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为计划刻板和干巴巴的教条，我们的课堂死气沉沉，枯燥无味；课堂成了一架冷冰冰的学习机器，它不根据学生的要求而转动，仅仅是一台标有“良好、及格、不及格”刻度的自动装置，以此来表示学生适应教学计划的要求达到什么程度。这种缺乏人性、抹煞个性的兵营般的生活，无疑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痛苦。我们必须学习规定的课程，学完的课程要通过考试。中学时期的八年里，老师从来没有问过我们想学些什么知识——每个年轻人内心的强烈愿望，老师从不表示鼓励。

许多年后，当我路过那幢暗淡、凋零的楼房时，我还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再也不用踏进那间我少年时代的牢房了。当这所显赫的学校举行五十周年校庆时，我作为以前的高材生受到邀请，要我在部长和市长面前致贺词，但我婉言谢绝了。因为我对这所学校没有什么可感激的，每句感激的话无非是谎言而已。

不过，那种懊丧的学校生活也怪不得老师。对他们既不能说好，也不能说坏。他们既不是暴君，也不是乐于助人的伙伴，而是一些可怜虫。他们是条条框框的奴隶，官方规定的教学计划束缚着他们，他们也像我们一样，必须完成自己的“课程”。我们也清楚地感觉到，每逢中午校铃一响，他们也像我们一样快乐，一样感到获得了自由。他们不爱我们，也不恨我们，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我们。过了好几年，老师们还是只知道我们中间极少数几个人的名字。在当时的教学法的指导下，他们除了批改学生作业中有多少错误，便再也不关心学生什么事了。他们高高地坐在讲台上，我们坐在台底下，老师提问，我们回答，除此之外，老师与学生再也没有任何联系。因为在老师和学生之间，在讲台和课桌之间，在台上和台下之间，清晰分明地有一道看不见的权威之墙，它阻碍彼此之间的任何接触。

我们面临的世界，或者说，主宰我们命运的世界，它的一切做法集中在把太平无事的世界奉为偶像，希望它万古长青。这个世界是不喜欢青年一代的，说得透彻一点，它怀疑青年一代会打碎这个偶像。市民社会对自己有条不紊的“进步”和秩序沾沾自喜，并宣称，在一切生活领域中适度平稳有节制是人唯一的有成效的品德。任何急忙推进的事都应避免。

由于奥地利不断衰退，因此年龄的大小具有不同的价值，像今天一样。那时候，一个十八岁的中学生还被当作孩子，如果当场抓住他在吸烟，他就要受到惩罚；如果他想上厕所，就得毕恭毕敬地先举手，得到许可后才能离开座位。纵然一个三十岁的男子，也同样被看作羽毛未丰不能独立的人；即便到了四十岁，也被认为不足以担当重任。所以，当三十八岁的古斯塔夫·马勒被任命为皇家歌剧院院长时，全市哗然，这个首屈一指的艺术机构竟交给一个“如此年轻的人”。他们完全忘了，莫扎特三十六岁，舒伯特三十一岁就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主要作品。这种不信任感——认为每一个年轻人都“不完全可靠”——遍布当时所有的社会阶层。

青年人的朝气、自信、大胆、好奇、欢乐——这些在今天受我们羡慕的素质，在那个一味追求“持重”的时代，却被看成靠不住的表现。

在了解了这种特殊的观念以后，我们才会理解国家是要充分利用学校作为维护自己权威的工具。学校首先教育我们：现实的一切是完美无缺的，教师的话是完全正确的，父亲的话是不可反驳的，国家的一切设施是绝对有效、与世永存的。这种教育的第二个原则，就是不应该让青年人舒服。这一原则也在家庭中得以贯彻。在给予青年人某些权利之前，他们应该首先懂得自己应尽的义务，那就是完全服从。从一开始就要我们牢记，我们至今尚未做出任何贡献，没有丝毫经验，对给予我们的一切要永怀感激之情，而没有资格提什么问题和要求。

不论在家里，还是在学校或国家机关里，到处都用同样的话来回答，不厌其烦地恳切劝导，他还没“成熟”，还什么也不懂，他应该恭恭敬敬听别人说话，没有资格插嘴或反驳。基于这种观点，学校里的这些可怜虫高高地坐在讲台上，俨然一尊不可接近的泥像。我们的全部心思都应该囿于“教学计划”之内。我们在学校里是否觉得舒服，是无关紧要的。按照那个时代的真正意向，学校的使命与其说是引导我们前进，毋宁说是阻止我们向前；不是把我们培养成有丰富内心世界的人，而是要我们尽可能百依百顺地去适应既定的社会结构；不是提高我们的能力，而是限制我们的能力，消灭我们之间的差异。

