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清楚地记得俄罗斯那沉闷的时代，即19世纪90年代，记得它缓慢地爬行，它病态的安宁，它深重的土气，——那是一湾静静的死水：一个世纪最后的避难所。我清楚地记得喝早茶时关于德雷福斯的谈话、上校埃斯特加兹和皮卡尔的名字、关于一部《克莱采奏鸣曲》的朦胧争论，以及开着大玻璃窗的巴甫洛夫斯克车站中高高的乐谱架后面指挥的更换。指挥们的更换，对于我来说，就像是朝代的更替。街角上静静的卖报人，既不喊叫，也不走动，笨拙地待在人行道上，狭窄的四轮马车上装有一个为第三者准备的折叠小椅，记忆叠加，——在我的印象中，90年代是由这样一些画面构成的，它们是支离破碎的，却因静静的残缺和垂死生活那病态的、注定的简陋而具有了内在的联系。
——《时代的喧嚣》
在90年代中期，整个彼得堡都很向往巴甫洛夫斯克，就像向往某一片乐土。机车的汽笛和铁道的响声与《1812序曲》那爱国主义的强音混合在一起，在被柴可夫斯基和鲁宾施坦所统治的巨大车站里，有一种特殊的气息。长了霉的公园那潮湿的空气，腐烂的温床的味道和温床上的玫瑰的味道，与这味道相逢的，是小吃部浓浓的油烟、刺鼻的雪茄、车站上的煤渣和数千人的化妆品。
结果是，我们成了巴甫洛夫斯克的流浪汉，也就是说，全年都住在冬天的别墅里，住在这座老太婆一般的城镇里，这座俄国的半凡尔赛宫里，这是一座宫廷侍卫、四等文官寡妇、红头发的警察官和患结核病的教师们（住在巴甫洛夫斯克被认为更有利于健康）的城市，这是一座因受贿而购得私人别墅的受贿者的城市。哦，在这些年中，菲格纳失了声，当时流传着他的一张复合照片：照片的半部是他在歌唱，而在照片的另半部，他则在捂着耳朵；那时，《田地》《世界处女地》和《外国文学导报》杂志被精心地装订起来，压弯了书架和铺着绿呢面的小桌子，长期构成市民图书室中的基本收藏。
——《时代的喧嚣》
霍夫曼和库别里克是何许人？在当时的一个彼得堡人的意识中，他俩最初是融为一体的。像一对双胞胎，他俩一样的身高，一样的毛色。身材是中等偏矮，几乎是最小号的，头发比乌鸦的翅膀还要黑。他们两人的前额都非常低，手都非常小。此刻，我觉得他俩有些像是侏儒剧团的主角。家人将我领到欧洲旅馆去向库别里克表示敬意，虽说我并不拉小提琴。他的日子过得像一个真正的王子。他惊慌地挥了挥手，因一个孩子也拉小提琴而感到可怕，但是，他很快就安下心来，并赠送了一张家人向他索要的照片。
就在这两个瘦小的音乐半神、这两个侏儒剧院的年轻首席将要挤过被观众压得快要倒塌的舞台时，我开始为他们担心了。开始就像一个电火花，像迫近的雷雨的轰鸣。然后，主持者费劲地在人群中挤出一条小道，四面八方都是热烈拥挤的人群发出的难以描述的呼吼，没有鞠躬，也没有微笑，几乎是战战兢兢地，带有某种恶毒的表情，他们挤到了乐谱架和钢琴前。直到如今，我仍觉得这是一次危险的旅程：我无法摆脱的一个念头就是，人群在不知道怎样开始的情况下，竟已准备去撕碎他们心爱的人了。接下来，这两个瘦小的天才便统治住了震惊的音乐听众，从宫中女官到女学生，从肥胖的艺术庇护人到头发蓬乱的课外教师，他俩以其各种各样的演奏方式、以声音的逻辑和优美，成功地制服了那种被卸了衔铁的、独特的酒神节狂欢式的自发势力，使其冷却了下来。我在任何人那里都从未听到过如此纯洁、初生儿般明净透明的声音，它冷静地从钢琴上流出，就像一道清泉，它使小提琴变成了一根最纯的、难以再被分解的声音和丝线；我再也没有听到过这两位提琴和钢琴行家的那种技艺高超的、阿尔卑斯山似的冷漠，吝啬似的清醒和形式上的明晰。但是，他俩明晰、清醒的演奏中所出现的东西，只会使紧贴着一根根大理石圆柱、成串地挂在合唱队旁边、撒满座椅之垄沟、热烈地挤在舞台上的听众更为愤怒，只会将他们导向新的疯狂。这便是两位演奏高手理性的、纯洁的演奏所具有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