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看到现在的儿童无拘无束地几乎是平等地同自己的老师闲聊时，当我看到他们不像我们那样始终对学校怀着隔阂，而是毫无畏惧地奔向学校时，当我看到他们在学校像在家里那样可以坦率地说出自己的愿望和年轻人好奇的心灵中的爱好时，我总觉得有点难以置信。他们是自由、独立、自然的人；而我们那个时代，在踏进那道可憎的学校大门前，我们就全身紧缩，以免前额碰到大门的横梁上。对我们来说，学校意味着强迫、沉闷、无聊，是一处不得不在那里死记硬背那些仔细划分好的“毫无价值的科学”的场所。我们从经院式或装扮成经院式的内容中感觉到，它们和现实，和我们个人的兴趣毫无关系。这种毫无生气、枯燥无味的学习，不是为生活而学习，而是为学习而学习，是旧教育制度强加在我们身上的学习。而唯一真正令人欢欣鼓舞的幸福时刻，就是我们永远离开学校的那一天，为此，我必须感谢学校。
我在一九〇五年或一九〇六年夏天写了一个剧本——完全是我们时代的风格，是一部诗剧，而且是古希腊式的。剧名是《忒耳西忒斯》。说到该剧，我以后再没有让它再版——我三十二岁以前所有的著作，也都没有再版过——我之所以今天还提到这个剧本，只是觉得它在形式上还有可取之处，另一方面，这部剧能够显示我的创作中鲜明的个性特征，我从来不喜欢为英雄人物歌功颂德，而是始终着眼于失败者的悲剧。在我的中篇小说里，主人公都是一些受命运摆布的失败者，他们对我很有吸引力。在我的传记文学中，我不写在现实生活中获得成功的人，只写那些具有崇高道德精神的人物。比方说，我不写马丁·路德，而写伊拉斯谟；我不写伊丽莎白一世，而写玛丽·斯图亚特；我不写加尔文，而写卡斯特利奥。在这出剧中，我不把阿喀琉斯作为主人公，而是把他的对手，最不显眼的忒耳西忒斯——一个深受苦难的人，只有别人给他苦吃，而他的力量和明确的目标不具备使别人痛苦的可能——当作主人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