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这本书是为了我自己，不过，就连这一点我也不是很确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只是一些零散的页子，我读了又读，或许也改了又改，坚信自己没有“时间”。但要时间用来干什么呢？我解释不清楚。我写下这本书是为了那些幽灵，他们是唯一有时间的人，因为他们置身于时间之外。在反复阅读，读到最后一遍（正是此时）之后，我发现并非只有时间是重要的，并非只有时间才是恐惧的理由。喜悦也能让人恐惧，勇气也能让人恐惧。在那些年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曾露天居住，没有居留许可，不像别人那样能住在高楼大厦里。当然，我从没有把这本小说送到任何一家出版社去。他们一定会当着我的面关上大门，而我则会丢掉一份书稿。用通常的话说，我甚至从未定过稿。其实，原始手稿的页数更多些：内容不断增加，不断重写，就像生了病一样。我的病呢，就是骄傲，疯狂和暴脾气。这最后两者（疯狂和暴脾气）会把人耗尽，所以我曾整日疲惫，却徒劳无功。我晚上工作。白天，我则写作，阅读。我从不睡觉。靠着喝咖啡和抽烟，我保持清醒。自然，我结识了一些有趣的人，其中也有些是我自己幻觉的产物。我想，那是我在巴塞罗那的最后一年。我蔑视所谓的官方文学，尽管相对于我对边缘文学的蔑视，只多了那么一丁点儿。但我相信文学：也就是说，我不相信那些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者，也不相信那些急功近利者，更不相信那些冠冕堂皇的窃窃私语。我相信无用的举动，相信命运。那时，我尚没有孩子。那时，我尚读诗歌多过散文。在那些年里（或者说，在那些个月里），我偏爱几位科幻小说作家和几位情色小说作家，往往他们是相互矛盾的两类作家，就像岩洞和电灯一样水火不相容。我读诺曼·斯宾拉德，读小詹姆斯·提普奇（事实上叫作爱丽斯·谢尔顿），读雷蒂夫·德·拉·布雷东纳，读萨德。我也读塞万提斯，读古希腊诗人的作品。在我生病的时候，我重读了曼里克。一天晚上，我构想了一套违法赚钱的机制。一家小型的犯罪公司。事实上，只要不指望一夜暴富而是细水长流，一切就能成事。我的第一个同谋，或者说是计划中的同谋，一位多愁善感的阿根廷朋友，他用一句谚语回答了我。那句谚语大概是说一个人坐监或者住院时，最好是在自己的国家里，我猜这是为了有人探访吧。他的回答一点也没影响我，因为我觉得自己和世界上所有国家的距离感是同等的。后来，当我发现我的计划比在一家砖厂干活还要糟糕时，我放弃了它。在我的床头用一根大头针插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彻底的无政府主义”，用波兰语写的，是一位这一民族的女性朋友写给我的。我曾相信自己活不过三十五岁。那时的我是快乐的。之后，1981年到了，不知不觉中，一切都变了。

——《远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