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并不是一个包装得整整齐齐的礼包，只消拆开它就可以看清它的内容，除此之外，不再有其他的要求。像所有其他社会科学——它包括许多其他学科，如人类学、经济学和历史学——一样，社会学也内在地充满了争议。也就是说，各种关于社会学性质的争论已成为社会学的一大特色。这并不是社会学的缺陷，尽管对那些自称为专业“社会学家”的人来说，或者对那些被无数对抗性观念（有关各种社会学问题应当通过何种途径才能得到分析）所困扰的门外汉来说，情况的确如此。社会学的争论永无休止，对于应当如何来解决这些争论通常也缺乏共识，对那些被这种情况所困惑的人来说，他们认为，这是社会学尚不成熟的表征。他们希望社会学像自然科学那样，形成一组可以予以证实的普遍性规则。但是，根据我在本书中将要阐述的观点，这种认为社会学应当一成不变地模仿自然科学，或者把它看作是一门有关社会的自然科学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必须强调的是，我说这些并不含有自然科学的方法和目标与对人类社会行为的研究完全不相关的意思。社会学研究的是可以实际观察得到的题材，它依赖于经验研究，并尝试提出理论和一般框架以解释这些事实。但是，人类不同于自然界的物质材料，从某些极为重要的方面来说，对自身行为的研究必然完全不同于对自然现象的研究。

表1.1表明，城市化曾经以一种世界性的规模急速扩张，而且这种扩张还在继续。无论人们如何使用“城镇”或“城市”来区别于较小规模的人口聚集，所有工业化国家都显得高度城市化。在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同样存在着剧烈扩展的城市区域。较之于19世纪以前社会的城市，当今世界的最大城市区域的确极其庞大。

表1.1　世界城市人口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金斯利·戴维斯（KingsleyDavis）：《世界城市化的起源与增长》，载《美国社会学杂志》第61期，1955年（最新资料）。

我想要重点强调的是，“先进社会”并不能被看作是孤立于世界其他地方的社会，或者把它们与其此前的社会形式割裂开来——尽管大量社会学著作的确是以这种态度进行写作的。
根据上述论点，我们可以对社会学做如下定义：社会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重点研究的是过去两三个世纪工业转型所形成的社会制度。有必要重点强调的是，社会学与社会科学的其他知识活动领域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分野，而且这种分野也没有存在的必要。社会理论的某些问题，诸如如何将人类行为和制度概念化的问题，是所有社会科学共同研究的课题。至于不同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类行为的不同“领域”，因此形成了一种知识分工，这类说法只有在非常宽泛的意义上才有效。例如，顾名思义，人类学研究的是相对简单的社会，如部落社会、酋长社会、农业国家等。但是，这些社会要不就被席卷全球的深刻社会变迁所瓦解，要不就被现代工业国家所整合。再譬如，经济学首要关注的是物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但非常明显，经济制度总是与社会体系的其他制度关联在一起，或者对它们造成影响，或者为它们所影响。至于历史学，作为研究过去与现在之间连续过程的学问，它却是所有社会科学研究的题材之源。

生活在1798—1857年之间的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这位曾经铸造了“社会学”词汇的杰出思想家，就曾以一种最为详细而明白的方式提出了这种观点：社会学应当是一门研究“社会的自然科学”。他认为，包括社会学在内的所有科学，都分享了共同的逻辑和方法框架，都旨在揭示支配特定现象的普遍法则。他相信，如果我们找到了支配人类社会的法则，我们就能够支配自己的命运，就如我们能够运用科学来支配自然界中的事物那样。他的格言：预测就是为了控制（Prévoir pour pouvoir），正是这种观点的写照。

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 1858—1917），这位20世纪社会学发展中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延续了孔德所强调的某些方面。他宣称，社会学关注的是“社会事实”（social facts），这种事实就像自然科学中的事实那样，可以通过客观的方法得到证实。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这一简洁而极具影响的著作中，涂尔干主张，社会现象应当作为事物（things）来处理：我们应当把我们自身看作是自然世界中的客体。他从而重申了社会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相似性。

把社会学以及其他如人类学、经济学等学科称作“社会科学”，就是要强调它们所系统研究的是经验事实。只有在两个方面将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区分开来，这一术语才不至于产生混淆。
（1）我们无法像了解自然世界中的客体或事物那样来了解社会或“社会事实”，因为社会仅仅存在于人类自身的创造和再创造行为中。在社会理论中，我们不能把人类活动看作是由因果关系所决定的事物，就像自然事物那样。只有从我所说的个体与制度之间的双重介入（double involvement）的角度，我们才能把握它们，也就是说，我们在创造社会的同时，社会也创造了我们。我已经说过，制度是跨越时空而反复再生产出来的社会活动模式。这里，探讨一下这一概念牵涉了一些什么内容是有意义的。社会行为或社会系统的“再生产”指的是不同时空条件下行动者类似活动模式的一再重复。强调这点的确极为重要，因为大部分社会理论——包括涂尔干的理论在内——都普遍抱持这样一种想法，那就是我们应当从物质意象（physical imagery）的角度进行思考。这是一种具有负面后果的想法，因为社会系统包含了存在于个体和群体之间的关系模式。许多社会学家却把这些关系模式描绘成建筑物的墙垣或者身体的骨骼，这是使人误导的。因为它把社会的本来意象描绘得过于静态和僵化，也就是说，它没有表明，只有在个体主动从一个时空到另一个时空一再重复特定行为模式的条件下，社会系统的模式化才能够存在。如果我们从这种意象进行思考，那就成了：社会系统像一座建筑物，但时时刻刻被用来建筑它的每一块墙砖所重构。
（2）与上一点相连，社会学的实践意涵也不能直接等同于科学的技术用途。原子不可能懂得科学家对它所做的解释，也不会根据科学家的知识改变自身的行为。但是，人类却会这样。因此，社会学与其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必然不同于自然科学与其对象的关系。如果我们把社会活动看作是由自然规律所决定的一系列机械事件的组合，我们就既误解了过去，也无法理解社会学分析如何可以影响我们的未来。作为人类，我们不仅仅生活在历史之中，我们对历史的理解本身构成了历史及其未来面貌的内在组成部分。这也正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同意孔德“预测是为了控制”这种社会技术学观点的原因。在社会科学中，我们所讨论的是其他的人们，而不是僵化的客观世界。因此，当有人指出，那些以前被看作是无可改变和无可怀疑的事物——就像自然规律那样——其实只是历史的产物，而社会学的分析可以在人类社会中扮演解放的角色时，这种说法是非常中肯的。同时，社会学的分析也有助于提高我们的清醒认识，因为知识尽管可能是权力的重要附属品，但它与权力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我们有关历史的知识通常是试探性的和不完整的。

