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过去的诗人在百年后，甚至千年后，又重新被人认识，又能发生作用，在文学史上是数见不鲜的事，人们把这现象称作“某某的再生”。所谓再生，按照情形的不同，有的由于“同”，有的由于“异”；前者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在过去某某诗人的身上发现同点，起了共鸣，后者是一个时代正缺乏某某诗人的精神，需要他来补充。
——《杜甫和我们的时代》
福氏却以他历史学者的看法，给李贽一个透彻的评判。他说：“李贽是一个战士。所以他的议论本质上都是消极的；他没有新的认识论的思想，没有新的形而上学的观点，他却要扫除一些事物，把另一些已经在目前的事物来代替它，或者至少是放在那陈腐的事物的一旁。李贽攻击儒家的信条，最初是和王阳明与他的门徒们所做过的一样，攻击朱熹与他的学派所组成的信条，但随后是攻击儒家一般……”
——《评福兰阁教授的李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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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论文的末尾福氏谈到中西文化的关系，是值得研究这类问题的人的注意的。他说：“历史常常演一出奇剧。当在中国为思想自由而战斗的思想家努力摆脱儒家系统的枷锁，而儒家势力只依靠国家的威权来维持时，这系统在西洋却引起许多伟大思想家的赞叹。莱布尼茨（Leibniz）和沃尔夫（Wolff）、服尔德（Voltaire）和克斯奈（Quesnay）、狄德罗（Diderot）和爱尔维修（Helvétius）等，都把儒家的中国看作理性宗教的理论的实现，纯美道德的国土，在这国家里哲学家据有国王的地位。他们却不能感到，他们面前是一个僵死的精神世界，这世界的沦亡已经临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