对青年一代这种心理上的压力，或者更确切地说，这种反心理的压力，只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效果：不是使他们麻木，就是使他们兴奋不已。不妨查阅一下精神分析学家们的文献，看看这种荒唐的教育方法究竟造就了多少“自卑情结”。“自卑情结”这个词恰恰是经历过奥地利教育的人发明创造的，或许并不是巧合吧。我本人也要感谢这种压力，它使我很早就流露出对自由的酷爱，其激烈的程度是今天的青年人无法理解的。还有，在我的一生中，我对一切权威，对所有“教训口吻”的谈话恨之入骨，对一切不容置疑的说教反感至极——多年来，这已成了我的一种本能。

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我们十岁上中学，八年中学里的前四年，我们就学到了中学阶段的全部知识。我凭直觉感到，在后四年我们已经没有正经东西可学了，甚至在感兴趣的课程上我们知道的比可怜的老师还要多。那些老师在念完专业以后，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再也没有打开过一本书。同时，我们也日益感觉到另一种矛盾出现：我们在课堂上埋头读书，已学不到什么新知识和有价值的东西，而在学校外面却是另一番景象，城市繁荣，有剧院、博物馆、书店、大学，处处有音乐，时刻都有意外的欢乐。我们的求知欲被压制，对知识世界、艺术世界、人生享乐的好奇心在学校里无法满足，便一股脑儿转向校外的精彩世界。起初，我们同学中间只有两三个发现自己对艺术、文学、音乐有强烈的兴趣，接着是十几人，最后几乎是全体。

青年人的热情从来都是互相感染的，在一个班上，它像麻疹或猩红热一样从一个人传染到另一个人。由于新感染者天真的虚荣心作祟，促使他尽快在校外的知识方面超过别人，所以他们之间互相促进，尽早适应新天地。至于他们的热情朝哪个方向发展，一般都是偶然的。如果这个班里出现一个集邮者，那么不久就会有十几个人同样痴爱集邮；如果有三个人爱慕女舞蹈演员，那么每天就会有一些人站在歌剧院舞台门旁，一睹她们的风采。比我们低三个年级的一个班完全被足球迷倒，而比我们高一个年级的一个班则热衷于社会主义和托尔斯泰。而我正巧在一个对艺术发生狂热兴趣的班级，或许正是这样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倘若老师们细心注意的话，就可以发现，在我们的拉丁语法书的封皮里夹着里尔克的诗，而我们的数学练习本则用来抄录借来的书籍中那些优美的诗句。每天我们都想方设法利用无聊的上课时间偷偷看我们自己带来的书。当老师在讲台上念他那不知念了多少遍的讲稿——关于席勒的《论质朴的诗和感伤的诗》时，我们在课桌下看尼采和斯特林堡的作品，这两位的名字是台上那位循规蹈矩的先生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我们渴望了解和认识在艺术和科学等所有领域里发生的一切。每天下午，我们混在大学生中间，到大学去听课。平时我们参观各种艺术展览，走进解剖学教室里去看尸体解剖。我们用好奇的鼻孔去辨别一切气味。我们偷偷溜进交响乐队排练场，到旧书店去翻古书，每天都浏览一遍书店的陈列，以便立刻知道昨天又有什么新书。看书是我们最主要的事。凡是到手的书，我们全部都看。我们从公共图书馆借书，同时将借来的书交换着看。但是，我们了解一切新事物的最佳场所则始终是咖啡馆。

有一次，我告诉我尊敬的朋友保尔·瓦莱里，我和他的作品打交道有许多年了。我还告诉他，早在三十年前，我就喜欢他的诗歌，并拜读过。瓦莱里带着善意的微笑对我说：“你别胡说了，老朋友！我的诗一九一六年才出版。”可是我当场就分毫不差地向他描述出我们于一八九八年在维也纳第一次读到他的诗登载的那本文学刊物的颜色和开本，他惊奇万分：“那本刊物在巴黎几乎没人知道，你在维也纳又怎么搞到的呢？”我只能这样回答：“正如您中学时在自己的省会城市能读到马拉美那些当时鲜为人知的诗歌一样。”他表示赞同：“是啊，年轻人总想发现自己的诗人，并从中发现自己。”

霍夫曼斯塔尔穿着童装进来了，显得有点紧张，接着他开始朗诵。施尼茨勒告诉我：“一开始没人在意，但几分钟后，我们全都竖起耳朵仔细聆听。大家交换着赞许和惊奇的目光。诗句是那么完美，形象是那么动人，音乐性是那么鲜明。我们还没有听到一个在世的人能写出这样的诗句，我们甚至认为，自歌德以后几乎不可能有这样的诗句。而且，比形式上的无可匹敌（以后在德语中再也无人达到过）更为令人赞叹的，是他对生活的认识。对一个整天坐在教室里的中学生来说，这种认识只能来自神秘的直觉。当霍夫曼斯塔尔朗读结束后，我们呆呆地坐在那里。我觉得，”施尼茨勒对我说，“我平生第一次遇到一个天生的奇才，在那以后，我再也没遇上过如此令人激动的场面。”

