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寓所又小又闷，不带个性色彩。他可能是当天下午才搬来的。绿色的硬沙发床前摆了张咖啡桌，桌上有个半空的苏格兰威士忌酒瓶，一碗已经化开的冰块，三只空汽水瓶，两只玻璃杯，一只玻璃烟灰缸，里面堆满了烟蒂，有些沾了口红，有些没有。屋内没有照片，没有任何类型的私人物品。这可能是个旅馆房间，被人租来聚会或饯别，喝几杯聊聊天，滚滚床单。它不像任何人的居所。
他请我喝一杯。我说不喝，谢谢。我没坐下。我离开时他又讲了些感谢的话，但不像感谢我为他爬了一座山，也不像没有当回事。他有点儿颤抖，有点儿腼腆，却客气得要命。他站在敞开的门口，直到电梯上来，而我进了电梯。不管他缺少什么，他不缺少礼貌。

“向人求助并不容易——尤其是自作孽的时候。”他抬起头来，带着疲惫的笑容，“也许不久后的一天我会戒酒。他们都这么说，对吧？”

“得花三年左右。”

“三年？”他显得震惊。

“通常要的。那是个不同的世界。你必须习惯色彩变得黯淡，声响变得微弱。你得顾及故态复萌。你以前非常熟识的人都会变得有点儿陌生。你甚至会不喜欢其中的大部分人，他们也会不太喜欢你。”

“回答一样。那家伙曾经潦倒，饥饿，肮脏，身无分文。你本来可以找到他的，只要这值得你花费时间。那时他没向你要任何东西，他现在可能也不会向你有任何索求。”
“这个嘛，”她冷冷地说，“这是你不可能有任何了解的事情。晚安。”然后她挂了。
她说得太对了，这是当然，而我错得离谱。但我不觉得有错。我只是感到气愤。要是她早半小时打电话来，我一怒之下没准会把斯坦尼茨杀得一败涂地，可惜他已经死了五十年，而那棋局来自书本。

我望着他在视界中消失。当他消失在夜雾中时，一家店铺的橱窗透出的灯光将他的白发照亮了一瞬。
我更喜欢他醉酒、潦倒、饥饿、受挫、傲慢的时候。果真如此吗？也许我只是喜欢当头领。他办事的理由我琢磨不透。在我这一行，有时候该提问，有时候该让客户生闷气，直到爆发出来。每个好警察都懂这个。这很像下棋或拳击。有些人你得逼一逼，让他们稳不住。有些人你只要出拳，他们就会以打败自己而告终。

如果我向他提问，他会把人生故事告诉我。可我甚至从未问过他的脸是如何毁掉的。如果我问了，他告诉了我，那就有可能救下几条人命。只是可能，仅此而已。

“我喜欢酒吧刚开门做夜场生意的时候。这时屋里的空气还凉爽干净，每样东西都熠熠发光，酒保最后一次照镜子，看领带直不直，头发平不平。我喜欢吧台后面整洁的酒瓶，亮晶晶可人的玻璃杯，以及那份期待。我喜欢看人调制好当晚的第一杯酒，将它放在干净的杯垫上，把折叠整齐的小餐巾放在它旁边。我喜欢慢慢品尝。在安静的酒吧里喝下当晚第一杯安静的酒——简直妙极了。”
我赞同他的说法。
“酒精就像爱情，”他说，“初吻神奇，二吻亲密，三吻就成惯例了。接下来你会脱掉女孩的衣服。”
“这不好吗？”我问他。
“那是高层次的刺激，却是不纯的情感——从美学观点来看是不纯的。我并非蔑视性爱。它是必要的，不一定丑陋。但它总是需要经营。让性爱富有魅力是一项十亿元的产业，省不了一分钱。”

我这样的人，一生有一个伟大时刻，在高空秋千上完美一荡，然后余生就只求不会从人行道跌进水沟。

“你是她丈夫啊。”
他举起空杯，用力砸在台子边缘。杯子“啪”一声碎了。酒保瞪眼看着，却没吱声。
“就像这样，朋友。就像这样。噢，的确，我是她丈夫。档案上是这么写的。我是那三级白色台阶，是那扇绿色的前门，是那只黄铜门环，你只要叩一长两短，女佣就会让你进入那百元一晚的妓院。”

我有一个月没见到他。再见他时，是早晨五点钟，天刚发亮。门铃响个不停，硬是把我从床上拽了起来。我跌跌撞撞穿过走廊和起居室去把门打开。他站在那儿，活像一个星期没合眼了。他身穿轻便外套，衣领竖着，好像在颤抖，深色毡帽压得很低，遮住了眼睛。
他手上拿着一把枪。

