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现在想起了无意间看到过巴勃罗的裤子在膝盖和大腿处被磨得像抹了肥皂似的亮光光的。不知道他是否有马靴，还是就穿那种麻鞋骑马的，他想。他一定有一大套装备。可是我不喜欢他那分忧伤，他想。那分忧伤不好。那是人们在撒手不干或者背叛前所有的忧伤。那是一种在出卖别人之前滋生的忧伤。

所有的杰出人物，你仔细想想就知道，都是快快活活的。快快活活的情绪要好得多，而且这也是一种吉兆。仿佛你还活着的时候就得到了永生。这是个复杂的问题。不过这种人剩下不多了。是呀，这种快快活活的人剩下不多了。剩下的这种人少得可怜。但要是你继续这样想，老弟，你也不会给剩下。

“别把背包搁得离洞口这么近，”削木棍的人说。在他黝黑、漂亮、无精打采的吉卜赛型的脸上长着一双蓝眼睛，那脸色像经过烟熏处理的皮革。“里面生着火。”

“你好，同志。”罗伯特·乔丹也说，“你好，”并且注意着不盯住她看，但也不掉头不顾。她把平底铁盘放在他面前，他注意到她那双漂亮的褐色的手。她这时正眼望着他的脸，笑了笑。她那褐色的脸上牙齿白白的，皮肤和眼睛也是这种金褐色。她长着高颧骨、欢乐的眼睛和端正的嘴，嘴唇丰满。她的头发是麦田的金褐色，在阳光下给晒得加深了色泽，可是全给剪短了，短得只比海狸皮的毛稍长一点。她冲着罗伯特·乔丹的脸笑了笑，举起褐色的手捋头发，手过之处，那刚被捋平的头发又翘起来。她有一张美丽的脸，罗伯特·乔丹想。要是他们没有把她的头发剪短，她一定很美。

阳光正对着罗伯特·乔丹的眼睛，那座桥只现出一个轮廓。后来阳光减弱、消失了，他透过树林仰望这圆滚滚的褐色山头，原来太阳已落到这山头的后面，这时他发觉他已不再直视着刺眼的阳光，山坡竟是一片轻淡的新绿，山峰下还有一摊摊积雪。
接着他在那短暂的余辉中又注视着那突然显得真切的桥，观察它的结构。炸毁桥的问题并不困难。他一面望着，一面从胸口衣袋里掏出一本笔记本，迅速勾勒了几张草图。他在本子上画图时没有同时计算炸药用量。他要以后再计算。他现在在注意该放炸药的位置，以便炸断桥面的支座，让桥的一截塌到峡谷中去。安放五六包炸药，绑紧了同时引爆，就能从容不迫、井井有条而准确无误地干成；要不然，用两大包炸药也能大致完成。那就需要非常大的炸药包，放在两对面，并且该同时引爆。他愉快而快速地勾勒着草图；高兴终于着手处理这问题，终于真的动手干了。他接着合上笔记本，把铅笔插进本子护封里边的皮套，把笔记本藏进衣袋，扣好袋盖。
他画草图的时候，安塞尔莫监视着公路、铁桥和岗亭。他认为他们太接近桥，未免危险，等草图画完后，才松了口气。

“要打胜仗，我们就必须杀敌人。这是历来的真理。”
“这很清楚。在战争中我们就得杀人。但我有些很怪的念头，”安塞尔莫说。
他们这时正挨在一起摸黑走，他低声说着，一边爬山，一边还间或回过头来。“我连主教也不想杀。我也不想杀任何业主老板。我要叫他们后半辈子像我们一样，天天在地里干活，像我们一样在山里砍树。这样，他们才会明白，人生在世上该干什么。让他们睡我们睡的地方。我们吃什么，让他们也吃什么。但是最要紧的是让他们干活。这样他们才会得到教训。”
“可他们会活下来再来奴役你。”
“把他们杀了并不能给他们教训，”安塞尔莫说。“你没法把他们斩尽杀绝，因为他们的子子孙孙会更多，仇恨会更深。关起来没用。关起来只会引起仇恨。应该让我们的敌人人人都得到教训。”
“但是你还是杀了人。”
“对，”安塞尔莫说。“好几次，而且还要杀。但不是乐意的，把这看作是罪过。”
“那哨兵。你刚才开玩笑表示要杀掉他。”
“那是开玩笑的。我要干掉那哨兵。是啊。考虑到我们的任务，当然要杀，而且问心无愧。但不是乐意的。”
“我们就把这些哨兵留给喜欢杀人的人吧，”罗伯特·乔丹说。“他们是八个加五个。一共十三个，可以让喜欢杀人的人去对付。”
“喜欢杀人的人可不少，”安塞尔莫在黑暗中说。“我们就有很多这种人。这种人要比愿意上战场的人多。”

罗伯特·乔丹听他说得直率、不含糊、不做作，既没有说英语民族的那种故意含蓄的谈吐，也没有说拉丁语民族的那种夸夸其谈的作风，觉得能遇到这个老头儿非常幸运，他看了桥，设想并简化了解决问题的方案，那就是突然袭击哨所，用通常的办法炸掉它，这时对戈尔兹的命令，对产生这些命令的必要性起了反感。他对命令产生反感是因为它们会给他，会给这个老头儿带来什么后果。对于不得不执行这些命令的人来说，这确实是坏命令。
这想法不对头，他对自己说，你也好，别人也好，都没法保证不遭到不测。你和这个老头儿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你们是完成你们的任务的工具。有些命令非执行不可，这不能怪你们，因为这里有座桥，这桥能成为人类未来命运的转折点。就像这次战争中所发生的一切都能成为转折点一样。你只有一件事要做，而你非做不可。只有一件事，真见鬼，他想。如果只有一件事，那就容易办了。别发愁，你这夸夸其谈的狗杂种，他对自己说。想想别的事情吧。

