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一般失败比较,试图回忆过去就像试图把握存在的意义。两者都使你感到像一个婴儿在抓篮球:手掌不断滑走。
我对我的生活的记忆,少之又少,能记得的,又都微不足道。那些我现在回忆起来使我感兴趣的思想,其重要性大多数应归功于产生它们的时刻。如果不是这样,则它们无疑都已被别人更好地表达过了。一位作家的传记,是他的语言的转折。例如,我记得,在我十岁或十一岁的时候,想到马克思的名言“存在决定意识”,觉得只有在意识学习掌握疏离的艺术时,这个说法才是真的;之后,意识便独立自主,并可以决定和忽略存在。在那种年龄,这不啻是一个发现——却说不上值得记录,因为这肯定已被别人更好地阐述过了。“存在决定意识”是精神楔形文字的完美例子,至于谁首先破译它其实并不重要。
——《小于一》
我总是羡慕19世纪那些人物,他们总能够回顾并辨别他们生命中、成长中的地标。某个事件会成为一个转折点、一个不同阶段的标记。我说的是作家;但我想到的是某些类型的人,他们有能力以理性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生命,分开看待事物,如果不是清晰地。我也明白,这种现象应不仅局限于19世纪。然而我的生命一直都由文学来代表。要么是因为我的思想有某种基本缺陷,要么是因为生命本身那种流动、无定形的本质,总之,我一直都无法辨别任何地标,更别说浮标了。如果有任何像地标的东西,那也是我自己无法承认的东西——死亡。在某种意义上,从来没有童年这回事。这些归类——童年、成年、成熟——在我看来似乎非常怪异,而如果我在谈话中偶尔使用它们,我自己总是暗中把它们当成是借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