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一条奔腾的小溪，我们开车行驶在一条乡间马路上。由于多年未到此地，斯佩齐停下了几次之后才找到那里。马路分出一条岔道，通向芳草萋萋的小径，那里被当地人称作“博斯切塔”。我们把车停好，走了进去。走到尽头是一处山脚，隐藏在一片橡树林中，小径一侧有条出路，通向一片种着药草的田地。几百码开外有一座农民的老式石屋，红陶瓦的屋顶。山下有一片山谷，里面流淌着一条奔腾不息的小河，隐藏在白杨树林中。在农屋的远处，地势开始上升，连着出现几个山丘，延伸到最后是一排青山。山丘大片翠绿色的草地分布在山肩和低矮的山坡上，孩提时代的艺术家乔托曾在十三世纪末穿过这大片草地放羊、做白日梦、在泥地里作画写生。
小路的尽头成为纪念两个“恶魔”受害者的圣地。两个白色十字架立在一块草地上。几朵塑料花摆放在两个玻璃罐里，经过长期的日晒雨淋，花已经有些褪色。十字架的两侧堆放着一些硬币：这里已经成为当地年轻情侣朝圣的地方，他们留下硬币作为彼此爱情的象征。阳光洒进了山谷，空气中弥漫着鲜花和新刈的青草的清香。蝴蝶在空中飞舞，小鸟在树林里不住地啼叫，大片白云在蓝天上疾行而过。

跟多数美国人一样，我们决定继续我们的生活。航班恢复正常不久，我们一家便于九月十八日飞回了意大利。意大利朋友在圣神广场上一处公寓里为我们接风洗尘，那里可以俯瞰由布鲁内莱斯基建造的文艺复兴大教堂。走进那个公寓，感觉就像是参加一场葬礼。意大利朋友纷纷走上前来，与我们拥抱，一些人眼里还噙着泪水，向我们表达哀思。晚宴在沉重的气氛中进行，即将结束的时候，一位在佛罗伦萨大学教授希腊语的朋友朗诵了一首康斯坦丁·卡瓦菲的诗，名叫《等待野蛮人》。她先是用希腊语朗诵，然后又用意大利语朗诵了一遍。该诗描述了罗马帝国末期罗马人等待野蛮人的到来，我永远都忘不了那晚她朗诵的那首诗的最后几行：
……夜幕已然降临，野蛮人却依然未至。
一些人从边境赶来，
言说不再会有野蛮人。
没有野蛮人我们如何是好？
那些人或许就是正解。

他找出在加利莱奥修士谈到“邪恶”的时候他做的笔记，将笔记读给我听。这位老修士先是玩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文字游戏，“邪恶”和“疾病”在意大利语中是同一个词——male；“说话”和“研究”在意大利语中也都是一个词——discorso。
“‘病理学’可以定义为‘discorso sul male’（对疾病或邪恶的研究），”加利莱奥修士说，“我更喜欢将其定义为‘male che parla’（能讲话的邪恶或疾病）。心理学也是如此，可以定义为‘对心智的研究’，但我更倾向于‘对竭力通过神经紊乱进行沟通的心智的研究’。
“我们之间不再有真正的交流，因为我们的语言本身就是病态的，我们语言的病态不可避免地导致身体的病态，就算最终不会带来精神疾病，也会导致神经官能症。
“当我不能再用语言交流的时候，我会借助疾病来表达自己。我的病症还有治愈的可能。这些症状表达了我的灵魂希望有人聆听的需要，但是无法做到，因为我无法用语言描述，还因为那些听者无法超越他们自己的声音。病态的语言是最难理解的。这是一种极端形式的勒索，它全然不管我们试图付出的努力，随意将其赶走。这是进行沟通的最后努力。
“精神疾病是努力寻找听众的过程的终止。它是绝望之人的最后一个避难所。他最终明白没有人在聆听，也永远不会有人听。疯狂的行为就是放弃所有希望被理解的努力。这是无休止的痛苦尖叫，需要完全的沉默和无动于衷的社会。这种尖叫声没有回音。
“这就是‘佛罗伦萨的恶魔’的邪恶本质。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邪恶本质。我们内心都潜伏着一个‘恶魔’；本质都一样，只是程度各有不同。”

