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清楚地记得俄罗斯那沉闷的时代,即19世纪90年代,记得它缓慢地爬行,它病态的安宁,它深重的土气,——那是一湾静静的死水:一个世纪最后的避难所。我清楚地记得喝早茶时关于德雷福斯的谈话、上校埃斯特加兹和皮卡尔的名字、关于一部《克莱采奏鸣曲》的朦胧争论,以及开着大玻璃窗的巴甫洛夫斯克车站中高高的乐谱架后面指挥的更换。指挥们的更换,对于我来说,就像是朝代的更替。街角上静静的卖报人,既不喊叫,也不走动,笨拙地待在人行道上,狭窄的四轮马车上装有一个为第三者准备的折叠小椅,记忆叠加,——在我的印象中,90年代是由这样一些画面构成的,它们是支离破碎的,却因静静的残缺和垂死生活那病态的、注定的简陋而具有了内在的联系。
——《时代的喧嚣》
爱尔福特纲领,马克思主义的山门,你们很早,过早地养成了一种追求严谨的精神,却给了我和其他许多人一种生活在史前时期的感觉,在那个时候,生活渴望统一和严谨,在那个时候,世纪的脊椎伸直了,在那个时候,心灵最需要的是主动脉鲜红的血!难道考茨基就是丘特切夫?难道他也要唤起宇宙的感受(“蛛网那纤细的发丝在空闲的垄沟中颤抖”)?试想,对于一个特定的年龄和瞬间而言,考茨基(当然,我是举他为例,他并不像马克思、普列汉诺夫那样具有更大的理由)亦即丘特切夫,亦即宇宙欢乐的源泉,亦即强大、严谨的处世态度的传递者,亦即思想着的芦苇和覆在无底深渊之上的幕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