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看到现在的儿童无拘无束地几乎是平等地同自己的老师闲聊时，当我看到他们不像我们那样始终对学校怀着隔阂，而是毫无畏惧地奔向学校时，当我看到他们在学校像在家里那样可以坦率地说出自己的愿望和年轻人好奇的心灵中的爱好时，我总觉得有点难以置信。他们是自由、独立、自然的人；而我们那个时代，在踏进那道可憎的学校大门前，我们就全身紧缩，以免前额碰到大门的横梁上。对我们来说，学校意味着强迫、沉闷、无聊，是一处不得不在那里死记硬背那些仔细划分好的“毫无价值的科学”的场所。我们从经院式或装扮成经院式的内容中感觉到，它们和现实，和我们个人的兴趣毫无关系。这种毫无生气、枯燥无味的学习，不是为生活而学习，而是为学习而学习，是旧教育制度强加在我们身上的学习。而唯一真正令人欢欣鼓舞的幸福时刻，就是我们永远离开学校的那一天，为此，我必须感谢学校。
折
国家及其道德的官方立场，对当时这种不光彩的事情，从来就觉得十分尴尬。按照社会的道德标准，谁也不敢公开承认一个女人可以有卖身的权利；但从生理角度来讲，又不能没有这种行当，因为它能排解令人烦躁的未婚性欲。于是，那些权威们模棱两可地试图将卖淫分成两种：一种是国家视为不道德的、危险的，应该取缔的暗娼；一种是有营业执照的，给国家纳税的合法妓女。一个决心当妓女的姑娘，必须得到警察的特别许可和一个准许营业的证书。当她把自己置于警察的控制之下，并履行每周两次体检的义务时，她就取得了正式营业的权利，以她认为合适的价格出租自己的肉体。这种合法的妓女像其他一切行业一样，被看作一种职业，但又不完全被承认——这里恰恰暴露了社会道德的马脚。举例来说，一个妓女是商品，她把自己的肉体卖给了一个男人，而这个男人事后拒绝支付预先商定的价钱，妓女却无法控告他。她正当的要求一下子变成不道德的要求，得不到政府的保护，法律提出的论据是，这种案件是可耻的，不予受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