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一般失败比较,试图回忆过去就像试图把握存在的意义。两者都使你感到像一个婴儿在抓篮球:手掌不断滑走。
我对我的生活的记忆,少之又少,能记得的,又都微不足道。那些我现在回忆起来使我感兴趣的思想,其重要性大多数应归功于产生它们的时刻。如果不是这样,则它们无疑都已被别人更好地表达过了。一位作家的传记,是他的语言的转折。例如,我记得,在我十岁或十一岁的时候,想到马克思的名言“存在决定意识”,觉得只有在意识学习掌握疏离的艺术时,这个说法才是真的;之后,意识便独立自主,并可以决定和忽略存在。在那种年龄,这不啻是一个发现——却说不上值得记录,因为这肯定已被别人更好地阐述过了。“存在决定意识”是精神楔形文字的完美例子,至于谁首先破译它其实并不重要。
——《小于一》
在精神奥德赛中,没有伊萨卡岛,甚至言辞也只是一种运输工具。蒙塔莱是一个形而上学的现实主义者,对极端浓缩的意象有明显偏好,他通过把他所称的“宫廷的”与“平凡的”并置,创造出了自己的诗歌用语;这种用语也可以定义为“苦涩新风格”(与但丁的处方相反,该处方统治意大利诗歌超过六百年)。蒙塔莱成就最瞩目的一面,乃是他仍能在那“甜美新风格”的控制下向前推进。事实上,蒙塔莱远非松脱这种控制,而是在意象和词汇方面不断地指涉或意释那位伟大的佛罗伦萨人。他的隐含典故,是批评家有时候指责他晦涩的原因之一。但指涉和意释是任何文明化的论述的自然因素(没有它们或摆脱它们,则论述就只能是姿态),尤其是在意大利文化传统范围内。仅举两个例子,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都是《神曲》的热心解释者。一件艺术作品的目标之一,是创造依赖者;悖论在于,艺术家愈是欠债,就愈是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