被称为“伽马”的妓女吉里贝丽讲述了另一件事，牵扯到斯法恰塔别墅——就位于我在焦戈利的房子附近，马路对面就是那两个德国游客遇害的地方。“一九八一年，”她说，就像警察记录的正式证词一样，“有个医生在那幢别墅里为了将尸体制成木乃伊而进行实验……洛蒂也在多个场合谈起这个地方，而且时间也总是在八十年代，我们就是在那个年代去的那里。他告诉我房间的墙上涂满了壁画，但没告诉我具体位置。壁画就像帕恰尼画的那样。洛蒂总是跟我说，这幢别墅有个地下实验室，那个瑞士医生就在那里将尸体制成木乃伊。让我解释得再清楚一些：洛蒂说这位瑞士医生在去过埃及之后，搞到一张古老的莎草纸，上面详细介绍了如何将尸体制成木乃伊。他说那张莎草纸缺了关于如何将柔软的器官制成木乃伊的一块，我指的就是性器官和乳房。他告诉我这就是在‘佛罗伦萨的恶魔’谋杀案中尸体会被切割的原因。他跟我解释，一九八一年这位医生的女儿遇害，死因也未被报告，因为这位父亲说他必须回到瑞士才能解释她失踪的原因。制作木乃伊的过程要求他必须将女儿的尸体藏在那个地下实验室里……”
也许想起了那些塑料蝙蝠和纸板骨架的尴尬经历，警方决定不去斯法恰塔别墅搜查帕恰尼的壁画、地下实验室和那个被制成木乃伊的女儿。

“Dietrologia（动机研究），”尼科洛伯爵说，“要想理解‘佛罗伦萨的恶魔’的调查，只要理解这个意大利词汇就行了。”
我们跟往常一样在博尔迪诺餐馆共进午餐。我吃的是咸鳕鱼，而尼科洛伯爵则在享用八珍烤鸡。
“Dietrologia？”我问。
“Dietro意指‘后面’，Logia意指‘对某物的研究’。”尼科洛伯爵一本正经地说，仿佛还身处演讲大厅，他优美的英语口音在这家洞穴般的饭馆内产生了回响。“‘动机研究’指的是，显而易见的东西不可能是真的。总有什么东西隐藏在‘后面’。这跟你们美国人所称的阴谋论不大一样。阴谋论含有理论的意思，有不确定性和可能性。研究别人动机的人只跟事实打交道。事实怎样就怎样。除足球之外，‘动机研究’也是意大利的民族运动。每个人都对真正发生的事情颇有研究，即使……你们美国人是怎么说来的？……就算他们他妈的什么都不知道。”
“为什么？”我问。
“因为这让意大利人具有成就感！这种感觉也许只局限于一个白痴般的朋友组成的小团体，但至少他们熟悉内情。我知道你不知道的东西，这就是能力。‘动机研究’与意大利人的‘potere’（权利）心理紧密相连。你必须显得对什么事情都很了解。”

