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https://shimo.im/docs/e1AzdO8K1yU1d2qW/
▷凡例（如图1）
“您为什么会来这里？”
“去年，发现得了癌症。我不希望今后在检查和吃药中度日。”
“您不想检查，是因为迄今为止已经尽最大努力生活过了吗？”
“是的，我的人生非常棒！我如愿以偿地度过了人生。我曾经想过，如果生活不能随愿了，那个时候就是我人生的节点了。”
“我给您扎吊针，把流量调节器固定在您的手腕上，您知道打开开关会发生什么事情吗？”
“知道，我会死的。”
“道丽思，做好心理准备后，随时都可以打开哦。”
此时，老妇人想到了什么呢？是人生的落幕？还是与10年前逝去的丈夫在天国的再会？她微微地吸了一口气，亲手打开开关，轻轻地闭上了眼睛。
普莱西柯对老妇人小声说道：
“已经没事了。再过一会儿就轻松了。”
15秒、16秒、17秒……20秒过去后，老妇人半张着嘴，躺在枕头上的头部无力地垂向了右侧，仿佛在电视机前打起了盹一样。
2016年1月28日上午9点26分。瑞士西北部巴塞尔的某个小公寓里，普莱西柯的协助自杀结束了。
——「序言」
۞第五章 是爱？还是自私？〔西班牙〕
——我是赞成安乐死呢？还是反对？
人们决定安乐死的背后，有多种缘由。被告知罹患几个月内死亡率几乎100%的晚期癌症；因意想不到的事故，人生急转直下的时候，等等。我在想，是不是可以尊重个人的意愿呢？
当然，放疗科医生史蒂文森的那句令人震撼的“拒绝治疗之时就是终末期”在我的心中回响。但是，我不是医生，无法判断像珍妮特那样能享受幸运的人究竟有几个。
史蒂文森所说的“家人的支持”的重要性也有必要考虑。他说很多选择安乐死的患者缺乏这种支持。此外，他还说在白人社会，比起“家人”更重视“个体”的文化渗透已久。我觉得正是如此。
——《天主教会的影响》
2015年10月，就在我开始要对安乐死进行取材的时候，在西班牙，发生了一起报纸和电视争相报道的大事件。在“la Niña Andrea（少女小安德莱）”的标题下，是站在圣地亚哥大学医院门前的少女的父母，他们每天都出现在麦克风前，脸上露出不安的神色。
当时12岁的安德莱·拉贡·奥尔多尼斯，幼儿期就患上了神经系统变性疾病，去世前4个月，病情进一步恶化，在上述大学医院紧急住院。后来，经过后文讲述的骚动，少女戴的胃瘘被摘除，在实施了临终镇静之后，少女死去了。
而且，她的情况的特殊之处在于，和对成年人或老人采取的措施不同，她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死亡。
2015年10月9日，听到安德莱去世的报道，我将信息记在心里。一年后，我再次阅读了剪报。少女的死，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种疑问带着与当时不一样的意义，在我的脑海里盘旋。
安德莱罹患的神经系统变性疾病，是损坏了的蛋白质累积在神经细胞里的疾病的总称。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阿尔兹海默症和帕金森病。安德莱所患的被推测为脊髓小脑萎缩症（SCD）。
病情从走路时步履不稳、手发抖的症状开始，严重的话，身体的所有机能都会停止。关于SCD，如果说是后来在日本被拍成电影的《一公升的眼泪：与顽疾抗争的少女亚也的日记》（木藤亚也著，FA出版社）的主人公亚也所得的病的话，或许读者就会立刻明白。幼儿时期就得病的安德莱，与他人交流困难。也就是说，她不能向别人传达想要安乐死的愿望。问题的核心在于，根据父母的意向让孩子安乐死是否得当？
——《选择让12岁女儿死去的夫妇》
图注 安东尼奥（左）和安德莱 Interviú提供
话说，我和埃斯特拉结束对话后发生了这么一件事。8岁的二女儿克劳迪娅吃着三明治回来了。她立刻注意到我的存在，眼神敏锐地看向我。听了母亲的解释，她似乎心情有所缓和，因此我们三人一起去了附近的餐厅。
“我们玩石头剪刀布吧！哈哈哈。啊，那个酱料，我也想尝尝！”
克劳迪娅渐渐习惯了我的存在，在食指上滴了一滴墨西哥辣椒汁，小心翼翼地笑着舔了一口。我假装把辣椒汁的瓶子整个往嘴里倒，她笑得更开心了。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她。“喂，克劳迪娅，妈妈说过，那天你在病房里，你都干什么了？”
我听说在安德莱去世的前几天，克劳迪娅做了一件事。她说：“请给我和姐姐10分钟时间。”并要求医生和父母离开病房。
在餐厅的桌子上，克劳迪娅用手左右来回地滑动着玩具踏板车，淡然地解释道：
“我在画纸上画了一个姐姐喜欢的小丑图案，然后在下面写上‘我最喜欢你’。因为我最喜欢姐姐了……”
克劳迪娅将画纸轻轻地放在安德莱的胸前，脱下鞋子。10分钟以后，在病房外面等候的父母喊了声“克劳迪娅”，然后进入室内。发现克劳迪娅躺在意识朦胧的姐姐身边，在床上颤抖着身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