人类学维度的社会学想象力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使我们能够欣赏到这个世界上存在的多姿多彩的人类生存方式。现代世界的反讽之一在于，正当工业资本主义疯狂扩张、西方军事力量大肆破坏之际，对各种类型的人类文化的系统研究才真正开始形成——如“田野工作人类学”。但是，社会科学自诞生伊始，就带有人类学层面的社会学想象力的特征，以抗衡那种种族中心主义色彩的进化论思想。在让·雅克·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5）一书中，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具有启蒙意义的思想，那就是凭借对各种类型的人类社会的认识，我们可以对自身产生更加深刻的了解。他说道：“这个世界到处都散布着我们只知其名的社会，通过对它们的涉猎形成了我们对人类的认识。”他接着说道，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能够派遣一队对各种人类经验具有敏锐观察力的勇敢的观察家，以描述那些我们还一无所知的各种类型的社会，那么，“当这些新的赫拉克勒斯（Hercules）勇士在结束其回味无穷的探险时，就要让他们从容地把他们的所见所闻写成自然历史、道德历史和政治历史，从他们的笔端，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崭新的世界，从而也就认识了我们自己”。

“工业社会”术语是19世纪初期由圣西门（Comte Henri de Saint-Simon）在其作品中提出的，他同时还提出了一些后来被其他研究者所采用的普遍性理论准则。这些后来的研究者包括了涂尔干，这位对社会学的影响绝不仅仅体现在方法论上的思想家。涂尔干实际上并没有标榜“工业社会”这一术语，但他所做的一系列论述实际代表了我所说的这种立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工业社会理论在欧洲和美国的许多著名学者手中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的确，在那一时期，它已成为一种正统理论。

那些我认为可以归属于工业社会理论的思想家，至少曾经提出了以下的部分观点。
（1）当代世界最重大的变迁在于从主要以农业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向以机械化生产和商品交换为基础的“工业社会”过渡。许多作者已经用不同的标签来标示这两种类型的社会，并以不同的方式刻画了它们的特征。而且他们还指出，在不同的国家，“传统”与“现代”可以以不同的方式结合在一起。
（2）从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代表了历史上的进步运动。当然，没有人会否认工业社会也存在着冲突和张力，但在他们看来，工业社会的良性特征能够抵消这些缺陷，这些良性特征不但创造了物质繁荣，而且消除了传统的约束。在工业社会中，僵化的社会差别——如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差别——得到了消除，从而形成了一个机会日趋平等的社会。
（3）对于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发生在西欧的阶级冲突，工业社会理论认为，这是从传统农业秩序向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形成的张力的结果。对于这一方面，经常被提起的最有影响的观念就是“阶级冲突的制度化”。在工业社会最初形成的阶段，阶级划分是明显的，阶级关系是重大张力的焦点。但是，随着彼此能够接受的工业谈判模式得到建立，以及“政治公民身份权利”——投票和组建政党的权利——扩展到大多数人口，这些紧张关系很大程度上被化解了（有关这些方面的有影响的分析，可参阅西摩·马丁·李普塞特的《政治人》，迄今为止，它还是一部相当具有启发意义的作品）。
（4）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一个基本环节就是自由民主国家的兴起。自由民主制度是一种常见于西欧和美国的政治制度，盛行议会制政府，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政党通过选举的方式获取议席。许多作者认为，这种国家是工业社会扩张的自然产物。但是，另外一些作者则更敏锐地把握了它的特殊本质，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批判，认为现代国家在社会变迁过程中能够自主扮演基本的角色。

达伦多夫毫不迟疑地告诉我们，工业化是影响当代社会发展的主要现象。他说道，资本主义仅仅是工业社会的一种组织形式——一种仅仅局限于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西欧社会的过渡形式。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工业生产主要掌握在私人手中的社会：在这一社会中，工业资本家既是一个或多个工厂的所有者，同时也是管理工人的直接权威。但是，这种所有权与管理权重叠在一起的现象仅仅是一种短暂的现象。自马克思时代以来，随着工业规模的不断扩大，资本所有权不再赋予对企业权威体系的控制权了。今天，控制工业生产的是一些职业经理，这在大企业中尤其如此，这种大企业已越来越成为经济的主流形式。马克思（我随后将会论述到）把资本的私人所有权看作是资本主义的首要特征。对于这一点，达伦多夫认为，马克思是完全错误的。与工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的确是“人类历史中的匆匆过客”。资本主义社会不过是工业社会的一种次要形式，不过是工业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