我干吗讲得这么详细呢？因为紧张的气氛使得每件小事都凸显为一出表演，一个明确而又非常重要的动作。那是高度敏感的一刻，你所有不自觉的行为，无论是多久的惯例，无论多么习惯，都成为意志的独立行为。你像一个患了小儿麻痹症之后学走路的人。你不能把任何事情当作理所当然，任何事情都绝对不能。

飞机后面尘埃漫天。接着飞机腾空而起。我望着它缓缓升上劲风阵阵的天空，消失在东南方湛蓝的天际。
然后我离开了。边境关卡没人瞧我一眼，仿佛我的脸平凡得如同钟表盘上的指针。

人进了看守所是没有人格的。他是个小小的留置问题，报告中的几个条目。没人在乎谁爱他或恨他，他长得怎么样，他在人生中干过什么。只要他不闹事，谁也不会理他。没人欺负他。狱方只要求他安静地走向正确的牢房，到达后安静地待着。没什么可抗争的，没什么可生气的。看守们是文静的男子，既无敌意也无施虐欲。你在刊物上看到的那些内容，犯人们大喊大叫，敲打铁栏，拿汤匙在铁栏上划动，看守提着棍子冲进来之类，都是写的大狱。好的看守所是世上最安静的地方之一。晚上你可能会走过普通监区，隔着铁栏望进去，看到一团棕色毛毯，或一头毛发，或一双茫然的眼睛。你可能听见鼾声。你可能听见有人做噩梦，很长时间才有一次。看守所的人生是悬而未决的，无目标无意义。在另一间牢房你可能见到有人无法入睡，甚至不能试着去睡。他坐在双层床的床沿，什么都不干。他看着你，或没看你。你看着他，他一言不发，你一言不发。没什么好交谈的。

你背靠标尺站定，灯光照着你，钢丝网后面没有灯光。但网外有许多人：警察、侦探、公民。这些公民或曾被抢，或曾遇袭，或曾被骗，或曾被枪顶着被踢出自己的爱车，或曾被骗走一生积蓄。你看不见他们，听不见他们。你听见夜班队长说话。你得大声清晰地回答。他对你进行全方位测验，仿佛你是一只表演狗。他疲倦、多疑、称职。他是历史上一出上演最久戏码的舞台经理，但他对此已了无兴趣。
“很好，你，站直了。肚子缩进去。下巴缩进去。肩膀往后。头放平。直视前方。左转。右转。再面朝前方，手伸出来。手掌向上。手掌向下。卷起袖子。没有明显的疤痕。头发深棕色，有点白发。
眼珠褐色。高一米八四，体重约八十六千克。名叫菲利普·马洛。职业：私家侦探。好，好，幸会，马洛。就这样了。下一个。”

法律不等于正义。这是一种很不完美的机制。如果你按对了钮，而且够走运，正义也许会在答案中出现。法律的目的从来只是建立一种机制。

不错，一亿美元可以买来大量的宣传效果。一亿美元，我的朋友，如果使用得当，也能买来一大堆沉默。

“你好像不大在意自己所处的困境。”
“我不认为自己处于困境之中。”

一根小小的却是冰凉的手指在我整条脊椎上移动，像一只冰冷的昆虫爬行。

我跟着他出来，关上门。我关门时很轻，仿佛门内房间里刚刚死了人。

“你有个朋友要诀别。”他说，“既然你为了他情愿被人扔进号子，他一定是你的朋友。”
“谁说我是为他坐牢？”
他淡淡一笑。“我不能在报上发表，并不意味着我不知道，朋友。走啦。改天见！”

我关了灯，坐在敞开的窗户边。窗外灌木丛里，一只反舌鸟发出几声颤音，在安顿下来过夜之前，还要孤芳自赏。我脖子发痒，所以我剃须淋浴，然后上床，仰卧静听，仿佛从远处黑暗中我能听见一个声音，那种平和、耐心的声音，会把每件事澄清。但我没有听见，我知道我不会听见。没人会向我讲解伦诺克斯案，也无须讲解。凶手供认了，而且他已死去。连验尸调查都不会有了。
《新闻报》的朗尼·摩根讲得不错——太方便了。如果特里·伦诺克斯杀了妻子，那很好。没有必要审他，揭示所有不愉快的细节。如果他没杀妻子，那也不错。死人是世上最好的替罪羊。他绝不会反驳。