从一定意义上说，霍夫曼斯塔尔后来再也没有超过他在十六岁至二十四岁这个阶段所创造的无与伦比的奇迹。虽然我对他后期的作品同样赞赏，如他的优秀散文，长篇小说《安德烈亚斯》——这部未完成的作品或许是最美的德语长篇小说——以及部分戏剧段落，但是，随着他日益看重现实戏剧和时代趣味，随着他的创作具有明显的意图和功利目的，早年那些充满童稚自然的诗歌中的纯净灵感消失了，梦游者似的模糊不定的描写消失了，从而也就失去了对我们这些爱挑剔的青年人的吸引力。我们这些未成年人的神秘知觉预先就知道，在我们这一代，像他这样的奇迹只可能出现一次，在我们一生中再也不会重演。

对我们这些更年轻的人来说，霍夫曼斯塔尔和里尔克是对我们这些能力尚未成熟的人的一次不同寻常的推动。我们并不期望在我们中间会有人再现霍夫曼斯塔尔的奇迹，但是只要他存在，就会给我们增添力量。因为他的存在本身就清楚地表明，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我们的城市里，在我们的环境中，同样可以产生诗人。霍夫曼斯塔尔的父亲是一家银行的经理，他像我们一样，出身于犹太市民阶层，因此，这位天才诗人是在一幢和我们住的差不多的房子里长大的，里面的家具是一样的，从小接受和我们同样的道德教育，进入一所同样死气沉沉的中学，学同样的课本，也在同样的木板凳上坐了八年，像我们一样感到不耐烦，像我们一样热衷于一切精神财富。可是你看，他成功了，当他还必须坐硬板凳磨破裤子，在体操房里来回踏步的时候，就成功地跳出了自己狭隘的小圈子，跳出了使人窒息的城市和家庭，一下子飞入无限的世界中去。

青年人热烈崇拜各类天才，必然会回过头来看看自己，能否在自己尚未认清的躯体里，或者在半明半暗的心灵中，找到那种优良本质的苗头和可能。

我今天仍怀着感激之情怀念我们那一伙人。他们给了我多么大的帮助啊！那种火热的讨论，你追我赶的狂劲，互相之间的表扬和批评，提前锻炼了我的手和大脑，大大开阔了我的精神世界。我们是如何鼓起勇气摆脱单调无聊的学校生活啊！如今，每当我听到舒伯特那首不朽的歌：“你，迷人的艺术，总是在无比空虚的时刻……”往事又历历在目，我仿佛又看到我们垂着双肩坐在冰冷的板凳上，然后在放学回家的路上闪着兴奋、激动的目光，评论和朗诵诗歌，兴之所至，狭隘的小天地全抛在脑后，如舒伯特歌曲说的那样，我们“沉湎在一个美好的世界”。
这种对艺术过分的酷爱，这种对“美”近乎荒唐的推崇，只有牺牲了我们那个年龄的通常兴趣才能得以实现。

一个人的肌肉误了锻炼，以后还可以补上；而智力的飞跃，即心灵中那种内在的理解则不同，它只能在决定性的那几年里成型；只有早早地学会敞开自己心扉的人，以后才能把整个世界包容在自己的心里。

但是我们这些年轻人完全沉浸在对文学的偏爱之中，很少注意我们的国家所面临的危险，我们的眼睛只盯着书籍和绘画。我们对政治和社会问题毫不感兴趣，那些刺耳的争吵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呢？当全城为选举激动不已时，我们去了图书馆。当群众暴动时，我们正在写作和讨论诗文。我们没有看到墙上着火的信号，而像古时的伯沙撒国王一样，无忧无虑地品尝美味的艺术佳肴，没有警惕地向前看一眼。直到几十年后，当屋顶和墙垣倒在我们头上时，我们这才明白，地基早已被挖空。随着新世纪的开始，个人自由已在欧洲没落。

我就是在这种不健康的、令人窒息而又夹杂着浓郁香味的空气中，在不愁吃穿的环境里长大成人的。那种虚伪的反心理学的道德观，对“性”一直保持沉默和藏匿的伎俩，像一座魔山重重压在我们头上。作家们屈服于这种非人性的道德观，所以在文学和文化史上缺少反映当时实情的真实文献资料，也使人很难将那些不真实的东西恢复其本来面貌。

从前，几个身份相当而性别不同的年轻人想在无人监护的情况下一起去郊游，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更确切地说，首先想到的是可能会“出事”。这样的聚会，只有监护人——母亲或家庭女教师——形影不离地跟着，才能实现。一个年轻的姑娘在最炎热的夏天打网球，想穿件露出双腿的衣服或者裸出双臂，那简直是荒唐的丑行。如果一个有教养的女子在社交生活中交叉着双腿会被认为有失体统，因为这样会露出裙下的肉体。就连自然要素，如阳光、水、空气也不能触及女人的皮肤，何况别人的眼睛。在辽阔的大海上坐船，女人们必须穿沉重的衣服，步履艰难地走动，寄宿在学校和修道院里的年轻姑娘们，必须从脖颈到脚后跟包得严严实实，为的是忘掉自己还有躯体；甚至在室内洗澡也要穿着长长的白衬衫。妇女年长后直到去世，她的肉体，除了接生婆、丈夫和洗尸体的人以外，再也没有其他人看见过她肩膀的线条或膝盖，这绝不是故意夸张。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觉得这些“规矩”简直像童话或者滑稽的夸张。然而，在那时候，从社会最高层的人士到最底层的百姓，无一例外，都像得了神经病似的，害怕所有的肉体和自然。

