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知大学 之 主诗集
○未知大学 之 安特卫普
●未知大学 之 浪漫主义狗
○未知大学 之 三
『来自作者继承人的说明』
我们决定出版《未知大学》是出于对波拉尼奥的深切尊重,他十分珍视自己的诗作。同时,也是因为我们在整理文件时发现,这部诗稿已定稿—附有目录、创作日期说明及出处—由波拉尼奥本人整理完毕留待出版。
当前版本完全遵循我们掌握的手稿(只根据电脑中的版本做了极少的修订)。波拉尼奥自己标注日期为1993年。那是工作和奋斗的岁月,但更是写作的岁月:
我的文学道路
阿纳格拉玛(Anagrama),格里哈勒博(Grijalbo),“行星”(Planeta)退稿,可以肯定阿尔法瓜拉(Alfaguara),蒙达多里(Mondadori)也一样。穆什尼克(Muchnik),赛伊克斯·巴拉尔(Seix Barral),“命运”(Destino)说不……所有的出版社……所有的读者……
所有的销售经理……
在桥下,雨中,一个黄金机会
看到我自己:
好像一条蟒蛇在北极,但还在写。
在一个傻瓜的国度写诗。
膝盖上抱着孩子写。
写着写着到天黑
千万个魔鬼轰然降临。
魔鬼必将把我带下地狱。
但还在写。
1990年10月
(该诗未发表,和《未知大学》里的几首诗同收在一个本子里。)
卡洛琳娜·洛佩斯
【第二部分】
绿色、红色和白色的格子
此时,他,又或者一半的他,登上一个浪涛之巅。浪是白色的。他乘上了一辆与自己意愿相反的火车。包厢里只有他,窗帘开着,黄昏的景色被贴在脏兮兮的玻璃上。各种一闪而过的、昏暗的、紧凑的色彩在座位的黑色皮革上展开。我们为他营造出一个安静的空间来,以便让他能凑合工作。他点燃一支香烟。火柴盒是褐色的。盒盖上画着一个十二根火柴组成的六面体。标题上写着:用火柴来游戏,盒子的左上角标着一个“2”字,说明这是系列游戏的第二个。游戏的名字叫作“不可思议的三角形赋格曲”。现在他的注意力又停留在一个苍白的物体上,片刻之后,他发现那是一个正开始一片片碎掉的正方形。之前他认为是银幕的东西变成了白色的海浪,白色的词语,还有那扇与永恒的茫茫白色融合在一起的透明玻璃。忽然间,一声叫喊吸引了他的注意力。那短暂的声音让他觉得仿佛一种色彩被一道裂缝吞噬了。但那会是什么色彩呢?一句“火车停在了北方的一个村庄上”,让他错过了对面座椅上滑过的一个个影子。他用手捂住脸,尽量让手指分开,以便监视所有向他靠近的物体。他在上衣口袋里寻找香烟。吐出第一口烟雾时,他想,忠诚就像火车一样刻板地移动着。蛋白石色的云雾笼罩在他的脸上。他觉得“脸”这个词衬托出了他那双蓝色的眼睛。有人喊了一声。他盯着自己一动不动停在地上的双足。“鞋子”一词永远不会升腾。他叹了口气,把脸转向车窗,田野仿佛被蒙上了一层更深邃的光芒。就像我头脑里的光一样,他想。火车在一片树林边上滑过。一些区域可以看出刚刚被火烧过的痕迹。树林边上空无一人,对此他并不感到奇怪。但那个驼背住在那儿,沿着一条供自行车行驶的小道再前行一公里就到了。我对他说,我不想再听下去了。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兔子和像松鼠一样的老鼠。树林被向西的公路和向东的铁路夹在中间。周围是一片片菜园和庄稼,城市边上是一条被污染的河,河岸上是废旧汽车的坟墓和吉卜赛人的营地。再往那边是大海。驼背打开一听罐头,他的背半靠在一棵又矮又破败的松树上。车厢的另一头有人叫喊了一声,可能是个女人,她一边自言自语,一边用鞋跟熄灭了香烟。她的衬衫上绘着绿色、红色和白色的格子,长袖,棉质。驼背左手拿着一听番茄沙丁鱼罐头,正在吃饭。他双眼盯着树枝,倾听着火车开过的声音。
我唯一的真爱