你会说“保持联系，伙计”，你明知你不会联系他，他也不会联系你。很可能你再也不会跟这家伙见面了。就算你再见到他，他也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不过是乘坐休闲列车的另一个扶轮社会员而已。生意如何？噢，不算太糟。你气色不错呀。你也一样。我体重增加太多啦。大家不都一样吗？还记得“弗兰科尼亚”号(或其他随便什么号)之旅吗？噢，当然记得，高端的旅行，不是吗？
什么该死的高端旅行！你是具无聊透顶的僵尸。你只跟那家伙交谈，因为四周没有任何人引起你的兴趣。也许特里·伦诺克斯和我就像那样。

“你是个小打小闹的赌客，马洛。你是个花生一般大的骗子。你小得要拿放大镜才看得见。”
我一言不发。
“你有廉价的感情。你从头到脚都是廉价的。你跟一个家伙交朋友，喝几杯酒，讲几个段子，他缺钱时你塞给他几个小钱，然后你为了他把自己都搭进去了。就像某个读《弗兰克·梅里维尔》的小学生。你没胆量，没脑子，没人脉，没智慧，于是你惺惺作态，指望人们会为你哭泣。骑红色大摩托的人猿泰山。”他挤出一丝疲笑，“照我看来你一文不值。”

他讲话标点有点多，像一部厚小说。反正讲电话时如此。

俗话说富人永远能够自保，他们的世界永远是夏天。我跟他们生活过，他们是无聊而孤独的人。

世上的任何陷阱，都不如你为自己设下的陷阱那么要命。

那名酒客已届中年，衣着光鲜，已经醉了。他想说话，就算不是真心想说，也停不下来。他彬彬有礼，人很和善，当我听到他讲话时，他口齿还算清楚，但你知道他醒来就会拿起酒瓶，直到晚上睡着了才会松手。他会这样度过余生，那就是他的人生。你永远搞不懂他是如何落到如此田地，因为就算他告诉你，那也不会是实情。充其量是他所知真相的扭曲记忆而已。全世界每个安静的酒吧里都有那样的一个伤心酒鬼。

“你过早下结论了。你不能以人的行为来判断他们。如果你一定要下判断，就该依据他们的本性。”

可是人的行为无论如何没有说出完整的故事。他是一个人们不可能讨厌的男子。你一生中能遇见多少人能让你这么说？

我放回听筒，心想一个问心有愧的正直警察总会装出一副凶巴巴的样子。不正直的警察也是如此。几乎人人如此，包括我自己。

“有一张是我在他书桌上发现的。”她说，“夜深了，也可以说是凌晨。我知道他一直在喝酒，我知道他没上楼来。两点左右我下楼去看他是否安好——或者说比较安好，有没有昏倒在地板上、躺椅上或别的地方。他不见了。另一张纸在废纸篓里，或者说卡在边缘，没掉进去。”
我看着第一页，没皱的那张。上面有打出的一段短文，没别的。内容是：“我不喜欢孤芳自赏，也不再有别人可以去爱。罗杰·(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韦德。又及：这是我永远写不完《最后一个幕府将军》的原因所在。”

她站得离我很近。我闻到了她的香水味。或者是自以为闻到了。那不是从香水瓶的喷嘴里喷上去的。或许只是夏天的气息。

“假定他过去做过什么不光彩的事情，”她说，把单词一个一个拖长说出来，仿佛每个单词都有苦味，“甚至犯过某种罪行，都对我没有影响。可我不愿亲自去调查明白。”

我开车返回好莱坞，感觉自己像一截被嚼过的绳子。吃晚餐还太早，而且太热。我打开办公室的风扇。这没使空气变凉一点，只是流通了点儿。外面大道上的交通总是争先恐后。在我脑子里的思绪像捕蝇纸上的苍蝇粘成了一团。

“我是个作家。”韦德说，“我应该懂得人们被什么驱动。可我对谁都没有一点该死的了解。”

“你想听外行的意见，我提了这一条。他以为他脑子里藏着个秘密，却想不起来是什么。有可能是他自己犯罪的秘密，也可能是别人的。他认为那就是驱使他酗酒的原因，因为他无法想起这件事。或许他认为不论发生过什么，都是在他醉酒时发生的，他应该回到醉酒时的状态中去寻找——真正烂醉的状态，他进入过的状态。那是精神科医生的活儿。这是说得过去的。如果这说法不对，那他醉酒就是因为他想要喝醉，或身不由己，而有关那个秘密的想法只是他的借口。他没办法写书，或至少没法写完。因为他醉酒了。也就是说，似乎可以假设，没法写完那部书，是因为他通过喝酒来击垮自己。情况也可能相反。”