在达伦多夫的分析中，工业社会是一种分化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冲突和联盟关系。他所展现的总体上是一幅乐观的图景，这些冲突在前面描述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秩序中能够得到很好的处理。另外，工业社会一个特别重要的伴生现象就是：社会流动性的增长可以带来机会平等的扩大。按照达伦多夫对工业社会的描绘，从工业社会内部的不同群体之间仍然存在着财富和权力上的实质性差异来说，工业社会并不是一种平等的社会。但是，这些差异可能带来的破坏性影响，却因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具有越来越多的随社会层级上升的可能性而抵消。教育在这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根据达伦多夫的观点，在工业社会中，个体在教育体系的成功或失败将成为影响其社会地位的主要因素。教育使社会流动更趋自由，而这一趋势又成为工业社会稳定成长的关键。用达伦多夫的话来说就是：“社会流动性成为工业社会结构的根本要素之一，如果流动过程受到严重阻碍的话，我们便可以预测工业社会的‘解体’。”
在这一点上，达伦多夫的观点与半个世纪以前涂尔干所写下的观点非常接近。涂尔干在其所谓的“内在不平等”和“外在不平等”之间进行了区分：内在不平等是个体由于能力和气质上的遗传差异而导致的不平等，外在不平等则指从社会中产生的各种不平等。他认为，当代社会的总体发展趋势是，外在不平等将逐渐得到消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将出现一个普遍平等社会，而是由社会流动所带来的机会平等将日益增加。这一过程可以被解释为，社会正走向越来越依据内在不平等来分配个人财富和权力的社会秩序。个人将找到与其智慧相当的社会地位，而这又依赖于一个善意国家的引导。

在达伦多夫看来，教育是通往平等的主要车轮，它促进了流动性和“精英式”社会秩序的形成，但在密里本德眼里，教育主要是一种阻碍社会变革的现象，因为教育体系在每一代人那里都会被反复用来创造有利于统治阶级利益的总体意识形态。

达伦多夫采纳了通常被称作“经理主义拥护者的立场”（managerialist position），认为，大公司的出现导致了19世纪以来资产阶级的分裂。根据这种观点，大公司中股票分散化将产生某些重大的结果。让我们把这些企业称作“巨型公司”（megacorporation）吧。这种观点认为，与全盛时期的企业家资本主义相比较，巨型公司已经“更不那么资本主义”了。19世纪时期的资本主义具有强烈的竞争性，因此，每一个公司都致力于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但是现在，巨型公司已经处于某一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它们能够支配市场，而不被市场所支配。另外，这种观点还进一步认为，它们已变得更关注于稳定和长期增长了，而不是一时的最大利润。以IBM为例，它在追求利润率提高的同时，也强调整体发展局面的维持。用现代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这种公司越来越变成了“满足者”（satisficers）。它们所追求的是总体利润率的维持，而不是把利润最大化的目标置于一切之上。

那个曾经被马克思称作是“资本主义掘墓人”的工人阶级，今天的情况又如何了呢？一个世纪以来，墓仍然没有挖好，而且，资本主义未来的继承人尽管不再像其先祖那样充满活力，但也没有那种死期将至的严重威胁。那么，马克思所预言的革命性变革又为什么没有能够发生呢？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曾有许多作者基于极为不同的理由，认为马克思的观念至少在19世纪的背景下具有实质的有效性。上述问题的答案——或者能够形成某种答案的见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阶级冲突制度化”的解释。我之所以把这一术语加上引号，是为了表明我对它还存有某些怀疑。但是，这一术语使我们注意到工人阶级被整合进资本主义体系的过程，而不是对它进行革命性变革。
“阶级冲突制度化”是工业社会理论家所热衷的观点之一，而且它也明白地涵盖了他们所着重强调的重点。因为根据这些作者的观点，公开或者破坏性的阶级斗争仅仅局限于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工业仲裁模式的建立和规范化使阶级冲突的棱角趋于钝化，并转化成为“工业冲突”。工人们也能够分得一小块工业蛋糕了，因为他们已经拥有了获得其经济利益的渠道。此外，政治权力的获得也促进了其工业谈判权利的发展。持这一立场的工业社会理论家指出，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工人运动强烈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学说，但此后，他们放弃了其革命的姿态，转而赞成改良主义的主张。在这一方面，德国和瑞典的工人阶级运动经常被拿来作为例证。在19世纪下半叶，德国社会民主党（SPD）是第一个明确标榜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大众型政党，然而，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社会民主党进行了投票表决，大部分党员支持德国参加战争，接受政府的统治。社会民主党在这样做的时候，同时也开始了肃清党内革命性左派的斗争，因为他们拒绝与大多数人的路线保持一致。肃清的过程是血腥的，最终还动用了武力。因此，在这一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实际上更是一个主张社会改革的政党，而不是一个主张革命的政党。同样，在工业领域，德国工人也提供了一个具有服从品质的例证，在工业化国家，德国工人的罢工率是最低的。

根据马歇尔的观点，19世纪的阶级冲突被此后发展起来的三种连续性“公民身份权利”（citizenship rights）所软化。这三种公民权利是：公民身份权利、公民政治权利和公民社会权利。第一种公民身份权利，主要涉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参与法律体系的权利。第二种公民政治权利，主要指普遍公民权的获得，以及组建政党的权利。第三种权利主要指工业谈判的权利和获得福利的权利——包括失业救济、医疗保险，等等。在马歇尔看来，每一种公民身份都是其他公民身份发展的平台。使每一个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和自由”的法律权利，在资本主义形成的早期阶段就已建立。没有这些权利（它们与封建庄园中权利与义务的划分形成对比），公民政治权利的扩张也就没有可能。同样，在限制资产阶级的权力方面，政治权利的扩张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们使工人阶级在政治上能够组织起来，在议会中独立代表自己的利益。工人阶级政治权利的扩张，并且与法律权利结合在一起，这种结果有助于巩固工业领域业已出现的集体谈判模式。但在马歇尔看来，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利对于现代“福利国家”的形成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总而言之，这三种权利的发展明显改变了阶级划分的影响和阶级冲突的本质。马歇尔说道，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公民身份与资本主义的阶级体系一直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但是，胜利的是前者，尽管这种胜利可能并不全面，但阶级斗争的威胁已经不再足于瓦解资本主义秩序了。

