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时刻牢记：在诸多方面，中国的宫廷与欧洲的截然不同。在帝制时期（约公元前200年—公元1900年），高级官员在宫廷中的作用比贵族要重要得多。那些活跃于宫廷（包括在京城任职）的官吏，都会参与一些宫廷仪式和庆典。因能经常拜见皇帝，那些级别更高的官员在宫廷中的影响力更大。随时间推移，一个人能否官至高位，与其出身的关系渐渐减弱，因此我们不应把宋代后的宫廷社会视为贵族社会。真正决定与宫廷关系亲疏远近的，是政治倾向而非出身，而且随着统治者的更易或政策变化，某一个人在朝廷中的具体位置，或可能在几年内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皇子和皇亲国戚是宫廷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也会随时间推移发生变化。例如在宋代，皇帝要求皇室成员留在京城，并在主要的宫廷集会上列队集合；而到了明代，皇子被送离京城，他们并不参与京城的宫廷文化，而是各主一方，主持自己藩属封地的工作。有时，宫廷中太后当权，在替代未成年君主监听国政时尤为明显。但大多数时候，皇后和其他妃嫔以及公主都不会与上朝的男性有牵扯。不过，她们的男性亲属有时也会在朝廷上权势显赫。在某些时期，特别是在汉末、晚唐和晚明，宦官也会权倾朝野。然后是皇帝本人，作为宫廷的核心，除非是开国之君，生于皇室是其掌权的基础。有些皇帝乐于参与宫廷艺术项目，有些则更愿意让官员或宦官为其处理这些事情。
尽管在社会构成方面，中国和欧洲的宫廷存在上述差异，但在运作方式方面却颇具相似处。中国和欧洲的宫廷都为宗教、艺术、文学、礼仪和政治提供综理会商的空间，举止和品位亦被强调。那些在宫廷里活动的议员、朝臣、宗教领袖、俳优或艺术家都以可预见的方式行事，也经常出现对抗竞争和争风嫉妒的问题。在欧洲和中国，宫廷的支出都有可能失控，大兴土木则会引起针对宫廷未尽责的批评，导致削减开支。那些为宫廷服务的人也面临相似的境况。与为私人服务的艺术家相比，为宫廷工作的画工享有众多优势，诸如雇佣关系稳定，预算灵活，能够接触到宫廷收藏的重要艺术品，以及获得来自皇室的认可。宫廷的社会空间可能会导致宫廷画工间彼此嫉妒，但是他们也可能借此互相借鉴创意和技法，激发创造力。因为统治者经常要求绘制一些为之增添威仪的画作，所以宫廷画的类型也有一些相似之处。在17、18世纪，无论在中国还是欧洲，宫廷都要求画工绘制一些大型作品，以庆祝君主的胜利和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