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我的家乡，”华金说。“我家乡多好呀，可是那儿善良的乡亲们在这次战争中吃了多少苦。”这时他的脸色显得严肃，“敌人在那儿毙了我爹、我妈、我姐夫，后来又毙了我姐姐。”
“杀人不眨眼的畜生，”罗伯特·乔丹说。
这种伤心事他听过多少次啦？多少次眼看人们难受地说着这种话？又多少次见到人们满眶泪水、哽着喉咙、难受地说起我爹、我兄弟、我妈或者我姐妹？他已记不得有多少次听人们这样提到死去的亲人。人们讲的几乎总是和现在这小伙子讲的一样；一提起家乡，就一下子讲开了，而你总是说，“杀人不眨眼的畜生。”
你只不过听人提到这种丧亡。你没看到做父亲的倒下，不像比拉尔在小河边描述法西斯分子死去的情景那样使他目睹似的。你知道那做父亲的死在一个院子里，一堵墙下，一片地里或果园里，或者晚上死在一条公路边的卡车灯光下。你见到山里的那卡车的灯光，听见了枪声，后来你来到公路上，发现一具具尸体。你没见到那母亲、姐妹或兄弟被枪杀。你听说过这事；你听到过枪声；而且你见过尸体。
比拉尔使他目睹那镇上的情景。
这女人能写作该有多好。他要试着把它写出来，如果运气好，而且能记住它，他也许能照她讲的写出来。天哪，她真会讲故事。她比大作家克维多还行，他想。克维多从没像她生动地讲的那样描写过哪个堂福斯蒂诺之死。但愿我能写得相当好，把那个故事写出来，他想。我们的所作所为。不是人家对付我们的行径。那方面他了解得够多了。他了解很多有关战线后方的情况。但是你必须先了解这些人。你必须了解他们原来在村子里是干什么的。
由于我们的流动性，由于我们事后不必留下来遭到报复，我们从来不知道事后到底怎么样，他想。你跟一个农民和他的家人呆在一起。你夜里来，跟他们一起吃饭。白天，你躲起来，第二天夜里你就走了。你完成了任务，一走了事。下一次你又照老样子来了，你听说这些人已被枪杀。事情就这么简单。
但出事的时候你总是已经走了。游击队搞了破坏就撤退。农民留下来遭到报复。我老是只了解另一方面，他想。了解开头时我们怎样对待他们。我老是了解这一方面，憎恨它，并且听到人们无耻而卑鄙地提到它，吹嘘、自夸、辩护、解释、否认。可是这该死的女人使我身历其境似的看到了这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