自马克思以来，西方社会的确发生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变化——这些变化很大程度上正是阶级冲突的结果——但是，这些社会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说它们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主要是基于如下标准：（1）在私有资本的支配下，生产利润仍然是经济系统的主要动力；（2）私有财产，尤其是私有资本的分布仍然是高度不均衡的；（3）阶级冲突在经济和政权（polity）层面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可以说，资本主义仍然是阶级社会。

新阶级和新技术是事物的一体两面。许多知名作者极端强调特定技术变化在塑造资本主义社会的当前发展轨迹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性，在这些人当中，有些接近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但大部分人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相去甚远。这里，存在着一个最为突出的观念，即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由“信息技术”所支配的时代，这个时代不再像过去那样由制造工业所主宰。这些作者说道，这种社会并不仅仅是一种“后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一种“后工业社会”。他们认为，科学在现代生产中所发挥的作用、电脑技术的广泛采用，尤其是最近微芯片技术的广泛普及，将对先前的社会秩序产生深远的影响。
这种影响的确可能是深远的，尽管微芯片技术的引入仅仅是最近的事情，它的结果还无法预知。现在谈论“第二次工业革命”至少还有点为时过早。而且，对于工业主义正在为一种新型社会所取代，即被一种与当代社会截然不同的“后工业秩序”所取代的观点，目前也有人持强烈的反对意见。其中一些最常提到的批判意见是：（1）后工业社会概念延续了隐藏在工业社会理论后面的技术决定论。我曾经说过，当我们在研究人类事务时，必须谨防任何形式的决定论错误，如果我们把技术从它所适用的社会框架中抽离出来，那我们就不可能对技术有充分的认识。在西方社会，这些社会框架仍然保持着资本主义的突出特征。（2）有些作者认为，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意味着新统治阶级的出现，它的权力主要以对信息的控制为基础，而不是以财产为基础。然而，从本质上看，这种观念并没有什么新意，它可以一直追溯到19世纪的早期。例如，在圣西门所构想的“工业社会”中，就是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联合统治。但是，它并没有成为现实，而且尽管当代信息技术突飞猛进，它仍然不太可能实现。（3）只有在一种世界性的背景下，我们才能充分理解与新技术发展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和经济变迁——在下一章以及随后各章中，我将对这一点做更清楚的说明。

图3.1　1973—1983年部分国家的失业状况（与实际劳动力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社会趋势》（social trends，London，HMSO，1985）。

今天，许多工厂的生产过程可能跨越各个大洲（参阅第七章第二节），而且它们早已不是政策形成和决策制定的主要中心了。在一个技术复杂、生产过程遍布全球的时代，工人们在地方性生产背景中所能拥有的将只是一种消极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阻碍管理政策和方案实施的能力。
根据高兹的观点，正是这些破坏了马克思主义构想的趋势，有助于创造新的机会以实现某些与马克思主义一致的价值。他说道：“当前的重点在于反对劳动的性质、内容、必然性和各种模式，以便使自己从劳动中解放出来。”问题不在于如马克思所预期的那样，必须由工人阶级掌握权力，而是必须获得能够完全拒绝“劳动者”这个角色的自由。上面所勾画的发展趋势表明，工人阶级已经被高兹所说的“非劳动者的非阶级”（non-class of non-workers）或“新无产阶级”（neoproletariat）所取代。这个阶级或者由大量永久失业的人员所组成，或者即使他们在工作，也没有得到很好组织，缺乏阶级认同，职业的保障程度也较低。从长期来看，作为信息技术不断扩张的结果，失业的队伍将会日益增大。
新无产阶级既然不是一个阶级，它没有组织的凝聚性，因此，在现阶段，它也就不是马克思理论中的工人阶级的替代物，它也没有承担变革社会秩序的历史使命。但高兹却认为，这种明显的弱点正是新无产阶级的力量之源。因为“非阶级”（non-class）中的成员没有任何必须接受“生产主义”（productionist）风气的理由，无论它是资本主义的，还是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的。他们越来越倾向于寻求满足感的源泉，但这种满足感与工作和工作场所毫无关系。形形色色的生活方式——它们外在于工作领域——将成为未来的关键。高兹宣称，我们正在走向一种“二元社会”：一方面，生产和政治管理将会很好地组织起来，以使其效率最大化；另一方面，将会出现一个个人具有多元追求的领域，在这一领域中，享受和自我满足将成为追求的目标。