有人在墙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唯一的真爱。”她把香烟放在双唇之间,等着男人为她点燃。她皮肤白皙,有雀斑,头发是桃花心木的棕红色。有人打开了后车门,她安静地坐了进去。他们驶过别墅区空无一人的街道。大部分房子在一年之中的这个时节都没有人住。男人把车停在了一条狭窄的小街上,周围的房子都是单层的,每家都有着一模一样的花园。她去洗手间时,他准备了咖啡。厨房的地上铺着棕色的小瓷砖,上面绘有阿拉伯式的图案,看上去像个健身房。他拉开窗帘,对面的房子没有一家亮着灯。她脱掉丝绸外衣,他为她又点上了一支香烟。她脱掉内裤前,男人把她趴着放到松软的白色地毯上。她听见他在柜子里找着什么东西。那是一个嵌在墙上的柜子,红色的。她从双腿下面,倒着观察他。男人冲她笑了笑。这时,有人在街上走着,只有一辆辆汽车停在相应的位置上。大道上,街区最好的饭馆很久前就关张了,那闪着光的招牌像个吊死的人似的垂在那里。脚步声消失在下行的街道上,远处闪烁着几盏车灯。她说:不。听,有人在外面。男人走到窗前,之后,光着身体朝床边走来。她的脸上有点点雀斑,时而在装睡。他充满柔情地从门框外看着她。有人为我们创造了一片宁静。他把脸贴在她的脸上,直到她被弄疼了,一把推开他。她似乎叫了一声。然而,从街上什么也听不见。他们睡着了,身体还贴在一起。有人走开了。我们看见他的背影,他脏兮兮的裤子和一双鞋跟已经磨损的靴子。他走进酒吧,找一个舒服的姿势坐到吧台前,仿佛觉得浑身都在灼烧。他的一举一动让酒吧里的其他人捉摸不透,引起了他们的不安。这就是巴塞罗那?他问。夜晚,所有花园都是一个样子;白天,又是另一番印象,仿佛欲望能通过那一株株花草、一座座花坛和一条条藤蔓疏散蔓延。“你们很爱护你们的汽车和花园”……“有人为我们创造了一片特殊的宁静”……“先是由内及外,而后环形地波及四周”……“他的屁股上被划得满是道子”……“月亮藏在了这片地区唯一的一座大楼后面”……“这就是巴塞罗那?”……
完美
《哈姆雷特》和《新生》,两部作品都洋溢着年轻人的气息。天真,英国人说,您爱读“不成熟”的东西。银幕上只有笑,无声的笑,让观众诧异,仿佛他听到了自己的窒息。“每个人都有能力死”所表达的和“每个人都会死”不同。不成熟的气息,在这样的气息里,尚可以找到惊讶,游戏,堕落,纯洁。“词句是空的”……“如果您拿开手枪,或许我们还可以商量”……作家在十月初游泳池旁写下了这些威胁性的词句,平均每天只有三小时的睡眠。天真,几乎就像想毁掉一切的萝拉·穆列尔的形象。(但她无法毁掉她根本不曾拥有的东西。)一个冲动将诗推向了侦探们称为完美的东西,尽管代价是神经在廉价的房间里被击得粉碎。没有出口的小巷。地窖,唯一的优点就是它的整洁。但除了《新生》和《哈姆雷特》,谁又曾在此逗留!“我在露营地的游泳池边写作,十月,人越来越少,苍蝇越来越多;月中时将会空无一人,就连打扫卫生的人也会不见踪影;苍蝇将成为这一切的主人,直到将近月末。”
二十七岁
唯一可能的场景是那个男人在树林的小路上飞奔。不知是谁眨了眨眼睛,眼前浮现出一间蓝色的卧室。此时的他二十七岁,上了一辆公共汽车。他抽着烟,一头短发,穿着蓝色牛仔裤,深色衬衫,外面套着连帽夹克,脚下是一双靴子,配上稽查专员的眼镜。他坐在窗边,身旁坐着一名刚从安达卢西亚回来的工人。他在萨拉戈萨车站登上了一列火车,朝后方望了一眼,一位列车员被烟雾笼罩着,直到膝盖。他抽着烟,咳嗽,把额头靠在公共汽车的小玻璃窗上。此时,他走在一座陌生的城市里,手上拎着一个蓝色的包,夹克的领子立了起来。天很冷,每一次呼吸都喷出一口烟雾。工人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睡着了。他点燃一支香烟,望着平原,而后又闭上了眼睛。下面一个场景泛着淡淡的黄色,冷冷的,电影原声带中,几只鸟儿盘旋着。(他自娱自乐地说:“我是一只鸟笼。”接着,他去买香烟,走出了镜头。)