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看到现在的儿童无拘无束地几乎是平等地同自己的老师闲聊时，当我看到他们不像我们那样始终对学校怀着隔阂，而是毫无畏惧地奔向学校时，当我看到他们在学校像在家里那样可以坦率地说出自己的愿望和年轻人好奇的心灵中的爱好时，我总觉得有点难以置信。他们是自由、独立、自然的人；而我们那个时代，在踏进那道可憎的学校大门前，我们就全身紧缩，以免前额碰到大门的横梁上。对我们来说，学校意味着强迫、沉闷、无聊，是一处不得不在那里死记硬背那些仔细划分好的“毫无价值的科学”的场所。我们从经院式或装扮成经院式的内容中感觉到，它们和现实，和我们个人的兴趣毫无关系。这种毫无生气、枯燥无味的学习，不是为生活而学习，而是为学习而学习，是旧教育制度强加在我们身上的学习。而唯一真正令人欢欣鼓舞的幸福时刻，就是我们永远离开学校的那一天，为此，我必须感谢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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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说，一九三九年的人民不尊重任何政治家。没有人信任地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他们。一个最普通的法国修路工人也可以公开讥讽达拉第。在英国，自从《慕尼黑协定》——提出所谓“为了我们这一代的和平”——签订以来，没有人再相信张伯伦的远见。在意大利和德国，群众恐惧地望着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他要把我们推向何方？当然，群众不能反抗，因为这关系到祖国。所以，士兵们不得不拿起枪，妇女们不得不让自己的孩子出发，但是不像从前那样抱着不可动摇的信念，认为牺牲是不可避免的。人们服从，但不会欢呼。人们到前线打仗，但不再梦想当英雄。现在，各国人民和每一个人都已经感到，他们只不过是牺牲品，不是为了世界上的愚蠢政治，就是为了不可捉摸的凶恶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