只有那些不给予的东西，才会使人产生强烈的欲望；越是禁止的东西，越能刺激人拼命想得到它；耳闻目睹得越少，梦幻中想得越多；人的肉体接触的空气、光线和日光越少，性欲集聚得越多。总之，加在我们青年人身上的社会压力，不过是引起我们内心对各有关当局的不信任和怨恨罢了，并没有提高我们的道德水平。从我们的情欲萌发的第一天起，我们本能地感觉到，那种不诚实的道德观用掩盖和沉默从我们身上夺走本该属于我们这个年龄的东西；为了保存早已腐朽的习俗，而牺牲我们坦诚的愿望。

只要谁翻翻老版的《散页画报》或别的幽默刊物就会发现，每期都有对老姑娘的低级无聊的嘲讽：她们由于精神失常，已不知掩盖自己本能的性要求。她们曾为了家庭和个人的名誉，不得不压制自己内在的生理需求：对爱情和对成为母亲的需求。然而，人们非但不体谅她们因牺牲自己的生活而造成的悲剧，反倒拿她们开玩笑，这些不通人情的人，真是可恶之极。一个以不诚实的态度压制人的自然本性而犯了罪的社会，总是最残酷地对待那些泄露了它的秘密并将之公之于世的人。

国家及其道德的官方立场，对当时这种不光彩的事情，从来就觉得十分尴尬。按照社会的道德标准，谁也不敢公开承认一个女人可以有卖身的权利；但从生理角度来讲，又不能没有这种行当，因为它能排解令人烦躁的未婚性欲。于是，那些权威们模棱两可地试图将卖淫分成两种：一种是国家视为不道德的、危险的，应该取缔的暗娼；一种是有营业执照的，给国家纳税的合法妓女。一个决心当妓女的姑娘，必须得到警察的特别许可和一个准许营业的证书。当她把自己置于警察的控制之下，并履行每周两次体检的义务时，她就取得了正式营业的权利，以她认为合适的价格出租自己的肉体。这种合法的妓女像其他一切行业一样，被看作一种职业，但又不完全被承认——这里恰恰暴露了社会道德的马脚。举例来说，一个妓女是商品，她把自己的肉体卖给了一个男人，而这个男人事后拒绝支付预先商定的价钱，妓女却无法控告他。她正当的要求一下子变成不道德的要求，得不到政府的保护，法律提出的论据是，这种案件是可耻的，不予受理。

命运总是知道怎样把它需要的人找来，去完成自己神秘的使命，尽管这个人在命运面前想躲藏起来，但无济于事。

他示意我坐在旁边的椅子上，一面问道：“我觉得在什么地方看到或听到过您的名字，您写过诗，对吗？”我不得不点头承认。于是他向椅背一靠，说道：“您给我带来了什么大作？”
我说，我很高兴让他看看我写的一篇小散文，接着我便把手稿递给他。他先翻了一下页数，可能在估计有多大篇幅，随后将身子深深地陷进椅背里。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他已开始读我的手稿（我压根儿没想到），他看得很慢，一页一页翻下去，全神贯注，目光始终没离开手稿。他看完最后一页，慢慢地把手稿叠好，放进一个文件袋里，用蓝铅笔在上面作了一个记号。他始终没看我一眼，屋内的空气像凝固了似的，他的这些动作把我置于一种神秘莫测的长时间的紧张状态之中。我觉得，过了那么久，他才抬起头来，用深沉的目光望着我，故意用缓慢而又严肃的语气对我说：“我很高兴我能告诉您，《新自由报》副刊将发表您这篇漂亮的散文。”那种气氛，简直就像在战场上拿破仑将一枚十字勋章佩戴在一个年轻中士胸前一样。

我陪他走了很长一段路，一直送他到家门口。他站在门口，向我伸出手，说道：“您为什么从不到我家里来看我？只要您事先来个电话就行，我现在已有空闲时间了。”我答应以后来看望他。实际上我是下定决心不实践自己的诺言，因为我越是爱戴一个人，就越珍惜他的时间。

这里的每块石头都诉说着法国的历史。再过一条街，就是国家图书馆，我可以在那里度过整个上午。藏有名画的卢浮宫博物馆和川流不息的林荫大道都只有一箭之遥。我终于住进我梦寐以求的地方，这里是巴黎的心脏，可以摸到法国的脉搏。我还记得，有一次安德烈·纪德来看我，他对在巴黎市中心竟有这么个幽静的地方感到惊讶，他说：“我们自己的城市中最美的地方，还要外国人向我们指出。”说真的，在市中心除了这间富于浪漫色彩的书房外，我再也找不到一处既有巴黎风味，同时又十分雅静的地方了。