“在意大利，”他接着说，“一直以来都有政治迫害的风气。你知道意大利人本质上容易嫉妒别人。如果有人赚钱了，那一定牵涉到欺诈行为。自然而然，他肯定与某个人串通一气。因为崇尚物质主义，所以意大利人非常嫉妒那些有权有势的富人。他们既怀疑富人，又想成为他们。他们对这些人有一种既爱又恨的感情。贝卢斯科尼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还记得我曾跟你提到过的一个侦探吗？他告诉我那对法国游客肯定是在周六晚上遇害的，因为他们身上有一些跟烟蒂一般大小的幼虫。我成功搞到那个周一下午法医团队拍摄的照片。照片一角印着照片拍摄的真实时间，大概是下午五点钟左右，即尸体被发现三个小时之后。放大这些照片，你能清楚地看到幼虫，它们个头很大。我做了一些研究，发现意大利有一位法医昆虫学领域的顶级专家，享誉海外，十年前他跟一位美国同事共同创造出一种基于幼虫的发育情况来确定死亡时间的破案手段。他名叫弗朗切斯科·因特罗纳，是帕多瓦的法医学院院长，兼任巴里法医学院的法医昆虫学实验室主任，还在那里担任教职。他在医学期刊上发表了三百篇学术文章，还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专家顾问！所以我跟他通了电话，将照片寄给他，他随后把研究结果发给了我。结果十分理想！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权威性证据，道格，帕恰尼是无辜的，洛蒂在撒谎，他的‘野餐朋友’跟这宗谋杀案毫无干系。”
“太好了，”我说，“但这如何才能起作用？其背后的科学原理是什么？”
“那位教授简单地跟我介绍了一下。幼虫对得出死者确切的死亡时间非常重要。那些所谓的蓝蝇成群地在死尸上产下大量的卵。蓝蝇只在白天产卵，晚上不活动。蝇卵孵化需要十八到二十四个小时。然后，蓝蝇按照严格的生长周期发育长大。”
他拿出那份报告。“你自己看看吧。”
报告简明扼要。我费力地阅读了这份密密麻麻地写满意大利文的科学报告。报告表示，照片中法国受害者身上的幼虫“已经度过了发育的第一阶段，正处于第二阶段……那些虫卵不可能是在不到三十六小时前产在尸体身上的。人们现在持有的观点是：谋杀案发生在九月八日当晚（周日晚上）；蓝蝇应该是在九日清晨产下蝇卵，照片是在案发十二小时后即下午五点钟拍摄的。但从昆虫学的数据上看，这一观点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这些数据将遇害者的死亡时间至少再往回推了一天。”
也就是说，这些法国游客一定是在周六晚上遇难的。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斯佩齐问。
“这意味着，那些自称目击者的人都是些该死的骗子，因为他们无不表示在周日晚上目睹了那起凶杀案！”

在我们共进晚餐的时候，太阳还高悬在佛罗伦萨的群山上，在橄榄树林里洒满了金色的光辉。附近的中世纪蒙蒂奇圣玛格丽塔教堂响起送客的钟声，藏在我们四周深山里的教堂也纷纷鸣钟呼应。在夕阳的余晖中，暖风将金银花的香味传遍四周。在山谷里，一座巨大城堡的雉堞状塔楼在四周葡萄园里投下了长长的阴影。我们一边吃饭一边看着屋外的景色从金色慢慢褪成紫色，最终化为晚霞的余光。
那一刻，这一片美不胜收的风景与曾出没于此地的“恶魔”的鲜明对比，让我永世难忘。

在我们去过比比亚尼别墅的几天之后，斯佩齐拨通了我的手机。“我们做到了，”他说，“我们完全做到了。”他没有透露细节，但我知道他的意思：他已经将那封匿名信交给了警察。我开始问很多问题，斯佩齐立刻打断我，说：“Il telefonino è brutto。”字面意思是“电话是丑陋的”，意思是他知道他的电话正在被人窃听。我们相约在镇上见面，这样他可以告诉我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回国第二天，尼科洛伯爵给我打来电话。“道格拉斯啊！我知道你在意大利惹麻烦了！干得不错啊！”
“你怎么知道的？”
“今天的早报都报道了，你现在已经成为‘佛罗伦萨的恶魔’案的官方嫌疑犯。”
“都上报纸了？”
“到处都是，”他静静地笑了笑，“不用担心。”
“尼科洛，看在老天爷的分上，他们控告我是谋杀案的同犯，他们声称我将一支枪藏在那幢别墅里。他们控告我作伪证，还说我妨碍司法！他们对我进行威胁恐吓，警告我不要回意大利。都这个样子了，你还跟我说不用担心？”
“我亲爱的道格拉斯，只要是意大利人都会‘受到指控’。恭喜你成为真正的意大利人。”说着，他的声音不再拖腔拖调地充满嘲讽，而是变得严肃起来。“我们要担心的是我们共同的朋友，斯佩齐。真是令人担心啊。”