黄昏时,他坐在火车站的月台上,玩着填字游戏,读着报纸上的国际新闻,看着天上驶过的飞机,他舔了舔嘴唇。一个明亮而寒冷的早晨,一家酒店的窗前,有人在黑暗中咳嗽了一声。他咳嗽了一声。他走到大街上,立起夹克的领子,扣上所有的扣子,除了最后一颗。他买了一盒香烟,抽出一支,在一家首饰店的橱窗前,他停了下来。他留着短发,走路时双手插在夹克口袋里,嘴上叼着烟。这是那个额头靠在小玻璃窗上的男人的第一个长镜头。接下来是一条条狭长的走廊,很少时候能看到它们通向何处。窗子脏兮兮的。他现在二十七岁,走下公共汽车。前行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
远走的人
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孩子纯真无邪的手势在空中滑落。我写道:“一群赶回去工作的服务生”,“被风卷起的沙子”,还有“9月脏兮兮的玻璃窗”。现在我可以背向她了。驼背是为你引路的星星。白色的房子零零星星地散落在大山的裙摆上。空空的公路,枝叶间小鸟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那一切是我干的?就在她已不再渴望亲吻的时候,我吻了她?(好吧,距离这里好几公里的地方,有人在鼓掌,而这就是我的忧伤。)昨天,我梦见自己住在一棵大树的树洞里。没一会儿,大树开始像旋转木马一样地转起来,我觉得墙壁向我这边挤压过来。我醒来了,房子的大门敞开着。月光照在驼背的脸上……“孤单的词语,在镜头中远走的人,像空洞的大树似的孩子”……“无论你走到哪里”……我停在了这些该死的“孤单的词语”上。没有章法的写作。他们是四十多个人,每个人都靠救济金生活。每天早晨,安达卢西亚人读过报纸后,都会大声笑起来。8月渐盈的凸月。9月,我将孤身一人。10月和11月,我会去捡松果。
路上的清泉
该来的总是要来的。风穿过树梢。镜头里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小伙子。他独自走在一条乡间公路上,嘴不停地动着。我看见一群人张着嘴却无法说出话来。雨滴挂在松针上。有人在树林里奔跑。你看不到他的脸。只有一个背影。纯粹暴力的形象。(作家出现在这个场景中,双手放在胯骨两侧,眼睛盯着屏幕外的什么东西。)风雨穿过树梢,就像一条疯了的窗帘。风犹如空无一人的海滩上的一个幽灵:它穿行着,卷起睡衣,在沙子上拖动着,直到它消失在一阵哮喘中,又或许是一个长长的哈欠中。“就像一只由上而下炸开的爆竹”……“一种诗意的说法,说你已经不再爱那一条条被巡逻车照亮的小巷”……“警官那带着加利西亚口音的忧伤声音”……“你这个年龄的男孩是那么叛逆”……“很遗憾”……“有一种舞,会变成双唇的舞动”……“嘴唇发出无声的词句”……路上井中的清泉。你看见一个躺在树林里的男人,你继续跑着。这个时节初熟的野生桑葚,就像与你邂逅的热情的双眸。
宛如一曲华尔兹
车厢里,一位姑娘孤身一人,望着车窗外。窗外,一切都向远处延伸开去:犁耕过的田地,树林,白色的房子,村庄,郊外,垃圾箱,工厂,狗,还有一群挥着手臂说再见的孩子。萝拉·穆列尔出现了。1980年8月。我梦见张开嘴却说不出话的脸庞。那些人试图讲话,却做不到。他们那一双双蓝色的眼睛看着我,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之后,我走在一家酒店的走廊里。我神志清醒,不停地冒汗。萝拉有一双蓝色的眼睛,正在游泳池边读爱伦·坡的故事,其他女孩在谈论金字塔和丛林。我梦见自己在一些街区看雨,那些地方我能辨认出来却从未去过。我走在一条孤独的长廊上。我看见张着嘴却说不出话的一张张面孔,而后,他们闭上了双眼。我神志清醒,不停地冒汗。1980年8月?一位十八岁的安达卢西亚姑娘?守夜人为爱而疯狂?