当时，我急不可待地到大街上四处溜达，尽量地观看，尽量地寻找！我不仅要重温一九〇四年的巴黎，还要用我的全部感官和心灵去体验亨利四世、路易十四、拿破仑和革命时代的巴黎，了解雷蒂夫·德·拉布列塔尼和巴尔扎克、左拉及夏尔–路易·菲利浦的巴黎，熟悉所有的街道、人物和事件。诚如我在法国始终感受到的那样，我在巴黎也感受到，伟大的写实文学扎根于民间，具有永久不衰的力量。因为众多的诗人、小说家、历史学家和风俗画家的艺术创造，我目睹巴黎过去的一切。如今在我的心中早已熟悉的东西，在实际的接触中显得更加生动。肉眼的观察就是一种再认识，就像希腊悲剧中的人物“重新认出”亲朋好友来一样，这也是一种乐趣。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赞誉的，这是一切艺术享受中最伟大、最富有魔力的事情。但是有一点，你若要了解一个民族和一座城市的最隐蔽之处，绝不能通过书本，即使你到处闲逛无数次，也无济于事，只有通过了解或认识该城和该民族中最优秀的人物才能解决。要了解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真正联系，只能从活着的人的思想脉络中获得；从外部观察到的一切都是一种真实的草率的概念。

我和维尔哈伦一起看望一些画家和诗人，他们住在灯红酒绿、喧嚣不休的市中心，但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创造的寂静之中，就像在一座孤岛上，埋头写作。

今天，当我回想起他和其他一些对文学有千锤百炼之功的大师时，当我回想起像可望而不可即的星辰一样照耀着我青年时代的那些作家的名字时，我的心中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个可悲的想法：在我们这个喧嚣骚动和惊慌失措的时代，难道还有可能产生专心致志于抒情诗创作的纯粹诗人吗？我们不胜惋惜的那一代诗人，那不是很快就无处可寻了吗？在被命运的风暴搅乱的日子里，那一代诗人后继无人了。那些诗人不要求外部的生活，他们不是凡夫俗子，他们不追求荣誉、头衔、实利，他们所追求的，是在安静的环境中苦思冥想，把一节一节的诗完美地联接起来，使每行诗都富于音乐性，充满光彩，富于形象。他们志同道合的人所形成的圈子，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喧嚣中，简直像一个受教规约束的宗教团体。他们故意疏远日常生活，在他们看来，天底下最重要的事莫过于优美的、然而比时代的轰隆声更富有生命力的音响；如果一个韵脚与另一个韵脚搭配得恰到好处，作者的心中便会产生一种无法形容的激动，这种激动悄然无声，比一片风中的树叶飘落的声音还要轻，但它却以自己的回响触及深远的心灵。

我很清楚，每个时代都会产生一个创造奇迹的诗人，歌德为拜伦写的挽歌中那句动人的话始终是对的：“因为世界不断地创造他们，如同他们自古以来不断地创造世界一样。”这样说来，诗人会不断产生，永不枯竭，即使在最不体面的时代，不朽的上帝也会给我们留下珍贵的信物：诗人。

在这些诗人中间，也许再也没有一个人像里尔克那样生活得更谨慎，更神秘了。但是，这并不是一种故意的、被迫的（或像牧师那样出于无奈的）孤独，犹如斯蒂芬·格奥尔格在德国过的那种孤寂生活。不论里尔克走到哪里或在哪儿驻足，在他的周围就会产生一种宁静的氛围。由于他拒绝和回避一切嘈杂，甚至一切荣誉——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荣誉是“围绕一个名字聚集起来的全部误会的总和”——那种好奇的空洞的滚滚巨浪只打湿他的名字，并没有打湿他本人的身体。要找到里尔克是相当困难的，他没有家，没有地址，没有住宅，没有固定住所，没有办公地点；他总是在周游世界的途中，因此没有人能断定他的行踪。甚至他自己都不知道，他会转到哪里去。对他那颗极其敏感和多愁善感的灵魂来说，任何死板的决定、任何计划和预先通知，对他都是一种压力。

有一次，他对我说：“那些表达自己的感受像喷血一样的人，使我疲惫不堪。因此，我很少接近俄罗斯人，就像我只是浅尝利口酒一样。”

p.s.“他”指里尔克

他爱美的天性紧紧伴随着他，一直渗透到那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上；不仅如此，他的手稿也是用他的圆熟的书法细致地写在最美的稿纸上，行与行之间的空白，好像是用尺子量过一样；就是写一封最普通的信，他也选用好的纸张，通常他都用纯净的丰满书法把字写在空白格里。即便是写一张紧急通知，他也从不允许自己涂改一个字；如果有一句话或一个词有点不恰当，他会很有耐心地立刻重写一遍。里尔克绝不把还没有全部完成的东西出手。