加布里埃拉（网站上这样写道）立刻邀请普雷斯顿来看她，亲眼看一下“恶魔”和他的受害者。她十分明确地讲清楚一切，并回复了普雷斯顿的邮件：“请预留《纽约客》的头版，来找我，我会给你一条你已经等待良久的重要新闻。”道格拉斯会做出何种反应呢？他是否会接受这个邀请，还是在一位意大利朋友的阻挠下作罢呢？《纽约客》肯定不会让这条新闻溜走……
她接着写道，最重要的是，我想心平气和地问道格拉斯·普雷斯顿：“如果某一天有证据表明‘你的’‘恶魔’是个错误，真正的‘恶魔’是另一个人，你将怎样面对……你会发现他与你非常亲密，你与他共事过，你与他结为朋友，你对他的职业精神十分敬重，却从未发现在这样一个富有教养、敏感和友善的人的内心深处藏着一个迷宫，里面潜伏着一只已经完成伟大的死亡工作的野兽……一个受到尊敬的‘恶魔’知道如何戏弄每个人……亲爱的普雷斯顿，对你而言，这难道不是你的生活中最令人心烦的经历吗？凭此经历，你肯定可以写出世界上最独一无二的惊悚小说，你赚得的版税甚至可以买下整个《纽约客》……”
这就是她想传达给我的信息：斯佩齐就是“恶魔”。疯狂的电子邮件就像满月时的潮汐一样汹涌袭来，每天都会多次袭击我的收件箱。在邮件里，卡利齐详细介绍了她的理论，催促并恳请我到佛罗伦萨走一趟。她暗示她与公诉人之间的关系不一般，如果我到意大利的话，她可以保证我不会被逮捕。她会确保检察院免除对我的指控。
……佛罗伦萨总是有人下令保护真正的“恶魔”。这些指令发自高层，因为“恶魔”随时都可以揭露著名执法官的恋童癖的可怕事实。在“恶魔”的威胁下，这些执法官永远都不会逮捕他。亲爱的道格拉斯，你在意大利不知不觉中正在被“恶魔”利用，他将那些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作为挡箭牌……我请求你，道格拉斯，立刻来找我，可以带上你的妻子，或者将你的电话号码给我，我们一起商量此事……不要告诉斯佩齐任何事情……我会解释一切……我向上帝祈祷，你和你妻子会相信我的……我可以向你展示所有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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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你若愿意撰写我的传记的话，你会发现你可以跳过幻想和虚构，只剩下真实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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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尽情想象，晚上和节日里调查工作也没有片刻松懈。为此，我请求你尽快与我联系！……记住：此事必须秘密地进行。
※　※　※
亲爱的道格拉斯，我仍未收到你对我的邮件的回复：有什么问题吗？我请求你，告诉我，我很担心，我想知道怎样才能把事情讲清楚。
很快我不再读来信的内容，只是看看标题：
回复：你在哪里？
回复：让我们为马里奥·斯佩齐祈祷。
回复：现在你是否相信我？
回复：紧急紧急！
最终，在收到四十一封邮件之后：
回复：你到底怎么了？

二〇〇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即听证会的指定日期，一辆货车抵达卡帕内监狱带走斯佩齐和其他囚犯到佩鲁贾法庭参加听证会。斯佩齐的狱警将他带了出去，他与其他囚犯被关在货车后面的囚笼里。
法庭位于佩鲁贾市中心，是中世纪建筑中十分著名的一个，屹立于马泰奥蒂广场之上，就像一座用白色大理石垒成的高耸的哥特式城堡。这个建筑被列入了旅行指南，每年都有数以千计的游客观光游览。法庭由两位著名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师设计而成，建在一座环绕佩鲁贾的十二世纪城墙的根基上，而这堵古城墙则建在有着三千年历史的伊特鲁里亚人的巨型石块地基上，曾是环绕佩鲁贾的古城墙的一部分。在这个建筑的巨大入口上方，竖立着一个身穿长袍的女子雕像，她双手紧握一把剑，向所有进入大楼的人露出神秘的微笑。雕像下方的题词称她是Iustitiae Virtutum Domina——“正义美德的掌管者”。她的两侧有狮身鹫首的怪兽，爪子紧紧抓着一头小牛和一只绵羊，这是佩鲁贾的象征。
囚车停在法院外的广场上，一群报刊和电视记者正翘首期待斯佩齐的到来。因为他们的存在，游客也开始围了上来，很想看看如此备受关注、罪大恶极的囚犯的庐山真面目。

