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看到现在的儿童无拘无束地几乎是平等地同自己的老师闲聊时，当我看到他们不像我们那样始终对学校怀着隔阂，而是毫无畏惧地奔向学校时，当我看到他们在学校像在家里那样可以坦率地说出自己的愿望和年轻人好奇的心灵中的爱好时，我总觉得有点难以置信。他们是自由、独立、自然的人；而我们那个时代，在踏进那道可憎的学校大门前，我们就全身紧缩，以免前额碰到大门的横梁上。对我们来说，学校意味着强迫、沉闷、无聊，是一处不得不在那里死记硬背那些仔细划分好的“毫无价值的科学”的场所。我们从经院式或装扮成经院式的内容中感觉到，它们和现实，和我们个人的兴趣毫无关系。这种毫无生气、枯燥无味的学习，不是为生活而学习，而是为学习而学习，是旧教育制度强加在我们身上的学习。而唯一真正令人欢欣鼓舞的幸福时刻，就是我们永远离开学校的那一天，为此，我必须感谢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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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对一个天才留在世上的一切怀有深刻的敬意，所以我除了搜集他们的手稿外，还尽量搜集他们的各种遗物。后来，在我的“第二次生活”期间——家里的一个房间成了我搜集遗物的储藏室，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简直成了崇拜的殿堂。里面放着一张贝多芬用过的写字台和他的一只小钱匣。临终前，他从床上伸出颤抖的手，从小钱匣里拿钱给女用人，里面还有贝多芬的家庭账簿的一张记账纸和贝多芬的一绺灰白头发。歌德用过的一支羽毛笔被我用玻璃盒仔细保存了多年，以免诱惑我好动的手去触摸，我的手怎么配去拿这支笔呢！可是现在，居然还有一个被歌德那圆圆的黑眼睛慈祥、爱抚地注视过的人活在世上，这真是人世间的奇迹！这位风烛残年的老妇人用一条极易断的红线把崇高的魏玛时代与我有幸居住的郊区厨师巷八号楼系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