我去拜访他的时候，他住在租来的两间大小不同的房里，屋里陈设简单，没什么装饰；由于他特有的审美，所以一走进房间，就感到其中别有风味，充满宁静。他从来不租嘈杂的楼房，宁愿租几间偏僻的旧房子，虽然有点不方便，可住在这里如同在家里一般；不论住在哪里，由于他有条不紊的习惯，他会立刻把房间布置得别有风味，适于他自己的天性。他周围的东西很少，但总有一只花瓶或一只碗里插着盛开的鲜花，也许是女人送的，也许是他自己小心翼翼带回来的。墙边总是放着书籍，装帧精美，有的仔细地包着书皮。他爱书如命，就像把它们当作不会说话的动物。在写字台上，并列摆放着铅笔和钢笔，还有一叠没有写过的纸整齐地放在右角；房间里还有一幅俄罗斯正教尊奉的圣像和一幅耶稣蒙难时的天主教圣像，我相信，这两张圣像，不论他走到哪里，总不会离身。这两张圣像给他的房间增加了一些宗教色彩，尽管他信教的热忱与那些固定的教义毫不相干，似乎是泛神论者。我从一些细节中发现，他房间的摆设是他精心设计的，并小心谨慎地保持着。

p.s. “他”指里尔克

我当时不知道他邀请我参加的是一个朗诵晚会，他邀请的一小部分人是经过挑选的。我们坐在那个并不宽敞的房间里，显得有点拥挤，有的人甚至坐在垫脚的小凳上，有的人索性坐在地板上。大家落座之后，站在黑色（或者是盖着黑布）斜面桌旁的叶芝把两支手臂粗的祭坛蜡烛点燃，房间里的其他蜡烛顿时熄灭，朗诵开始了。在微弱的烛光下，叶芝留着黑色鬈发的脑袋和他的动作，显得轮廓分明，似剪影一般。叶芝缓慢地、低沉地、富有乐感地朗诵着自己的作品，没有一点刻意的味道。他的每行诗句都铮铮有声，颇具分量。他朗诵得很动人，确实也很庄重。我感到唯一的不足之处，是他那一身不自然的打扮，他穿着道袍似的黑色长袍，活像一个神甫。房间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香味，我认为，这是粗大的蜡烛燃烧的结果。这一切使得这次自发的诗歌朗诵会并不像是文学欣赏会，反倒像一次祭诗的仪式——但是，另一方面，这晚对我产生了一种新奇的诱惑力。

当一首诗、一段旋律从无形之中，从一个天才的幻想和直觉中通过文字加以定形而问世时，那是最神秘的一个瞬间。而大师们那经过反复推敲或冥思苦想过的原稿上，岂不是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适合琢磨这一瞬间？如果我面前只有一部成功的作品，我绝不会说，我对这个艺术家已经足够了解了。我还是相信歌德的话，如果要完全理解一部伟大的著作，不仅要看到成品，还必须要了解这部作品的产生过程。如同我看到贝多芬乐谱的初稿一样，上面涂改得乱七八糟，改动之处与原稿混杂在一起，但改动的铅笔线条正说明作者的才气，体现了他的创作热情，看到这些，我兴奋异常。难以辨认的乐谱反而引起我无限的遐想。我拿着这张像天书似的乐谱手稿，呆呆地凝视着，像着了魔似的。巴尔扎克的一张校样让我欣喜若狂——几乎每句话都修改了，每一行字都反复涂改过，稿纸的周边已看不出白色，被各种修改符号和字迹填满。有一首诗，我已经喜爱了十多年，一得到该诗的原稿，即它问世前的草稿，我心中便不由自主地产生一股虔诚的、敬畏的感情，我几乎不敢触碰它。

接着又发生一件稀奇事：我手中藏有一件莫扎特的手稿，令人扫兴的是其中有一段乐谱被人剪掉了。可能是五十年前或一百年以前被一位莫扎特的爱好者剪掉的。可是突然有一天，这块缺失的乐谱竟在斯德哥尔摩的一次拍卖会上出现了。我可以将莫扎特的咏叹调重新拼全，就像他一百五十年前留下来的那样。

当时我的稿费收入还不足以让我大批购买别人的手稿，但是任何一个收藏家都有体会，当他为了搞到一件手迹而不得不牺牲其他乐趣时，那件手迹所带来的快乐会有多大。此外，我还请求所有的作家朋友将他们的手稿捐送给我。罗曼·罗兰将他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卷的手稿送给了我；里尔克把读者最喜欢的《旗手克里斯多夫·里尔克的爱和死亡之歌》的手稿给了我；克洛岱尔给了我他的《给圣母的受胎告知》的手稿；高尔基给了我大批草稿；弗洛伊德给了我他的一篇论文的手稿。他们都知道，没有一家博物馆会精心保管他们的手迹。