夏日
有一种秘密的病叫作丽萨。它像所有的病一样,是卑鄙的,在夜里出现。在那块用一种神秘语言组成的编织物上,书写着和其他语言同样的意思:这个外国人“情况不妙”。而我,希望她通过某种途径获知这个外国人“正饱受痛苦”,“在异国他乡”,“几乎无望写什么史诗”,“什么都无望”。病痛将我带到奇怪的、静止的卫生间,那里的水靠一个即兴的装置运作。卫生间,梦,从窗子延伸出去直到大海的长发。病痛就是一道航迹。(作家出现了,没有穿衬衫,戴着黑色墨镜,在某地的夏日,同一只狗和一个背包一起休憩。)“某地的夏日”,给人以不平静之感的词汇,尽管它折射出的形象永远是安静的,就像固定镜头前的一具棺木似的。作家是个脏兮兮的男人,衬衫的袖子高高卷起,搬运着垃圾桶,短发被汗水浸得湿漉漉的。他还以服务生的形象出现在镜头中,回酒店的路上,走在空无一人的海滩上……“风席卷着沙砾”……“几乎无望”……病痛被埋在了没有眺望任何地方的灯塔下。灯塔是黑色的,大海是黑色的,作家的外套也是黑色的。
刀子的亮光
在一首诗中,《停滞的形象》,为何智利人此刻是唯一的游客?我猜,事实上,那并非夜晚,而是黄昏时分,文森特·马托雷尔广场的拱门下,我们大可想象那个智利人是在那样的情形下被恶棍抢劫了。智利人被抢劫?不,是智利人遇到了强盗,这就是事情的全部。剩下的故事完全遵从两个人物的自然反应:一个攻击,另一个望风。而这另一人,智利人,则甘拜下风,通过自我牺牲,完成了蜕变。湿乎乎的面庞勾勒出一抹微笑。远处,拱门和两个青少年的身影之间,刀子的亮光闪动着。一层水雾渐渐遮住了好奇的目光。头迟迟地没有撞到地上。见鬼,在将自己的思想集中在一个微笑上之前,智利人这样说道。两个年纪轻轻的小劫匪,他们的身影消失在广场尽头。没有钱。一张脸满是汗水,终于,左边的面颊得以在地面上休息。
天堂,有些时候,出现在万花筒的总体排列中。一个充满灰色斑点的垂直结构。如果我闭上眼,在我脑子里会有无数头盔的闪光起舞,长矛林立的平原颤抖,你把那称作煤玉。同样,如果我除去戏剧化的效果,就会看见自己走过电影院广场去往邮局,在那里一封给我的信也没有。
不用奇怪,作者光着身子在他房间中央走来走去。褪色的海报裂开就像他在头脑里汇集的词语。然后,几乎没有过渡,我会看见作者靠在屋顶平台上看风景;或者坐在地上,背靠白墙,与此同时隔壁房间里正在折磨一位少女;或者站着,在桌前,左手在木桌边缘,扬起视线望向场景外的一点。不管怎样,作者展开自己,光着身子无所事事,周围海报环绕,仿佛一声歌剧似的呼叫中,上演他在赫罗纳的秋天。
阴沉的黎明。坐在扶手椅上,手里一杯咖啡,还没洗漱,我按以下方式想象主人公:他闭着眼,脸色极其苍白,头发脏乱。他躺在火车道上。不。他只是把头靠在其中一根枕木上,身体其余部分在铁轨一侧,躺在灰白的乱石上。奇怪:他左半身给人的印象是梦中人才有的放松,而右半身却显得僵硬,漠然,像个死人。在这幅图画的上半部我能看出冷杉(是的,冷杉!)山坡和山丘上一组粉红的云,俨然黄金世纪的黄昏。
现在你滑向那计划。你来到河边,在那里点一支烟。街尽头,在街角,有个电话亭,那是街尽头唯一的光。你往巴塞罗那打电话。陌生女人接听。她告诉你说她不去了。你说“好吧”,几秒钟后,她学着你刚才的声调说“好吧”,你问为什么。她说周日要去阿雷亚,你说等你到巴塞罗那再给她打电话。你挂了电话,出人意料的冷风吹进电话亭,你正在想:“就像是自传。”现在你沿着弯曲的街道走着,赫罗纳的晚上会这么亮,你想着,只有两个清洁工在打烊的酒吧外聊天,街尽头一辆正消失的汽车闪光。我不该喝酒,你想着,我不该睡觉,我不该做任何事来分散注意力。现在你停在河边,埃菲尔建造的桥上,隐藏在铁架中。你触摸自己的脸。在另一座桥,名叫双唇桥的那座,你听见脚步声,但当你寻找时却看不见人,只听见某人走下阶梯时的低语。你想:“原来陌生女人无所谓,原来唯一不平衡的是我,原来我做了一个美梦。”你说的梦刚从你面前经过,在你同意暂停的微妙瞬间—因此你暂时变得透明,就像玻璃硕士—,梦见在桥的另一头出现,一群阉人,商人,教师,家庭主妇,赤身裸体在手心展示睾丸和切开的阴道。多奇怪的梦,你想。毫无疑问你想振奋一下。