我和斯佩齐带着节目主持人斯通·菲利普斯来到几个犯罪现场，摄制组将我们在那里讨论谋杀案的情景和我们与意大利法律的冲突拍摄了下来。斯通·菲利普斯采访了朱塔里，他仍然坚称，我和斯佩齐将伪证隐藏在那个别墅里。他还对我们的书进行了批评：“很明显，普雷斯顿先生根本没做过任何事实核查……一九八三年，两个年轻的德国人被杀的时候，这个人（安东尼奥·芬奇）正因另一宗与‘恶魔案’无关的罪行而坐牢。”菲利普斯设法对安东尼奥·芬奇进行了简短的采访，采访过程没用摄像机。芬奇证实了朱塔里的话，在一起“恶魔凶杀案”发生时他确实是被关在狱中。也许，他们没想到NBC会核实这些事实。在节目中，斯通·菲利普斯说道：“我们后来核查了他的犯罪记录，发现（安东尼奥）在‘恶魔’杀人期间从未坐过牢。他和朱塔里不是搞错了，就是在撒谎。”
宣称安东尼奥“阳痿”要比指控他是“佛罗伦萨的恶魔”更令他感到恼火。“如果斯佩齐的妻子再年轻貌美一些，”他告诉菲利普斯，“我会向他们展示到底谁是阳痿——我可以现在就在这张桌子上证实给你看。”
在节目结束的时候，菲利普斯问了安东尼奥·芬奇一个问题：你是“佛罗伦萨的恶魔”吗？
“他闭上眼睛，”菲利普斯说，“紧紧抓住我的手，说了一个词：innocente。”

“我们仍然希望查明真相，”马里奥说，“谁也无法预测……这也许会有帮助。”
“我知道这也许有用。但我对真相已经不感兴趣。这又有什么意义呢？又不会把皮亚和克劳迪奥带回来。曾经很长时间，我以为知道真相会使事情变得好一些。我的丈夫因为寻找真相而死去。但现在我知道这已经不再重要，对我毫无益处。一切都随它去吧。”
她安静了下来，一双丰满的小手叠放在膝盖上，双脚交叉，脸上挂着一丝微笑。
我们又聊了一会儿，她语气平淡地跟我们讲述了她是如何失去房子和拥有的一切，直至破产。马里奥跟她聊起墙上的照片。她起身从墙上拿下一张，递给马里奥，马里奥然后又递给我。“这是皮亚生前拍摄的最后一张照片，”她说，“是她过世前几个月为她的驾驶执照拍的。”她接着又拿下一张照片。“这是皮亚和克劳迪奥的合影。”是一张黑白照，两人面带微笑，互相搂着脖子，一副天真快乐的样子，她朝着镜头竖起了大拇指。
她向远处的墙角走去。“这是皮亚十五岁的时候拍的。她是个漂亮的女孩吧？”她的手在墙上滑动。“这是我已故的丈夫伦佐。”她摘下一张黑白照片，凝望了片刻，然后递给了我们。我们传递着看了看。照片上是个充满活力的快乐男子，正值壮年。
她举起一只手，指向这些照片，蓝眼睛转向我们。“就是几天前，”她说，“我走进家里，突然发现我四周都是死人。”她一阵苦笑，“我要把这些照片从墙上拿下，收起来。我不希望周围都是死去的人。我已经忘记了重要的一点——我还活着。”
我们起身，她将我们送到门口，握住马里奥的手。“我很高兴你还在继续寻找真相，马里奥。我希望你能找到。但是请不要再让我帮助你了。我要摆脱那个负担，安度晚年——我希望你能理解。”
“我完全理解。”马里奥说。
我们走进阳光底下，蜜蜂嗡嗡地在花丛中飞舞，明亮的阳光在湖面上洒下一道耀眼的银光。阳光洒在维基奥的建筑物屋顶的红色瓦片上，在城镇远处的葡萄园和橄榄树林中投下金色的光束。又值葡萄丰收时节，葡萄园里满是工人和手推车，捣碎的葡萄和发酵的香味在空气中弥漫。
这是托斯卡纳不朽的青山里又一个完美的下午。