我们曾非常相爱——那种狂野、神秘、难以置信的爱，一生仅有一次。

他可以长时间严厉审视自己，看出自己的本质。这可不是寻常的天赋。大多数人度过一生，要用一半精力努力维护他们从未拥有的尊严。

“别想了，这人说。”他声音里现在有了点睡意。他讲的话仿佛自言自语。“别想了，别做梦了，别爱了，别恨了。晚安，可爱的王子。我要服下另外那粒药。”

电话机有某种让人上瘾的地方。我们这个时代饱受小玩意儿困扰的人，爱电话，恨电话，又怕电话。

距离月圆还有四天，墙上有一方月光，它像一只浑浊的大盲眼，一块角膜白斑，看着我。玩笑。愚蠢得该死的比喻。作家。每样东西都得像别的什么东西。我的脑袋像生奶油一样蓬松，却没它那么甜。又是比喻。一想到这讨厌的职业我就会吐出来。反正我会吐。我可能愿意吐。别逼我。给我时间。我腹腔神经丛里的虫子爬呀爬呀爬呀。我躺到床上去会好一些，但床下会有头黑兽，那黑兽会窸窸窣窣四处乱爬，弓起身子，撞到床板，然后我会发出一声喊叫，除了我没人听得见。一声梦吼，一声梦魇的叫喊。没什么可怕的，我不怕，因为没什么可怕的，但我一旦像那样躺在床上，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那头黑兽又来折腾我，碰撞床板，我有了性高潮。这比我做过的其他任何龌龊事更叫我恶心。

头两三天都很好，接着就不行了。你痛苦，你喝一杯，有阵子好点儿了，可代价越来越高，效果却越来越差，然后总有一个临界点，到了那一步你除了恶心就一无所有了。

这就是全部。我把那几页纸折成小块，塞到内胸袋的皮夹后面。我走向落地窗，把窗子开得大大的，跨到外面的露台上。月光有点变质了。但这是空闲谷的夏天，而夏天是绝不会变质得太厉害的。我站在那儿看着纹丝不动毫无色彩的湖面，思索着，揣摩着。这时我听见一声枪响。

你根本没做噩梦。你只是在自怜的海洋里游泳。

这是那种好像永远过不完的早晨。我无精打采，倦怠，迟钝，过去的分分秒秒宛如落入了真空，带着软绵绵的呼呼声响，好像脱落的火箭。鸟儿在外面的灌木丛里叽啾，汽车在月桂谷大道上来来往往川流不息。通常我甚至听不见那些汽车。可我此刻忧思着，急躁着，刻薄着，过分敏感着。我决定以喝酒来消灭宿醉。
通常我不是个晨间饮酒者。南加州的气候温和得不适合晨饮。你的新陈代谢不够快。但这次我调了一大杯冷酒，坐在安乐椅上，敞开衬衫，挑出一本杂志，阅读一则荒唐的故事，讲的是一个家伙有着双重生活和两位心理医生，一个是人，另一个是蜂巢里的某种昆虫。这家伙老是在这两种生活里来回穿梭，整件事情跟性感女人一样愚蠢，却有一种离谱的滑稽。我喝酒很小心，一次啜一小口，当心着自己。

“金钱有个特性，”他继续说，“数目大时趋向于有其自己的生命，甚至有其自己的良知。金钱的力量变得很难掌控。人永远是容易贪财的动物。人口增长，战争的巨大开销，没收性税收的持续压力，使得人越来越容易贪财。一般人疲惫而心惊，一个疲惫而心惊的人是玩不起理想的。他得养家糊口。在我们的时代我们在公德和私德两方面都看到了惊人的衰退。那些在生活中甘心于缺乏质量的人，你不能指望他们给你提供质量。你无法指望大规模生产注重质量。你不要高质量的东西，因为它过于经久耐用。于是你用不同的款式来取代它，这是人为制造废弃品的商业骗局。大规模生产必须使它今年售出的东西从现在算起一年后就落伍过时了，否则它就卖不掉下一年的产品。我们有世界上最洁白的厨房和最明亮的浴室。可是在那可爱的白色厨房里一般的美国主妇做不出一顿可口的饭菜，而那迷人的明亮浴室主要是一个贮藏所，收捡除臭剂、泻药、安眠药，以及美其名曰‘化妆品产业’的哄骗你增强自信心的产品。我们有全世界最精美的包装，马洛先生。包装里面的东西大部分是垃圾。”