在奥菲看来，“商品化”（commodification）与“非商品化”（decommodification）社会关系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张力关系。商品是任何可以进行买进或卖出的产品或服务，因此，商品关系也就是一种可以标明价格以进行市场销售的关系。非商品化指的是那些脱离了市场机制，并通过经济准则以外的其他准则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关系。从总体上说，劳动党或社会党倾向于追求和创立那些能够扩张非商品化关系的政策。例如，给每个人扩大受教育的机会或提供免费医疗等。相反，在上层阶级或中间阶级的支持下，保守党则主要倾向于商品关系的维持，或者使已经非商品化的关系“再商品化”。例如，制定旨在使民众通过贷款来承担教育费用的政策，或者扩大私人医疗领域等。
奥菲所持的立场与我上一章所讨论的公民身份权利的意义和“福利国家”的本质大体相符。一般来说，工业社会理论家倾向于把这些现象看作是“已经完成”的现象，它们帮助巩固了稳定的自由民主工业秩序，而且在他们看来，它们也有效地消解了马克思所提出的阶级冲突的问题。但是，倘若我的观察正确的话，它们正好是深陷于阶级冲突的表现，而不是阶级冲突已经消除的表现，因此，“福利国家”也就是一套相对脆弱的安排。例如，在保守主义盛行的今天，我们可以比一二十年前更容易看清楚，部分保守主义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处心积虑地把福利服务领域“重新商品化”。

在20世纪的头20年里，“芝加哥学派”在社会学中一直占据着显著的位置，直到最近，它仍然支配了有关城市问题的各种讨论。该学派存在着两种特别值得我们加以关注的关联性观点。第一种是研究城市区域分布（distribution of city neighbourhood）关系的所谓“生态学途径”（ecological approach）。这种途径最初是在与生物学中的生态过程的类比基础上形成的：依照这种理论，动物和植物通过它们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方式，形成了一种秩序井然的分布态势。R.E.帕克（R.E. Park）把这种观点用在对城市的分析上。他写道，城市“似乎是一个强大的分类和过滤机制，通过一些迄今尚未为人们完全理解的方式，这一机制绝对无误地把某些个体从整个人口中筛选出来，将他们安置在最适于其生存的特定地区和特定环境中”。通过竞争、侵略以及某些类似于生态学的过程，城市成为一个层次分明的“自然区域”。同时，这种过程还支配了不同区域之间的特征“划分”（zoning）。城市的中心地带通常是商业交易和娱乐活动的集中地，“内城”（inner city）四周通常为一些衰败的居民区所包围，在这一区域，分布着大量的廉价公寓或宿舍，再向外分布的一般是稳定的工人阶级区域，在最外围的郊区，居住的则是中产阶级。

通过马克思所说的“商品化”概念，我们或许可以对当代都市的特征及其与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关系做出解释。在谈到奥菲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解释时，我们已经提到过这个概念。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商品化是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基础：它指的是，为了谋求利润，商品买卖活动（包括劳动力的买卖活动）成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全部内容。因此，当发现商品化延伸到人类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时，我们一点也不必感到奇怪。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空间商品化，我们可以理解现代都市以及与都市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生活方式。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社会类型之间尽管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不论在城市还是乡村，土地和房屋都或者不可转让（alienable），或者转让受到诸多限制（“转让”在这里的意思是，通过某种支付方式，财产可以从一个人手里转移到另一个人手里）。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到来，土地和房屋成了可以自由转让的东西，就像市场上可以随意买卖的商品一样。

空间商品化与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物理环境联系在一起。它具有如下几方面的含义：
（1）资本主义都市是一种“人造的空间”（created environment），它消除了以前存在的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别。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城市与乡村之间维持着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但两者之间也存在着明确的界线。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已经超越了城乡之间的划分。农业已经资本主义化和机械化，并且与其他生产部门一样受相同社会经济因素的支配。与这一过程相连，在社会生活方式方面，城市与乡村的差别也变得日渐模糊。就空间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而不纯粹是一种物理环境而言，“城市”与“乡村”的差别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人造环境”（built environment）与“开放空间”（open space）之间的差别。
（2）在所有前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生活都非常贴近于自然，在许多文化中，人们还以一种与西方完全不同的方式走进大自然，在自然的怀抱中生生息息。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人造环境中，人类生活已经与自然完全分离开来了。这种情况首先出现在资本主义的工作场所中，在那里，工作任务的性质以及工厂或办公室的物理环境已使人远离了土壤、天气和四季轮回等自然现象。那些位于商品化的城市空间中的工作场所，则更使人远离了自然。如今，我们绝大多数人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一种完全人造的背景中度过的。
（3）影响城市区域分布的现象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特征有关，同时也为这些特征增添了更多的维度。这种说法听起来是一种老生常谈，但从最近一些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有关城市问题的讨论来看，它却有着重要的意义。有些作者坚定地认为，根本不存在“城市社会学”这样一门学问，至于其理由，则与我上面提到的这两点有关。他们认为，如果人造空间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的话，那么，我们对前者的认识也就可以直接来自于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其实，我对这种观点颇有同感，因为我在前面几章所讨论的现象都与“都市”转变成“人造环境”直接相关，如资本主义的生产、阶级冲突和国家等。

在考察城市的总体特征时，韦尔斯所提出的“都市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主张尽管存在其严重的局限，但它的确阐明了现代都市的某些重要方面。我们或许可以作如下的最佳表达：现代城市的出现创造了一种与传统社会截然不同的日常生活背景。在传统社会，风俗（custom）有着强大的影响，即使在城市，大部分人的日常生活也呈现出一种道德的性质，例如，把日常生活与个人所面临的危机和关键时刻（transition）——如疾病、死亡和代际循环等——联系在一起。同时，传统社会也存在着以宗教为基础的道德框架，它们提供了应对这些现象的既定模式，并以一种符合传统的方式消解它们。
传统行为模式的瓦解过程是复杂多变的。毋庸置疑的是，现代都市扩张所形成的日常生活模式迥异于此前社会所盛行的生活模式。这里，列斐伏尔（Lefebvre）阐述的观点似乎存在其有效性。他在谈到这种特殊“日常生活”的出现时说道，它具有一种强烈的例行化特征，它被剥夺了道德的意义，也被剥离了“生活的诗意”。在现代社会，日常生活所从事的大部分行为都表现出强烈的功利色彩，这种色彩不仅体现在我们所穿的衣服上、所遵循的常规上，而且体现在我们生活和工作于其中的大部分建筑特征上。相反，用列斐伏尔的话来说，“在印加、阿兹特克、古希腊和古罗马，每一样事物（如手势、文字、工具、器皿、衣服等）都承载着‘格调’（style）的印记，没有哪件事物会变得如此陈腐不堪……生活的平凡与诗意融为一体。”资本主义的扩张造就了一个“平凡的世界”，它把经济的、工具性的和技术性的东西置于首位，而把“任何涉及文学、艺术、客体以及一切诗意的存在驱逐得无影无踪”。

