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https://shimo.im/docs/e1AzdO8K1yU1d2qW/
▷凡例（如图1）
“您为什么会来这里？”
“去年，发现得了癌症。我不希望今后在检查和吃药中度日。”
“您不想检查，是因为迄今为止已经尽最大努力生活过了吗？”
“是的，我的人生非常棒！我如愿以偿地度过了人生。我曾经想过，如果生活不能随愿了，那个时候就是我人生的节点了。”
“我给您扎吊针，把流量调节器固定在您的手腕上，您知道打开开关会发生什么事情吗？”
“知道，我会死的。”
“道丽思，做好心理准备后，随时都可以打开哦。”
此时，老妇人想到了什么呢？是人生的落幕？还是与10年前逝去的丈夫在天国的再会？她微微地吸了一口气，亲手打开开关，轻轻地闭上了眼睛。
普莱西柯对老妇人小声说道：
“已经没事了。再过一会儿就轻松了。”
15秒、16秒、17秒……20秒过去后，老妇人半张着嘴，躺在枕头上的头部无力地垂向了右侧，仿佛在电视机前打起了盹一样。
2016年1月28日上午9点26分。瑞士西北部巴塞尔的某个小公寓里，普莱西柯的协助自杀结束了。
——「序言」
۞第五章 是爱？还是自私？〔西班牙〕
——我是赞成安乐死呢？还是反对？
人们决定安乐死的背后，有多种缘由。被告知罹患几个月内死亡率几乎100%的晚期癌症；因意想不到的事故，人生急转直下的时候，等等。我在想，是不是可以尊重个人的意愿呢？
当然，放疗科医生史蒂文森的那句令人震撼的“拒绝治疗之时就是终末期”在我的心中回响。但是，我不是医生，无法判断像珍妮特那样能享受幸运的人究竟有几个。
史蒂文森所说的“家人的支持”的重要性也有必要考虑。他说很多选择安乐死的患者缺乏这种支持。此外，他还说在白人社会，比起“家人”更重视“个体”的文化渗透已久。我觉得正是如此。
——《天主教会的影响》
▷补章Ⅱ 与普莱西柯的对话［瑞士］
“您跟您儿子说过明天的事情吗？”
我期待着她至少已经告诉了儿子自己的决定，但答案是否定的。一旁的海尔曼说：“只有我和另一位女性朋友知道。”她父亲已经去世，78岁的母亲还活着。而且，她也没有通知妹妹（51）和弟弟（48）。
“我给所有家人都写了一封信。我死后，这些信会交给他们。上面写着‘请让我走吧’。”
不安的情绪涌上我的心头。以前不会说的话，连续不断地蹦了出来。
“您儿子如果知道真实情况，会不会照顾您呢？”
沙维娜露出“那可不行”的姿态，这样说道：
“我不希望如此。无论是儿子还是母亲，我都不想让他们照顾有残疾的我。”
我又试着换了一种问法。
“如果有家人的支持，您是不是会做另一种选择了呢？”
“不可能。因为我自己已经无法忍受这个残疾了。我已经累了。”
海尔曼立刻插嘴道：
“她并不是没有得到充分的支援。请想一下，22年啊。22年来，她就是以这种状态活下来的。”
沙维娜上下摇晃着脑袋，用夹杂着叹息的声音说道：
“24小时在家护理，花费巨大。但那只不过是让我延续生命的护理而已。”
从世界标准来看，半身不遂的她，不符合安乐死的条件。精神上的痛苦暂且不论，她既没有晚期症状，也没有肉体上无法忍受的痛苦。硬是要凑条件的话，那就是没有治愈的希望和本人的意愿了。
不管有没有家人的照顾，她都会选择死亡吧。但是，在通知家人之前，做出这种行动是否正确呢？
这跟在西班牙，雷蒙娜把桑佩德罗带出来，帮助他死亡的故事如出一辙。今后，海尔曼与沙维娜的家人也有可能会发生冲突。
——《22年的病榻生活》
2016年，当时91岁的剧作家桥田寿贺子在《文艺春秋》（2016年12月刊）上公开发表了“日本应该允许安乐死”的言论：
我唯独害怕傻傻地活着。（中略）现在，医院也不会一直照顾老年痴呆的人。说句不好听的，就是会被从医院里赶出来。既然要赶出来，那么还不如让想死的人死掉算了。（中略）我认为，日本也应该像瑞士一样，早日制定允许安乐死的法律。
至于能够实现安乐死的场所，桥田具体举出了DIGNITAS的名字。实际上，在来瑞士的几个星期前，我通过邮件跟普莱西柯说过这件事。当时，她向我询问了桥田的联系方式（我当然没告诉她，原本我也不知道桥田的联系方式）。为什么普莱西柯会感兴趣呢？
“如果她超过了90岁，那么即使现在再健康，身体也会突然不适，关节、听力、视觉都会发生问题，还会易疲劳，生活变得艰难。我想让她写出想在瑞士死的理由。如此一来，即使她因为心肌梗死等原因身体状况恶化，也可以来这里。否则，到了无法表达意思的时候就晚了。假如她是住在瑞士的话，即使失去了意识，我也可以为她做临终镇静……”
此时，我出其不意地问道：
“那不就成了您间接给她（桥田）洗脑了吗？”
“不，我是不希望她去DIGNITAS。在LIFE CIRCLE的话，直到临终的那刻为止，应该可以一直探寻最大限度地延长生命的方法哦。”
桥田如果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考虑去瑞士的话，就不是被强行邀请。但是，她却在询问桥田的联系方式。于是，我再次问道：
“如果您邀请了她，就相当于诱导她死亡吧？”
“我没有邀请她的想法。我讨厌洗脑。”
——《询问桥田寿贺子的联系方式》
她的生死观听起来很正确，也很美好，但此时的我有了不一样的想法。一些身患重病的人觉得人生不幸，想要去死，这是事实。但我也知道，有些与病魔抗争的人活得很幸福。面对病魔和残疾，感受因人而异，不能一概而论。因此，我再次问她：
“请思考一下。是您决定了沙维娜人生的最后时刻哦。对于她漫长的人生，您知道多少呢？”
普莱西柯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
“我经常用‘人们选择自己的死亡，他人与人们的死亡共生存’来解释。”
也就是说，既然沙维娜决定了死亡，那么包括普莱西柯在内的“他人”就只能接受这一点。我想对她说，正是她的这句话，与我所思考的生死观格格不入。
如果有人问我：你认为“死亡是个人的事情”呢，还是“死亡是集团和社会的事情”呢？在日本长到18岁的我，一直认为是后者，即一个人的“死亡”与家人、恋人以及地区等各种要素密切相连。
开始在欧美生活以来，死亡权利是个人的权利这一想法，在客观上我是理解的。但是，通过采访，我对于欧美的想法不由得产生了违和感。
——《医生的违法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