就是在那儿,10号厢,我第一次看见劳拉赤裸,而我只是挤出个笑容拍拍她肩膀问她哪个开关出蒸汽。那些桑拿厢,准确地说应该叫单间,是毗邻的两小间有一道玻璃门相隔;前一间里会有个长沙发,那种老式的长沙发让人想起精神分析和妓院,一张折叠桌和一个衣帽架;第二间才是真正的蒸汽浴室,有冷热水淋浴和紧贴着墙的瓷砖长凳,凳子下藏着蒸汽管道。从一间到另一间是很神奇的,特别是当一间已经充满蒸汽到看不见人的时候。于是我们就打开门进入有长沙发的那间,那里一切清明,而我们身后,就像梦的丝丝缕缕,泄漏的蒸汽云朵迅速消失。我们躺在那儿,手拉手,倾听或试图倾听健身房里隐约传来的声响,身体渐渐凉下来。等快凉透了,浸入沉默,我们终于能听见地板和墙壁传出的隆隆声,热水管道和某个秘密角落里维持浴室运转的锅炉猫一般的呼噜声。总有一天我会迷失在这里,劳拉说。
我写这本书是为了我自己,不过,就连这一点我也不是很确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只是一些零散的页子,我读了又读,或许也改了又改,坚信自己没有“时间”。但要时间用来干什么呢?我解释不清楚。我写下这本书是为了那些幽灵,他们是唯一有时间的人,因为他们置身于时间之外。在反复阅读,读到最后一遍(正是此时)之后,我发现并非只有时间是重要的,并非只有时间才是恐惧的理由。喜悦也能让人恐惧,勇气也能让人恐惧。在那些年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曾露天居住,没有居留许可,不像别人那样能住在高楼大厦里。当然,我从没有把这本小说送到任何一家出版社去。他们一定会当着我的面关上大门,而我则会丢掉一份书稿。用通常的话说,我甚至从未定过稿。其实,原始手稿的页数更多些:内容不断增加,不断重写,就像生了病一样。我的病呢,就是骄傲,疯狂和暴脾气。这最后两者(疯狂和暴脾气)会把人耗尽,所以我曾整日疲惫,却徒劳无功。我晚上工作。白天,我则写作,阅读。我从不睡觉。靠着喝咖啡和抽烟,我保持清醒。自然,我结识了一些有趣的人,其中也有些是我自己幻觉的产物。我想,那是我在巴塞罗那的最后一年。我蔑视所谓的官方文学,尽管相对于我对边缘文学的蔑视,只多了那么一丁点儿。但我相信文学:也就是说,我不相信那些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者,也不相信那些急功近利者,更不相信那些冠冕堂皇的窃窃私语。我相信无用的举动,相信命运。那时,我尚没有孩子。那时,我尚读诗歌多过散文。在那些年里(或者说,在那些个月里),我偏爱几位科幻小说作家和几位情色小说作家,往往他们是相互矛盾的两类作家,就像岩洞和电灯一样水火不相容。我读诺曼·斯宾拉德,读小詹姆斯·提普奇(事实上叫作爱丽斯·谢尔顿),读雷蒂夫·德·拉·布雷东纳,读萨德。我也读塞万提斯,读古希腊诗人的作品。在我生病的时候,我重读了曼里克。一天晚上,我构想了一套违法赚钱的机制。一家小型的犯罪公司。事实上,只要不指望一夜暴富而是细水长流,一切就能成事。我的第一个同谋,或者说是计划中的同谋,一位多愁善感的阿根廷朋友,他用一句谚语回答了我。那句谚语大概是说一个人坐监或者住院时,最好是在自己的国家里,我猜这是为了有人探访吧。他的回答一点也没影响我,因为我觉得自己和世界上所有国家的距离感是同等的。后来,当我发现我的计划比在一家砖厂干活还要糟糕时,我放弃了它。在我的床头用一根大头针插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彻底的无政府主义”,用波兰语写的,是一位这一民族的女性朋友写给我的。我曾相信自己活不过三十五岁。那时的我是快乐的。之后,1981年到了,不知不觉中,一切都变了。
——《远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