在使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变得空洞而陈腐方面，存在着两个特别重要的因素。其一与现代都市的“建筑环境”中所特有的空间商品化有关。其二则与某些社会研究人员所说的人类活动和经验的“隐退”有关，在前现代社会，这些活动和经验不仅可以得到充分的展露，而且还是群体社会生活的内在组成部分。
例如，把犯人关进监狱以惩罚其过错的做法，仅仅是过去两个世纪才发展起来的事情。当然，中世纪也有监狱，但它们主要是用来关押被宣判以前的嫌疑犯或者负债者。严重犯罪行为一般都是通过流放、绞刑或肉刑等方式予以惩罚，而不是把他们关进监狱。在过去两个世纪里，广泛兴起的不仅仅是监狱，同时还表现在精神病院和医院上，而且两者之间还有着明确的区分。隔离指的是把那些威胁日常生活连续性的现象，如犯罪、疯癫、疾病和死亡等，从日常生活中清除出去。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流已经与上述现象以及深受那些现象影响的人隔离开来了，“平凡的生活”以及以工具性目的为导向的例行活动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张。
这些观察结论表明，社会的整体组织方式与私密的日常生活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社会学的最重要贡献之一在于，它使人们能够理解这种联系的性质。因为，在我们的体验中，即使是最具私人色彩的东西，实际上也形塑着那些乍看起来极其遥远的事物，同样，前者也为后者所形塑。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工业社会理论成为社会学分析的主流框架的背景下，社会学文献中有关家庭发展的解释也盛行着一种特殊的方式。粗略地说，这种解释方式大致可以表述如下：在工业革命之前，家庭深陷于庞大的亲属关系（“扩大型家庭”）之中，成为经济生产的中心。然而，在过渡到现代工业社会以后，家庭已不再是生产的单位了，庞大的血缘关系也越来越趋于瓦解，“扩大型家庭”（the extended family）越来越为“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所取代，后者主要由双亲及其直系子女所组成。正如一位观察者所说的那样：“与以前相比，家庭已经成为一种更加专门化的组织，它可能比以前任何已知社会的家庭都更加专门化。”然而，包括帕森斯在内，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即使在现代社会，家庭（以及婚姻）仍然具有其连贯的意义。核心家庭依然是生儿育女的基本单位，而且与以往相比，它更是家庭成员获得情感支持和满足感的地方。

在1911年的英国，单身未婚女性的就业率接近于70%，已婚女性的就业率仅仅是10%左右。但自那以后，女性的职业模式发生了相当大的改变，全职家庭佣人已经基本上消失，纺织工业也开始日渐萎缩。而其中最显著的变化则与前面一章所描述的现象有关：那就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白领职业得到了相对扩张。这些职业与女性逐渐进入办公室和服务业工作是同步发展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生产体系中的两性关系已朝着越来越平等的方向移动。因为绝大部分女性工人都从事着一种单调的例行化工作，她们处于办公室或商店的权力底层，较诸男性工人，她们升迁的机会也少之又少。“办事员”这一职业的命运为这一现象的发展过程提供了恰当的说明。在19世纪中期的英国，妇女在办事员职业中的比例不到1%。正如我前面所说的那样，在当时，办事员意味着一种受人尊重的职业，必须具有会计以及其他方面的技巧。以19世纪晚期打字机的引入作为开端，办事员职业逐渐被降格为一系列半技术化的操作，到20世纪，办公室工作已呈现出普遍机械化的趋势。在今天，大部分办事员都是女性，就如大部分店员是女性一样。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所有的西方国家，女性在劳动力队伍中所占的比例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其中尤其以已婚女性的增长比例最为突出。但是，尽管以前几乎专门为男性所占有的职业现在开始向女性开放，这也绝不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我们只要将劳动力队伍中的女性平均收入与男性对比，便可以看出，女性工人的命运是多么的不如男性。表6.1是1961－1972年间的部分时期美国的统计数字。
表6.1　从性别角度看，美国全职工人的收入
数据来源：韦尔海默：“寻求合作者的角色”，载查普曼（编）：《女性的经济独立》，第188页（Barbara M. Wertheimer，“Search for a partnership role”，in Jane Roberts Chapman（ed.），Economic Independence of Women，London，Sage，1976），以及《美国统计摘要：1984》（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1984）。
这些数据表明，女性与男性之间的收入鸿沟至少是难以改善的。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现象并不在少数。甚至在那些官方政策比美国更积极鼓励女性加入劳动队伍的社会，如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相对于男性的收入水平，女性的收入依然不见得有明显的提高。当然，女性加入劳动力队伍其实只是盛行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父权制关系的一个方面。无论在什么地方，女性在政治以及其他领域中的权力地位都没有得到充分的代表。更有甚者，她们还必须面对一种“双重歧视”的局面，因为她们依然必须负担起照料家务和养儿育女的任务。

