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一般失败比较,试图回忆过去就像试图把握存在的意义。两者都使你感到像一个婴儿在抓篮球:手掌不断滑走。
我对我的生活的记忆,少之又少,能记得的,又都微不足道。那些我现在回忆起来使我感兴趣的思想,其重要性大多数应归功于产生它们的时刻。如果不是这样,则它们无疑都已被别人更好地表达过了。一位作家的传记,是他的语言的转折。例如,我记得,在我十岁或十一岁的时候,想到马克思的名言“存在决定意识”,觉得只有在意识学习掌握疏离的艺术时,这个说法才是真的;之后,意识便独立自主,并可以决定和忽略存在。在那种年龄,这不啻是一个发现——却说不上值得记录,因为这肯定已被别人更好地阐述过了。“存在决定意识”是精神楔形文字的完美例子,至于谁首先破译它其实并不重要。
——《小于一》
这是一首可以轻易跟叶芝《第二次降临》匹比的诗:
……我只有这彩虹
留给你,作为遗嘱
证明一种备受争论的信仰,
一种比火炉中的硬木
燃烧得更慢的希望。
请把它的粉末保存在你那带镜小粉盒里,
当所有灯盏熄灭,
萨达纳舞曲变成地狱,
而幽灵般的路西法
降落在泰晤士河、哈得孙河或塞纳河
一个船头上——
拍击他因竭力而半断的
沥青翅膀,对你说:时候到了。
(锡德·科尔曼 英译)
不过,遗嘱有一个好处是,它暗示有个未来。与哲学家或社会思想家不同,诗人思考未来是出于职业上对其受众的关注或对艺术的必死性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