由于我对一个天才留在世上的一切怀有深刻的敬意，所以我除了搜集他们的手稿外，还尽量搜集他们的各种遗物。后来，在我的“第二次生活”期间——家里的一个房间成了我搜集遗物的储藏室，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简直成了崇拜的殿堂。里面放着一张贝多芬用过的写字台和他的一只小钱匣。临终前，他从床上伸出颤抖的手，从小钱匣里拿钱给女用人，里面还有贝多芬的家庭账簿的一张记账纸和贝多芬的一绺灰白头发。歌德用过的一支羽毛笔被我用玻璃盒仔细保存了多年，以免诱惑我好动的手去触摸，我的手怎么配去拿这支笔呢！可是现在，居然还有一个被歌德那圆圆的黑眼睛慈祥、爱抚地注视过的人活在世上，这真是人世间的奇迹！这位风烛残年的老妇人用一条极易断的红线把崇高的魏玛时代与我有幸居住的郊区厨师巷八号楼系在一起。

我在一九〇五年或一九〇六年夏天写了一个剧本——完全是我们时代的风格，是一部诗剧，而且是古希腊式的。剧名是《忒耳西忒斯》。说到该剧，我以后再没有让它再版——我三十二岁以前所有的著作，也都没有再版过——我之所以今天还提到这个剧本，只是觉得它在形式上还有可取之处，另一方面，这部剧能够显示我的创作中鲜明的个性特征，我从来不喜欢为英雄人物歌功颂德，而是始终着眼于失败者的悲剧。在我的中篇小说里，主人公都是一些受命运摆布的失败者，他们对我很有吸引力。在我的传记文学中，我不写在现实生活中获得成功的人，只写那些具有崇高道德精神的人物。比方说，我不写马丁·路德，而写伊拉斯谟；我不写伊丽莎白一世，而写玛丽·斯图亚特；我不写加尔文，而写卡斯特利奥。在这出剧中，我不把阿喀琉斯作为主人公，而是把他的对手，最不显眼的忒耳西忒斯——一个深受苦难的人，只有别人给他苦吃，而他的力量和明确的目标不具备使别人痛苦的可能——当作主人公。

后来我才知道，人生的道路是由内因决定的；我们的道路往往偏离我们的愿望，而且是极混乱的、没有道理的，但它终会把我们引向我们自己看不见的目标。

欧洲各国的头脑里都充满了蠢蠢欲动的热血。这些国家扩张的野心到处膨胀，像流行病那样传染，但同时也要有效地巩固国内的秩序。那些发了大财的法国工业家唆使同样肥胖的德国工业家，两家大公司联手合作。——克虏伯公司和法国勒克勒佐的施奈德公司都要推销更多的大炮。拥有巨额股票的汉堡海运界和南安普敦海运界对着干。匈牙利农场主和塞尔维亚农场主对着干；这一帮康采恩反对另一帮康采恩。经济的暂时繁荣使所有人像发了疯似的，拼命攫取更大的财富。如今，当我们心平气和地问自己，一九一四年欧洲为什么会爆发战争，我们找不出任何充足的理由，也找不出它的诱因；这次战争不是出于思想上的纠纷，也不是为了争夺边境的几个小地方。我认为只能用“力量过剩”来解释，也就是说，战前四十年和平时期积聚起的内部力量，它必然要发泄出来。每个国家都突然之间有了一种想要使自己强大的情感，可恰恰忘记了别的国家也会有这种情感。每个国家想从别国得到更多的财富，可是这些国家也想从别国得到财富。而最糟糕的是，我们被自己最喜欢的东西欺骗了，那就是我们的乐观主义。

我在他的房间里感觉到一种人性上和道德上的优势，一种不带骄傲情绪的内心自由，对一个坚强的人来说，这种自由是不言而喻的。

p.s.“他”指罗曼·罗兰

罗曼·罗兰在他的整部作品中赞美了艺术的不朽，但我却从他身上感到他对世界结构的脆弱表现出加倍的悲哀。他回答我说：“艺术能使我们每个人得到满足，但它对现实生活却无能为力。”

现在我们已陷入激流险滩之中。我们一直惶惶不安，但总想舒一口气：“这一次战争没有临头，但愿永远不会落到我们头上。”

人的心态并不存在于官方的事件中，而是最早存在于细小的个人生活插曲中。

在生活中间有许多秘密包围着我们，而我们对周围的人却知之甚少。

只有罗曼·罗兰的看法不一样，他说：“百姓越老实，就越容易轻信。自从彭加勒当选以来，形势一直不好。他的彼得堡之行并不愉快。”我们长时间地讨论起夏天在维也纳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不过，对这次代表大会，罗曼·罗兰比其他人更持怀疑态度。他说：“一旦发布动员令，到底有多少人能坚持得住，谁能知道？我们已陷入一个群情振奋、歇斯底里的时代，在战争中绝不能忽视这股歇斯底里的力量。”

巴黎这座城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无忧无虑，而住在巴黎的人也以自己无忧无虑的心情来爱这座城市。在巴黎的最后几天，我陪着维尔哈伦去鲁昂，他要在那里作一次报告。夜里，我们站在教堂前，教堂的塔尖在月光中闪烁着迷人的光辉——如此良辰美景难道只属于一个“祖国”，而不属于我们大家？我们在鲁昂火车站话别。两年以后，在同一地点，一列火车——他歌颂过的机器——把他辗得粉碎。他一边拥抱我，一边对我说：“八月一日，在我的卡佑基比克再见。”我答应了，因为我每年都到他的庄园里去看他，和他并肩翻译他的新诗。为什么这一年会不去呢？我也与其他朋友无忧无虑地告别。我向巴黎告别，同样是漫不经心、不动感情的告别，就像一个人要离开自己的家几个星期一样。我以后几个月的计划是清楚的。

