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罗伦萨的恶魔
【美】道格拉斯·普雷斯顿；
【意】马里奥·斯佩齐
▷序言：https://shimo.im/docs/dPkpdWo0MZSgx7kO/
献给与我一同在意大利探险的家人：我的爱妻克里斯廷和我的孩子阿利提亚和艾萨克。还要献给我的女儿塞莉娜，她很明智地留在了美国。
——道格拉斯·普雷斯顿
献给我的爱妻米丽娅姆和我的女儿埃莱奥诺拉，因对此案过于投入，无暇顾及家庭，向她们表示歉意。
——马里奥·斯佩齐
▷年表：https://shimo.im/docs/WlArdJQ1o4TRpEq2/
▷主要人物：https://shimo.im/docs/R13jd50xWBUl5Vk5/
【第二部 道格拉斯·普雷斯顿的故事】
在意大利的生活既平淡无奇，又充满了崇高的体验，两者奇妙地混合在一起。隆冬时节的清晨，我睡眼惺忪地驱车送孩子上学，车开到焦戈利山上的时候，映入眼帘的是雄伟的中世纪拉切托萨修道院。在黎明的薄雾中，院内众多塔楼和屋舍高耸入云，甚是壮观。在佛罗伦萨鹅卵石街道上漫步的时候，有时兴之所至我会钻进布兰卡奇礼拜堂，花上五分钟欣赏象征文艺复兴肇始的那些壁画，或者晚祷时分穿过佛罗伦萨巴迪亚教堂，聆听教堂里传来的格利高里圣歌。但丁年轻时就曾在这里深情凝望着他的恋人贝雅特里齐。
我们很快就懂得了意大利语中“忽悠”（fregatura）这个词，这是在意大利生活的人必须要明白的一个概念。“忽悠”是以一种不很合法、不很诚实的方式行事，但又不会太离谱。在意大利，这是一种生活方式。在当地剧院预订威尔第的《游吟诗人》戏票时，我们第一次领略了“忽悠”的个中奥妙。我们赶到剧院，出示了订票号码，售票窗口却告知我们，他们没有找到我们的订票记录。他们无能为力，因为戏票已经全部售罄。售票窗口前聚集的激动的人群证实了事实的确如此。
在我们就要离开的时候，恰好遇上住在我们家附近的一位店主。她身穿貂皮大衣，佩戴钻石首饰，打扮得更像伯爵夫人，而不是我们常去买意大利脆饼的那家街角小店的主人。
“什么？卖光了？”她叫道。
我们将事情的经过讲给她听。
“岂有此理！”她说，“他们肯定是把你们的票送给其他什么重要人物了。这事交给我了。”
“你有认识的人？”
“我谁也不认识，但我很清楚在这里生活的潜规则。等在这儿，我一会儿就回来。”她大步而去，我们则等在一旁。五分钟后，她再次出现，身后跟着一个局促不安的男子，他就是剧院的经理。他疾步走来，紧紧握住我的手。“真是抱歉啊，哈里斯先生！”他脱口说道，“我们不知道您今天大驾光临我们剧院！没人通知我们！关于这场票务闹剧，请接受我的道歉！”
二〇〇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法院开庭审理被控为“恶魔凶杀案”幕后策划者的弗朗切斯科·卡拉曼德雷伊。
马里奥·斯佩齐参加了首日的审判。几天后他通过电邮给我发来一份报告，他在其中这样写道：
连续一个月的干热天气之后，九月二十七日的清晨却出人意料地阴冷。那天上午真正的新闻是，在对被控为“恶魔”背后指使者的男子的审判中，竟然没有观众列席。法庭专为公众准备的座位上空空如也，十年前帕恰尼便是在这里被判有罪然后又被判无罪。只有为记者设置的长椅上挤满了人。我无法理解，对于一个按照指控罪名几乎就是邪恶化身的人，佛罗伦萨人竟然如此无动于衷。必定是对官方指控的怀疑和不信任使观众选择了缺席。
被告犹豫不决地迈着小碎步进入法庭。他看起来性格温顺，似乎已经听天由命。他的黑眼睛陷入令人琢磨不透的沉思中，浑身散发着隐退绅士的气质。他身穿优雅的蓝色大衣，头戴灰色软呢帽，臃肿的身躯充满了不幸和治疗精神病的药物。他的律师加布里埃莱·扎诺比尼和他的女儿弗朗切斯卡搀扶着他走进法庭。圣卡夏诺的药剂师弗朗切斯科·卡拉曼德雷伊在前排落座，对面前晃来晃去的电视台摄像机和摄影记者照相机的频频闪光无动于衷。
一位记者询问他的心情。他答道：“就像某个闯进电影里的人一样，我对情节和人物毫不知情。”
佛罗伦萨检察院指控卡拉曼德雷伊是五起“恶魔杀人案”的幕后指使之一。他们声称他付钱给帕恰尼、洛蒂和万尼，让他们进行犯罪活动，盗走女性受害者的性器官，供他在一些不可告人的可怕神秘仪式里使用。他还被指控一九八五年在斯科佩蒂空地亲自参与谋杀两位法国游客。他也被控一九八四年下令指挥维基奥谋杀案和一九八三年九月两个德国人遇害案，以及一九八二年六月蒙特斯佩托利的谋杀案。在谁可能参与了其他几桩“恶魔凶杀案”这一伤脑筋的问题上，检察院缄默不语。
指控卡拉曼德雷伊的证据荒唐可笑，其中包括他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妻子的疯言疯语。她病得不轻，连医生都不允许她出庭作证。此外还有那些被称作阿尔法、贝塔、伽马和德耳塔的“粗鄙的撒谎成性之人”，他们在十年前作证指控帕恰尼和他的“野餐朋友”。值得注意的是，这四个代数符号证人都已经离开人世。只有系列杀人案证人洛伦佐·内西仍然健在，需要什么他就能记起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