许多有关家庭方面的社会学著作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家庭规模的急剧缩小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它们以目前成为世界人口爆炸主要发源地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大家庭为依据，错误地描绘出一幅一般性图景——它们就像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欧洲那样是一些子孙满堂的家庭。虽然规模庞大的家庭并不少见，但它们绝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专门研究17世纪英法两国的历史学家表明，女性结婚的平均年龄一般在23岁到27岁之间。她们生育子女的时间受到了这一因素的限制，同时也受到了提早到来的更年期的限制。此外，伴侣当中一方的早死，以及极高的婴儿夭折率和儿童死亡率也会成为女性生育能力的限制因素。在通常情况下，富裕的人总比农民或手工业者拥有更大的家庭，那是因为，他们妻子结婚的年龄更低，而且在妻子亡故之后也能较快续娶。
无处不在的死亡现象是将前现代家庭及其日常生活与当代区分开来的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与今天相比，那个时代的死亡率要高出好几倍，而且死亡也不是一种主要发生在老年人身上的事情。那些生活在城镇中的人尤其脆弱，因为他们缺乏必要的卫生设施和净水供给，从而极易导致慢性传染病的漫延。实际上，城镇并没有再生产出自身，它们的延续主要依赖于乡村人口的周期性迁移。正如我在本书第一章所说到的那样，在那时，人们的平均寿命非常短。大约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婴儿在出生不到一年就夭折而去，在17世纪法国的小农阶级中，平均有一半左右的人死于10岁以下。年纪较轻的成年人同样无可幸免，与今天相同的年龄层相比，那时的死亡率也表现得极高。由此导致的结果是，较低阶级家庭的规模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只有两到三个小孩，尽管儿童的出生数目要远远高于这一数字。在全部人口中，有超过一半以上的人年龄在20岁以下，只有为数极少的人才能活到60岁以上。

正如图6.2所抽样的各个国家所表明的那样，大部分西方国家的离婚率在过去二三十年间出现了急剧攀升的势头。在1950—1975这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法国的离婚率上升了40%，处于表格的底端，英国的离婚率则上升了400%，处于表格的顶端。我们在对待所有这些数字时必须持一种有所保留的态度。例如，它们没有包括那些未婚同居的人，或者那些未办理离婚手续的已婚人们。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的确反映了西方世界的婚姻和家庭所出现的意义深远的变迁。一些人认为，它们反映了长期存在的核心家庭的解体。一些持保守立场的人则对这种现象持悲观的态度，认为这是社会道德责任感不断衰颓的表现。但是，另一些持完全相反观点的人则持赞许的态度，认为这是其他社会形态得以发展的征兆，因为在他们看来，家庭本质上是一种压制性机构。
表6.2　1950—1980年的结婚、离婚数量（以千为单位），以及每百对婚姻中的离婚比例
资料来源：迈克尔·安德森：“家庭变迁的数量指标”，载安德森：《家庭社会学》（Michael Anderson，“Quantitative indicators of family change”，in Anderson，Sociology of the Family，Harmondwsorth，Penguin，1980），以及《联合国统计年鉴：1984》（United Nations Statistical Yearbook，1984）。

家庭是各种社会变迁洪流的交汇点，它反映了社会变迁，也促进了社会变迁。这里，把对家庭的讨论与前面一章所关注的问题联系起来非常重要。当大部分人都在一种单调的、压制性的条件下工作时，在商品化的社会关系使日常生活变成一系列空洞的例行常规之后，家庭领域中的私人关系或许的确可以扮演个体逃避“无情世界”的避难所。但是，只要范围更广的社会缺乏深刻的转型，家庭就很可能变成相反力量——自由与压迫、希望与失望——的竞技场。
“情感个人主义”的兴起与性生活和个人成就之间的结合密切相关，不论这种结合是发生在正式婚姻关系之内还是之外。一些持激进立场的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与心理上的性压抑有关。在他们看来，工业劳动所需要的严格戒律，乃是通过个人对欲望的普遍压制而实现的，这可以在19世纪资本主义全盛时期的维多利亚风俗中得到最好的体现。根据这种立场——这种立场经常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的学生运动中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得到广泛采用，性解放是使个体从资本主义的例行化工作和日常生活中获得全面解放的关键。本章我所讨论的材料表明，我们必须对这种立场抱怀疑态度。与对维多利亚时代虚伪的性观念所造成的有限的、暂时的侵蚀作用相比，“情感个人主义”似乎更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根深蒂固的特征。最近，福柯曾以一种饶有兴趣的方式对这一课题进行过大量的讨论。他认为，我们应当明白的并非性压抑是如何起源的问题，而是我们今天为何会如此为性所累的问题，使性成为我们追求自我实现的焦点。我们所应当追求的是从性中解放出来，而不是经由性来获得解放。

有证据表明，初婚之时，大部分人——即使在那些离婚率最高的国家——都相信他们将会白头偕老。但实际情况却并不如此。今天，在正式登记结婚的人当中，有相当比例的婚姻持续时间极短。许多原先相信将会“白头偕老”的人发现，与大部分由于伴侣死亡而导致婚姻“破裂”的人相比，他们更早就开始过着独居的生活。考虑到离婚的人们可能还会结婚，那么，无论在什么时候，总是存在着相当数量的人要么过着独居的生活，要么作为单亲家庭的父母过着一种“结婚与离婚”（between marriages）的生活。
表6.3表明，在过去20年间的美国，单身个体的年龄分布曾经发生过某些变化。无论从单身个体的绝对数目还是从他们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衡量，80年代都要比60年代高得多。另一方面，在1960年，独居者中的最高比例分布在岁数较大的年龄层，但现在，这种分布已经不再那么明显了。在24—44岁的年龄层中，独居者的比例反而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表6.3　美国独居人口统计表
资料来源：《美国统计摘要：1984》。