在我看来，在我三十二岁之际，如一切顺利的话，在阳光灿烂的夏天，世界会变得更美丽，更合乎情理，就像一片可喜的庄稼。我爱这个世界，期望它有一个美好的现在，一个美好的未来。
可是，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在萨拉热窝的一声枪响，刹那间把一个我们在其中接受教育、栖身卜居、安全又充满理性的世界像一只空陶罐一样击得粉碎。

说老实话，我不得不承认，群众中最初爆发出来的那种情绪，确有崇高和吸引人之处，甚至有一股使人难以摆脱的诱惑力。尽管我非常厌恶战争，憎恨战争的狂热，可是我依然不愿在我一生的回忆中省略掉那次战争的最初几天。成千上万的人尽管在战前和平时期就相处得很好，可他们从来没有战争刚开始时的那种情感，感觉他们属于一个整体。一座二百万人口的城市，一个几乎有五千万人口的国家，战争使它们一下子变成一个中心，体现一种意志，觉得自己就是世界的历史；他们在经历一个一去不复返的时刻，觉得随时都会被召唤，把渺小的“我”融化到火热的群众中去，把个人的私心消灭在其中，什么地位、语言、阶级、宗教信仰，所有差别都被暂时的兄弟情谊的巨涛淹没了。在大街上，素不相识的人在攀谈；长年相互回避的人现在握手了；到处看到的是生气勃勃的面孔。每一个人都经历着一个自我提高的过程，他不再是一个像先前那样孤立的人，而是群众中的一员；他是人民，是人民中的一员；平时不受尊重的人，现在受尊重了。一个邮局的小职员平时从早到晚分拣信件，从星期一到星期六，从不间断；还有抄写员、鞋匠，在他们面前突然出现了他们一生都很少碰到的富有浪漫色彩的机遇：他可能成为英雄。

从根本上说，一九三九年的人民不尊重任何政治家。没有人信任地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他们。一个最普通的法国修路工人也可以公开讥讽达拉第。在英国，自从《慕尼黑协定》——提出所谓“为了我们这一代的和平”——签订以来，没有人再相信张伯伦的远见。在意大利和德国，群众恐惧地望着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他要把我们推向何方？当然，群众不能反抗，因为这关系到祖国。所以，士兵们不得不拿起枪，妇女们不得不让自己的孩子出发，但是不像从前那样抱着不可动摇的信念，认为牺牲是不可避免的。人们服从，但不会欢呼。人们到前线打仗，但不再梦想当英雄。现在，各国人民和每一个人都已经感到，他们只不过是牺牲品，不是为了世界上的愚蠢政治，就是为了不可捉摸的凶恶命运。

几乎所有德语作家，比如以霍普特曼和戴默尔为首的御用文人，相信自己的责任是像古老的日耳曼时代那样，用诗歌和文字激励奔赴前线的战士要有牺牲精神。他们的诗像阵阵暴雨，把战争和胜利、苦难和死亡写成押韵的诗篇，这样的诗在当时遍地皆是。他们煞有介事地发誓，他们再也不和任何一个法国人或英国人搞文化合作。更有甚者，一夜之间他们拒不承认历史上有英国文化和法国文化。他们认为，那种文化与德意志的特性、德国的文化和艺术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和没有价值的。有些学者走得更远更恶劣。譬如，哲学家们突然之间失去了智慧，竟把战争解释成为把涣散的各国民众振奋起来的“洗礼”。医生们也同他们站在一起，他们把自己的整形术夸耀得天花乱坠，好像补换上的假腿比原腿还要灵活，还要健康，说不定会有人喜欢截下真腿换上假腿呢！各教派的教士也不甘示弱，参加到这大合唱中来。有时我仿佛听到一群狂徒在怒号。而这些人在一个星期、一个月之前还是理智的、有创造力和有人性的人，为我们所敬佩。

这种疯狂最使人震惊的，是那些发狂的人大多是诚实正直的。他们中的大多数因年事已高或身体弱而不能服兵役，他们诚心诚意地认为自己有责任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他们认为，他们以前创造的作品有愧于德国语言，从而也有愧于人民。所以他们现在要用语言来为人民效劳，让人民听到自己喜欢听的声音。在这场战争中，正义完全在自己的一边，非正义在敌人的一边；德国必胜，敌人必败——他们完全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完全背叛了作家的真正使命：作家是人类一切人性的维护者和保卫者。当最初那股激情消失以后，有些人很快就尝到了苦头，感到自己说的全是谎言。但是，在最初的几个月里，人们听得最多、喊得最凶、唱得最响亮的，是敌我双方都在拼命表演的大合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