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清楚地记得俄罗斯那沉闷的时代，即19世纪90年代，记得它缓慢地爬行，它病态的安宁，它深重的土气，——那是一湾静静的死水：一个世纪最后的避难所。我清楚地记得喝早茶时关于德雷福斯的谈话、上校埃斯特加兹和皮卡尔的名字、关于一部《克莱采奏鸣曲》的朦胧争论，以及开着大玻璃窗的巴甫洛夫斯克车站中高高的乐谱架后面指挥的更换。指挥们的更换，对于我来说，就像是朝代的更替。街角上静静的卖报人，既不喊叫，也不走动，笨拙地待在人行道上，狭窄的四轮马车上装有一个为第三者准备的折叠小椅，记忆叠加，——在我的印象中，90年代是由这样一些画面构成的，它们是支离破碎的，却因静静的残缺和垂死生活那病态的、注定的简陋而具有了内在的联系。
——《时代的喧嚣》
在90年代中期，整个彼得堡都很向往巴甫洛夫斯克，就像向往某一片乐土。机车的汽笛和铁道的响声与《1812序曲》那爱国主义的强音混合在一起，在被柴可夫斯基和鲁宾施坦所统治的巨大车站里，有一种特殊的气息。长了霉的公园那潮湿的空气，腐烂的温床的味道和温床上的玫瑰的味道，与这味道相逢的，是小吃部浓浓的油烟、刺鼻的雪茄、车站上的煤渣和数千人的化妆品。
结果是，我们成了巴甫洛夫斯克的流浪汉，也就是说，全年都住在冬天的别墅里，住在这座老太婆一般的城镇里，这座俄国的半凡尔赛宫里，这是一座宫廷侍卫、四等文官寡妇、红头发的警察官和患结核病的教师们（住在巴甫洛夫斯克被认为更有利于健康）的城市，这是一座因受贿而购得私人别墅的受贿者的城市。哦，在这些年中，菲格纳失了声，当时流传着他的一张复合照片：照片的半部是他在歌唱，而在照片的另半部，他则在捂着耳朵；那时，《田地》《世界处女地》和《外国文学导报》杂志被精心地装订起来，压弯了书架和铺着绿呢面的小桌子，长期构成市民图书室中的基本收藏。
——《时代的喧嚣》
还在暴动的前一天晚上，我就爬上了窗台，我看到街道上满是黑压压的人群。我问道：“他们什么时候走？”家人回答：“明天。”尤其使我感到吃惊的是，这些人群通宵达旦地留在街道上。甚至连死亡，也以完全非自然的华丽、喜庆的形式第一次出现在我的面前。一次，我与我的保姆和妈妈一起走在莫伊卡街上，路经意大利使馆那幢巧克力色的大楼。突然，那儿的几扇门打开了，让所有的人自由进入，门里飘出了松香、神香和某种香甜、好闻的味道。黑色的天鹅绒遮蔽着入口和墙壁。入口和墙壁上饰有白银和热带植物；一具涂了防腐剂的意大利使节的尸体，高高地躺在那里。所有这一切与我有什么相干？我不知道，但这却是一些强烈、明亮的印象，这些印象我一直珍藏到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