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一般失败比较，试图回忆过去就像试图把握存在的意义。两者都使你感到像一个婴儿在抓篮球：手掌不断滑走。
我对我的生活的记忆，少之又少，能记得的，又都微不足道。那些我现在回忆起来使我感兴趣的思想，其重要性大多数应归功于产生它们的时刻。如果不是这样，则它们无疑都已被别人更好地表达过了。一位作家的传记，是他的语言的转折。例如，我记得，在我十岁或十一岁的时候，想到马克思的名言“存在决定意识”，觉得只有在意识学习掌握疏离的艺术时，这个说法才是真的；之后，意识便独立自主，并可以决定和忽略存在。在那种年龄，这不啻是一个发现——却说不上值得记录，因为这肯定已被别人更好地阐述过了。“存在决定意识”是精神楔形文字的完美例子，至于谁首先破译它其实并不重要。
——《小于一》
首先，我最好还是相信我的出生证，上面写明我1940年5月24日生于俄罗斯列宁格勒，尽管我厌恶用这个名字来称呼这座城市。很久以前，普通人都仅仅用“彼得”——来自彼得堡——这个诨号来称呼它。有两行旧谚：
老彼得摩擦
人民的两肋。
在民族经验中，这座城市肯定是列宁格勒无疑；在其内容的日益粗俗化中，它愈来愈成为列宁格勒。此外，作为一个词，“列宁格勒”对俄罗斯人的耳朵来说，听起来已经中立如“建筑”或“香肠”。然而我宁愿称它“彼得”，因为我尚能记得这座城市看上去还不像“列宁格勒”时的样子——就在战争刚结束之后。偏灰、暗绿色的建筑物表面留下一个个弹孔；空荡、没有尽头的街道，没几个过路人，车辆也少；一种因此而来的近乎饥饿的表情，有着更明确的，如果你喜欢，也可以说更高贵的面貌。一张清瘦、坚硬的面孔，其河流那深奥莫测的闪烁反映在其空洞的窗口的眼睛里。既然是一个幸存者，就不应以列宁来命名。
——《小于一》
在伦理学上，这一代人是俄罗斯历史上最嗜书的世代之一，这真要感谢上帝。个人关系可能会因喜欢海明威胜过福克纳而闹翻；那个万神殿的等级制，是我们真正的中央委员会。它开始时是普通的知识累积，但很快就变成了我们最重要的工作，为此一切都可以牺牲。书籍成为第一和唯一的现实，而现实本身则被认为要么是荒谬的要么是讨厌的。跟别人相比，表面上我们的生活都是不及格或作弊的。但是想想吧，那种漠视文学中宣扬的标准的存在是低等的，因而也是不值得去费心的。我们这样想，而我想我们是对的。
我们直觉的偏好，是读书而不是行动。难怪我们的实际生活多多少少是一塌糊涂的。即使我们之中那些能够穿过“高等教育”——连同其不可避免地要向现行制度说空头话和卑躬屈膝——那层层密林而取得成功的人，最终也逃不过文学施加的良心不安，再也维持不下去。结果我们都打些零工，做下人或编辑——或某种无脑的活儿，例如刻墓碑铭文、画蓝图、翻译科技文章、做会计、书籍装订、X光显影。有时我们会突然出现在彼此寓所的门前，一只手拿着一瓶酒，另一只手拿着糖果或花或小吃，彻夜地谈话、闲扯、大骂楼上官员的白痴行为、猜想我们之中谁会先死。但现在我必须搁下代名词“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