二〇〇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法院开庭审理被控为“恶魔凶杀案”幕后策划者的弗朗切斯科·卡拉曼德雷伊。
马里奥·斯佩齐参加了首日的审判。几天后他通过电邮给我发来一份报告，他在其中这样写道：
连续一个月的干热天气之后，九月二十七日的清晨却出人意料地阴冷。那天上午真正的新闻是，在对被控为“恶魔”背后指使者的男子的审判中，竟然没有观众列席。法庭专为公众准备的座位上空空如也，十年前帕恰尼便是在这里被判有罪然后又被判无罪。只有为记者设置的长椅上挤满了人。我无法理解，对于一个按照指控罪名几乎就是邪恶化身的人，佛罗伦萨人竟然如此无动于衷。必定是对官方指控的怀疑和不信任使观众选择了缺席。
被告犹豫不决地迈着小碎步进入法庭。他看起来性格温顺，似乎已经听天由命。他的黑眼睛陷入令人琢磨不透的沉思中，浑身散发着隐退绅士的气质。他身穿优雅的蓝色大衣，头戴灰色软呢帽，臃肿的身躯充满了不幸和治疗精神病的药物。他的律师加布里埃莱·扎诺比尼和他的女儿弗朗切斯卡搀扶着他走进法庭。圣卡夏诺的药剂师弗朗切斯科·卡拉曼德雷伊在前排落座，对面前晃来晃去的电视台摄像机和摄影记者照相机的频频闪光无动于衷。
一位记者询问他的心情。他答道：“就像某个闯进电影里的人一样，我对情节和人物毫不知情。”
佛罗伦萨检察院指控卡拉曼德雷伊是五起“恶魔杀人案”的幕后指使之一。他们声称他付钱给帕恰尼、洛蒂和万尼，让他们进行犯罪活动，盗走女性受害者的性器官，供他在一些不可告人的可怕神秘仪式里使用。他还被指控一九八五年在斯科佩蒂空地亲自参与谋杀两位法国游客。他也被控一九八四年下令指挥维基奥谋杀案和一九八三年九月两个德国人遇害案，以及一九八二年六月蒙特斯佩托利的谋杀案。在谁可能参与了其他几桩“恶魔凶杀案”这一伤脑筋的问题上，检察院缄默不语。
指控卡拉曼德雷伊的证据荒唐可笑，其中包括他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妻子的疯言疯语。她病得不轻，连医生都不允许她出庭作证。此外还有那些被称作阿尔法、贝塔、伽马和德耳塔的“粗鄙的撒谎成性之人”，他们在十年前作证指控帕恰尼和他的“野餐朋友”。值得注意的是，这四个代数符号证人都已经离开人世。只有系列杀人案证人洛伦佐·内西仍然健在，需要什么他就能记起什么。

我和斯佩齐犯下的最大错误是认为“佛罗伦萨的恶魔”案也会按照这个模式进行。其实，这些杀人案没有动机，各种猜测也没有证据，这是一个没有结局的故事。调查的过程将警探带到一片荒野，那里充满了阴谋理论，我怀疑他们是否能找到出路。没有切实可信的物证和可靠的证人，任何一种关于“恶魔案”的假说都像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侦探赫尔克里·波洛在小说结尾发表的演讲，一个美丽的故事等待有人认罪。只不过，这不是小说，也不会有人认罪。无人认罪，“恶魔”将永远都无法找到。
也许不可避免的是，此案的调查最终将变成不可思议地寻找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邪恶组织，但这一切都是徒劳无益的。“恶魔”的罪行如此恐怖，单凭人的力量是不可能完成的。最终还是要搬出撒旦。
毕竟，这是意大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