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曾经被马克思称作是“资本主义掘墓人”的工人阶级，今天的情况又如何了呢？一个世纪以来，墓仍然没有挖好，而且，资本主义未来的继承人尽管不再像其先祖那样充满活力，但也没有那种死期将至的严重威胁。那么，马克思所预言的革命性变革又为什么没有能够发生呢？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曾有许多作者基于极为不同的理由，认为马克思的观念至少在19世纪的背景下具有实质的有效性。上述问题的答案——或者能够形成某种答案的见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阶级冲突制度化”的解释。我之所以把这一术语加上引号，是为了表明我对它还存有某些怀疑。但是，这一术语使我们注意到工人阶级被整合进资本主义体系的过程，而不是对它进行革命性变革。
“阶级冲突制度化”是工业社会理论家所热衷的观点之一，而且它也明白地涵盖了他们所着重强调的重点。因为根据这些作者的观点，公开或者破坏性的阶级斗争仅仅局限于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工业仲裁模式的建立和规范化使阶级冲突的棱角趋于钝化，并转化成为“工业冲突”。工人们也能够分得一小块工业蛋糕了，因为他们已经拥有了获得其经济利益的渠道。此外，政治权力的获得也促进了其工业谈判权利的发展。持这一立场的工业社会理论家指出，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工人运动强烈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学说，但此后，他们放弃了其革命的姿态，转而赞成改良主义的主张。在这一方面，德国和瑞典的工人阶级运动经常被拿来作为例证。在19世纪下半叶，德国社会民主党（SPD）是第一个明确标榜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大众型政党，然而，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社会民主党进行了投票表决，大部分党员支持德国参加战争，接受政府的统治。社会民主党在这样做的时候，同时也开始了肃清党内革命性左派的斗争，因为他们拒绝与大多数人的路线保持一致。肃清的过程是血腥的，最终还动用了武力。因此，在这一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实际上更是一个主张社会改革的政党，而不是一个主张革命的政党。同样，在工业领域，德国工人也提供了一个具有服从品质的例证，在工业化国家，德国工人的罢工率是最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