市的日常面貌中隐藏着一种狂热的、戏剧性的生命意志，它试图通过粉碎陈旧的形式来确保崭新的生命。然而，毁灭就潜伏在这里。暴力滋生暴力。日益发达的技术将粉碎铁拳。现在已经飘浮着废墟的味道。”

“我不明白，”我开诚布公地说，“我们想活，不想死，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吗？这儿非同寻常的罪过是什么？”
我的声音里带着些许讽刺，可弗朗茨·卡夫卡似乎没有觉察到，他极为平静地说：“我们试图将自己有限的个人世界凌驾于无限之上。这样一来，我们打乱了事物的循环。这就是我们的原罪。宇宙与地球上的一切现象都与天体一样循环往复，亘古不变，只有人，具体的人类生命才循着生死的直线行走。对于人类来说，不存在个人的复还。人只能感受到衰落。他因而与宇宙的秩序交错。这就是原罪。”
我打断道：“可这不是人的错！这是命运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东西，怎么能算是罪过呢？”
此时，卡夫卡慢慢地将脸转了过来。我看到了他灰色的大眼睛，那双忧郁的眼睛中透出捉摸不透的光芒。他整张脸被深沉的宛如磐石般的宁静笼罩着，只有略略突出的下唇翕动了一下。还是说那只是影子？
他问我：“您是在向上帝抗议吗？”
我低头看着地板。办公室里一片静默。墙后响起轰隆隆的声音。
接着，卡夫卡说：“否认原罪，就是否认上帝与人类。或许，人类的自由正是由必死性赋予的。可谁又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