五分钟后我拐进了韦德宅屋的车道，停好车，走过石板地，按响门铃。韦德亲自来应门，穿着棕白两色格子的短袖衬衫，浅蓝色的劳动布裤子，脚上趿着居家拖鞋。他的皮肤晒黑了，气色很好。他手上有墨水痕，一侧鼻翼上沾了烟灰。
他领着我走进书房，把自己泊在书桌后面。桌上堆着一沓厚厚的黄色打字稿。我把上衣放在一把椅子上，在长沙发上坐下。

我空洞、空虚如同星辰之间的太空。到家时我调了杯烈酒，站在客厅里敞开的窗前，啜饮着，谛听着月桂谷大道上车流的激涌，凝视着悬挂于那些截断大道的山包肩上的那座愤怒大都市发出的刺目强光。远处警笛或消防车警报器的女鬼哀号此起彼落，绝无长时间的彻底沉寂。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有人在逃，另有一些人则在努力抓捕。在外面那个千罪之夜中，人们奄奄一息，沦为残废，被飞来的玻璃片割伤，在方向盘前被撞死或在沉重的轮胎下被轧死。人们挨打，遭抢，被勒死，被强暴，被谋杀。人们挨饿，生病；厌烦，因寂寞、悔恨或恐惧而绝望，愤怒，残忍，狂热，啜泣颤抖。一座不比别的都市糟糕的都市，一座富有、活跃、充满自豪的都市，一座失落、挫败、布满空虚的都市。
这完全取决于你坐在什么位置，你自己的个人得分是多少。我没有得分。我不在乎。
我把酒喝完，上床睡觉。

她面孔下倾隐藏了表情，如果她有什么表情的话。当她讲话时她的声音中有一种透明的空洞，如同电话里给你报时的机械腔调，人们不会一直听下去，因为没有理由这么做，但如果继续听下去，它会一直向你报告流逝的分分秒秒，丝毫没有抑扬顿挫的变化。

一个凶手在你知道他是凶手时总会变得不真实。有人为怨恨、为恐惧或为贪婪而杀人。有些狡猾的凶手计划并指望能够逍遥法外。有些愤怒的凶手根本不经思索。有些凶手迷恋死亡，他们觉得谋杀就是一种远程自杀。在某种意义上他们都是精神失常，但不是斯潘塞意指的那种。

他慢悠悠地走出办公室，如同随风飘零的物件。

我转身盯着他：“你是个该死的好警察，伯尼，但你还是全弄错了。从某种角度讲警察全是一个样。他们弄错了责怪的对象。如果有个家伙在赌桌上输掉了薪水，你就禁止赌博。如果他酗酒了，你就禁酒。如果他在车祸中撞死了人，你就禁止制造汽车。如果他带个女孩子去饭店开房被捉奸了，你就禁止性交。如果他跌下楼梯，你就禁止建房。”
“啊，住口！”
“一定的，我会住口。我只是个平头百姓。算了，伯尼。我们有流氓恶棍、犯罪集团和打手喽啰，并不是因为我们有奸诈的政客和他们在市政厅与立法机构里的那些傀儡。犯罪不是病，它是病兆。警察就像大夫，给你开阿司匹林治脑瘤，不过警察宁愿用棍棒来治愈它。我们是粗鲁、富有、狂野的人民，犯罪是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有组织犯罪则是我们为组织化付出的代价。犯罪会在很长时间里伴随着我们。有组织犯罪只是暴富肮脏的一面。”

我们说了再见。我目送出租车消失。我往回走，登上台阶，走进卧室，把床铺弄乱，重新整理。一只枕头上有一根深色长发。我的心窝里有一块铅。
法国人对此有句成语。那些混蛋对每件事都有句成语，而他们总是说得很贴切。
说声再见，等于死了一点点。

他的英语讲得完美，但带有西班牙语的节律。西班牙语，那是美洲的西班牙语，抑扬分明，在美国人的耳朵里似乎和语义无关。它像海洋的浪涌。

“你深深打动过我，特里。一笑，一颔首，一挥手，在此处彼处一间安静的酒吧里安静地喝上几杯。好时光一去不复返了。别了，朋友。我不会说再见。在再见还有含义的时候我对你说了再见。当再见是悲哀、孤独和结局的时候我说了再见。”

他站起身。我站起身。他伸出一只瘦手。我握了握它。
“别了，马约拉诺斯先生。很高兴认识你——尽管短暂。”
“再见。”
他转身，走过地板，出去了。我看着门关上了。我听着他的脚步踏着人造大理石的长廊远去。过了一会儿声音变微弱了，接着变成沉寂。但我继续听着。为了什么？难道我想要他突然止步，转身回来，说服我改变心中的感受？嗯，他没有。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