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一般失败比较,试图回忆过去就像试图把握存在的意义。两者都使你感到像一个婴儿在抓篮球:手掌不断滑走。
我对我的生活的记忆,少之又少,能记得的,又都微不足道。那些我现在回忆起来使我感兴趣的思想,其重要性大多数应归功于产生它们的时刻。如果不是这样,则它们无疑都已被别人更好地表达过了。一位作家的传记,是他的语言的转折。例如,我记得,在我十岁或十一岁的时候,想到马克思的名言“存在决定意识”,觉得只有在意识学习掌握疏离的艺术时,这个说法才是真的;之后,意识便独立自主,并可以决定和忽略存在。在那种年龄,这不啻是一个发现——却说不上值得记录,因为这肯定已被别人更好地阐述过了。“存在决定意识”是精神楔形文字的完美例子,至于谁首先破译它其实并不重要。
——《小于一》
【今天的人,已继承了一个神经系统,它无法承受当前的生活环境。在等待明天的人诞生的同时,今天的人对这些改变的环境的反应不是站起来面对它们,或努力抵制它们的打击,而是变成群众。】
这段话摘录自蒙塔莱的散文集《诗人在我们的时代》,他把这本集子称为“笔记的拼贴”。这些散文是发表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点的随笔、书评、访谈等的摘录。这本书的重要性远远超越它投射在诗人自己的进展上的侧光,如果它确实在投射这样的侧光的话。蒙塔莱似乎是最不愿意披露自己内心思想进展的人,更别说“他的技艺的秘密”了。他是一个私隐的人,宁愿把公共生活当作他审视的题材,而不是相反。《诗人在我们的时代》这本书所关注的,恰恰是这种审视的结果,其重点落在“我们的时代”而不是“诗人”。
这些散文一方面缺乏编年顺序,另一方面语言扼要清晰,从而为这本书提供了一种诊断或裁决的意味。病人或被告是文明,它“相信自己是在走,而事实上是被一条传送带带着走”,但是鉴于诗人知道自己是这文明的肉中之肉,因此既没有包含治疗也没有包含康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