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看到现在的儿童无拘无束地几乎是平等地同自己的老师闲聊时，当我看到他们不像我们那样始终对学校怀着隔阂，而是毫无畏惧地奔向学校时，当我看到他们在学校像在家里那样可以坦率地说出自己的愿望和年轻人好奇的心灵中的爱好时，我总觉得有点难以置信。他们是自由、独立、自然的人；而我们那个时代，在踏进那道可憎的学校大门前，我们就全身紧缩，以免前额碰到大门的横梁上。对我们来说，学校意味着强迫、沉闷、无聊，是一处不得不在那里死记硬背那些仔细划分好的“毫无价值的科学”的场所。我们从经院式或装扮成经院式的内容中感觉到，它们和现实，和我们个人的兴趣毫无关系。这种毫无生气、枯燥无味的学习，不是为生活而学习，而是为学习而学习，是旧教育制度强加在我们身上的学习。而唯一真正令人欢欣鼓舞的幸福时刻，就是我们永远离开学校的那一天，为此，我必须感谢学校。
几乎所有德语作家，比如以霍普特曼和戴默尔为首的御用文人，相信自己的责任是像古老的日耳曼时代那样，用诗歌和文字激励奔赴前线的战士要有牺牲精神。他们的诗像阵阵暴雨，把战争和胜利、苦难和死亡写成押韵的诗篇，这样的诗在当时遍地皆是。他们煞有介事地发誓，他们再也不和任何一个法国人或英国人搞文化合作。更有甚者，一夜之间他们拒不承认历史上有英国文化和法国文化。他们认为，那种文化与德意志的特性、德国的文化和艺术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和没有价值的。有些学者走得更远更恶劣。譬如，哲学家们突然之间失去了智慧，竟把战争解释成为把涣散的各国民众振奋起来的“洗礼”。医生们也同他们站在一起，他们把自己的整形术夸耀得天花乱坠，好像补换上的假腿比原腿还要灵活，还要健康，说不定会有人喜欢截下真腿换上假腿呢！各教派的教士也不甘示弱，参加到这大合唱中来。有时我仿佛听到一群狂徒在怒号。而这些人在一个星期、一个月之前还是理智的、有创造力和有人性的人，为我们所敬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