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我的车开过来，行吗？”我把停车券交给他。
当他把我那辆奥兹车开过来时，我感觉自己好像抱着一袋铅。白上衣帮我把他塞进了前座。那家伙睁开一只眼，对我们说声“谢谢”，又睡着了。
“他是我见过的最有礼貌的醉鬼。”我对白上衣说。
“各色各样、各种举止谈吐的都上这儿来，”白上衣说，“他们全是流浪汉。这位看来还整过容呢。”
“得了。”我给白上衣一元小费，他谢了我。整容的事他说得不错。我这位新朋友的右脸又僵又白，有几处缝合的浅薄细疤，疤痕边缘的皮肤显得光滑。这是整容手术，而且是下了狠手的大手术。
“你打算拿他怎么办？”
“带他回家，让他醒酒，直到他能够说出住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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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转身盯着他：“你是个该死的好警察，伯尼，但你还是全弄错了。从某种角度讲警察全是一个样。他们弄错了责怪的对象。如果有个家伙在赌桌上输掉了薪水，你就禁止赌博。如果他酗酒了，你就禁酒。如果他在车祸中撞死了人，你就禁止制造汽车。如果他带个女孩子去饭店开房被捉奸了，你就禁止性交。如果他跌下楼梯，你就禁止建房。”
“啊，住口！”
“一定的，我会住口。我只是个平头百姓。算了，伯尼。我们有流氓恶棍、犯罪集团和打手喽啰，并不是因为我们有奸诈的政客和他们在市政厅与立法机构里的那些傀儡。犯罪不是病，它是病兆。警察就像大夫，给你开阿司匹林治脑瘤，不过警察宁愿用棍棒来治愈它。我们是粗鲁、富有、狂野的人民，犯罪是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有组织犯罪则是我们为组织化付出的代价。犯罪会在很长时间里伴随着我们。有组织犯罪只是暴富肮脏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