单亲家庭相对于结婚家庭的上升比例，与生活在单亲家庭的小孩相对于生活在正式结婚家庭中的小孩的上升比例基本持平。美国的统计数据现在包括一项“未经正式结婚而组成的家庭”。因为这是一种创新，因此难以拿来与过去某个时期进行比较。但可以确定的是，在年龄较轻的层级中，未婚同居而过着正常家庭生活的比例已经显著提升——尽管与正式结了婚的群体相比，他们仍属少数。

只有在1844年莫尔斯（Morse）在巴尔的摩与华盛顿特区之间首次成功地拍发电磁电报之后，通讯才开始与交通分离开来。莫尔斯电传了“上帝创造了什么？”（What hath God wrought?）文字，从而开创了信息传输的新纪元。
在这以前，远距离的交流依赖于人体在空间中的移动，按现在的标准衡量，速度也是奇慢无比。据估计，有将近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在肯尼迪被刺事件发生的半小时之内就得知了这一消息。但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当乔治·华盛顿在弗吉尼亚的亚历山大去世时，这一消息直到7天以后才首次刊登在纽约的报纸上。当然，从那个时候开始，空间移动也有了大幅提高。在分析这一现象方面，地理学家引入了一个简洁的分析模式，即“时空融合”（timespace convergence）。两个城市之间时空融合程度的比较，在1780年，例如，可以通过测算马车在爱丁堡与伦敦之间旅行的平均时长来达到，而在1980年，则可以通过测算飞机在这一旅程中的平均时长来达到。通过这种测算可以发现，这两个城市的融合程度提高了2000%。可以说，在东京与伦敦之间的时空融合比例将会更高。
这些现象与它们所隐含的实质意义一样有着重要的意义，那就是，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生活在一个彼此相依的世界上。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世界体系”

“不发达状况的发展”思想首先是由弗兰克提出来的，正如他所描述的那样，这一思想遭到了相当多的批评。在弗兰克看来，“不发达”状况的形成乃是由于西方商业资本通过控制不发达社会的本土经济的方式形成的，它阻碍了后者的发展。其他一些学者尽管承认“不发达”状况是一种人为的现象，但他们更强调的是各种形式的政治支配，强调那种刻意使不发达社会的工业生产局限于西方的做法上。当然，同样重要的是，他们也强调，重商资本主义阶段并不完全是一个西方社会掠夺世界其他地方的过程。与以前的所有“文明”一样，西方资本主义将其鄙劣的一面与其真正有益的一面混淆在一起：有时，它们在彼此交战的邻国之间建立起和平共处的局面，同时，它还使乡下地主的剥削权力趋于瓦解。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二阶段，即殖民主义阶段来说，这一说法同样存在类似的合理之处。只有在过去20多年以前，殖民主义才告结束，它恢复了欧洲在最初接触到其他民族时所衍生的一种重要因素：将疾病带给了那些几乎毫无抵抗力的民族。

表7.1说明了全球不平等的程度，它所关注的主要是世界上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
表7.1　1975年全球生产水平的比较（占世界总量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联合国统计年鉴：1981》。
在上表中，GDP（国内生产总值，又称经济生产总量）及其各细目，如农业生产、工业生产、交通和通讯等，是通过它们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来表达的。“发达市场经济地区”指的是我前面所说的资本主义“中心”，或者说第一世界国家，而“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地区”则指由第三世界国家所组成的广大地区。上表非常清楚地表明，第一世界国家在全球生产中处于何等支配的地位，它们占据了全球GDP总量的81.5%，而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比例则只有18.5%。
如果把南非排除在计算的范围之外的话，那么，整个非洲大陆在全球GDP总量中所占的比例仅仅是3%左右，相反，美国和加拿大却几乎占据了总量的三分之一。在国民生产总值的各个细目中，同样表现出类似的情况。相对于其他生产部门而言，第一世界国家的农业是一个非常小的部门，但是，它们却控制了世界农业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在制造工业、交通和通讯领域，它们所占的份额达到了80%以上。

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与民族主义情感的兴起息息相关。民族主义可以被定义为：对于某些符号的共同归属感，这些符号可以使特定人群的成员认同他们归属于相同的共同体。欧洲民族主义的出现或多或少与民族国家的形成是步调一致的。因此，它是一种极为晚近的现象，与欧洲国家体系发展的早期阶段出现的对于共同体的弥散性情感（diffuse feelings）有着明显的区别。因此，非常明显，欧洲民族主义的强化与地域性共同体的联结纽带、归属感和方言文化等的瓦解密切相关，这一现象是随着民族国家的到来以及由此导致的中央集权化过程而出现的。然而，同样明显的是，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不应当仅仅被看作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例如，当代非洲出现的后殖民国家无疑是民族国家，但有些国家更多是建立在地区划分的基础之上，而不是以对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感为基础。
如果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是现代世界体系的一个突出特征的话，那么，民族国家体系同样是现代世界体系的突出特征之一。沃勒斯坦已经提到过这点，但他并没有对这一观察结论所隐含的含义加以充分的讨论。随着民族国家的全球扩张，发动战争的手段也越来越聚集在了民族国家的手里。阿明所提出的“世界规模的积累”在适用于物质财富增长的同时，同样适用于军事装备的发展——这种发展在当前核武器时代已经达到了顶峰，这个时代把我们大家都置于一个生死存亡的刀刃上。

▷结论：作为批判理论的社会学 https://shimo.im/docs/L9kBB9PGa5CoWok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