正当他站着在深深地呼吸，后来留神夜间的声音的时候，他先听到远方的枪声，接着是下面树林中马栏那边一只猫头鹰的叫声。接着他能听到吉卜赛人在山洞里唱起歌来了，还听到吉他轻奏的和弦声。
“我有一笔爹留下的遗产，”逼紧的假嗓音粗哑地响起来，在那里荡漾。他接着唱着：
“那就是月亮和太阳；
我虽然走遍天涯海角，
这笔遗产永远花不光。”
吉他的重重弹拨声中夹着给歌手的协调的喝彩声。“好，”罗伯特·乔丹听到有人说。“给我们唱那支加泰罗尼亚歌吧，吉卜赛人。”
“不。”
“唱吧。唱吧。唱加泰罗尼亚歌。”
“好吧，”吉卜赛人说着，就哀伤地唱了，
“我的鼻子扁，
我的脸儿黑，
不过我还是人。”
“好！”有人喊。“唱下去，吉卜赛人！”
吉卜赛人的歌声伤心而嘲弄地响起来。
“感谢上帝我是个黑人，
不是加泰罗尼亚人！”
“闹声很大，”巴勃罗的声音说。“住口，吉卜赛人。”
“对，”他听到那妇人的声音。“闹声太大了。你这嗓子会把民防军都招来，再说，唱得还不够格。”
“我还会唱一节，”吉卜赛人说，接着响起了吉他声。
“算了吧，”妇人对他说。
吉他声停了。
“今晚我嗓子不好。所以也没什么损失，”吉卜赛人说着，撩开毯子，走到外面的黑夜中。

姑娘走来，罗伯特·乔丹就伸出手，轻轻拍拍她的头。她在他的抚摸之下，像只小猫。那时他以为她要哭了。但是她的嘴角又往上牵动了一下，望着他微笑了。

“别。不用这样。好。来吧。”
“不。我不能。我害臊，我怕。”
“别。我的兔子。请别这样。”
“我不能。如果你不爱我。”
“我爱你。”
“我爱你。啊，我爱你。把手放在我头上，”她朝着别处说，脸仍旧贴在枕上。他一手放在她头上，抚摸它，接着她一下子从枕头上转过脸来，偎在他怀里，紧挨着他，脸贴在他脸上，她在哭。

“瞧，把头偏一点儿，”这时，他们的嘴紧贴在一起了，她紧挨在他身上，她的嘴慢慢地张开了一点，接着，他把她贴在自己身上，突然感到从来也没有过的喜悦，轻柔、亲切、欢欣、出自内心的喜悦，无忧无虑，不再疲惫，不再发愁，只感到莫大的喜悦，他就说，“我的小兔子。我的好宝贝。我的小亲亲。我的高个美人儿。”
“你在说什么？”她说，那声音好像来自很远的地方。
“我可爱的人儿，”他说。
他们躺在那里，他感到她的心顶着他的心在跳动，他用他脚的一侧轻轻地擦着她脚的一侧。
“你是光着脚来的，”他说。
“是呀。”
“那你是存心到睡袋里来的。”
“是呀。”

他们站在山洞口望着飞机。轰炸机这时飞得很高，像一支支迅疾而凶险的箭头，引擎声把天空震得像要裂开似的。它们的外形真像鲨鱼，罗伯特·乔丹想，像墨西哥湾流里宽鳍尖鼻的鲨鱼。但是这些飞机银翼宽阔，隆隆作响，飞转的螺旋桨在阳光中形成一圈圈光晕，它们的行动可不像鲨鱼。它们的行动和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不同。它们像机械化的死神在行动。
你应该写作，他对自己说。也许有一天你会再拿起笔来。他觉得玛丽亚紧握着他的胳臂。她正仰望着天空，他就对她说，“你看飞机像什么，美人儿？”
“说不上，”她说。“我看像死神吧。”

“‘我怕死啊，比拉尔，’他说。‘你明白吗？’
“‘那就从床上滚开，’我对他说。‘我、你和你的害怕没法挤在一张床上。’
“跟着他害臊了，不做声了，我就睡着了，但是，伙计，他这人完了。”

“我喜欢松林，”姑娘说。
“松林有什么可喜欢的？”
“我喜欢松林的香味和脚踩松针的感觉。我喜欢高大的树林中的风声和树枝相擦的吱吱声。”

“你不丑。”
“得了，我不丑。我生来就丑。我丑了一辈子啦。你，英国人，一点也不懂女人。你可知道丑女人的感觉？你知道一辈子都丑的人心里却自以为很美是怎么回事？这是挺古怪的，”她把另一只脚也伸进溪水，随即缩回来。“天哪，真冷。瞧那鹡鸰，”她说着，指指一只在小河上游一块石头上蹦跳着的圆滚滚的灰色鸟。“这种鸟一点用处也没有。既不会叫，肉又不能吃。只会尾巴翘上翘下。给我来支烟，英国人，”她说着，接过烟卷，从衬衣袋里掏出火刀火石，点上了烟卷。她一口口地抽烟，望着玛丽亚和罗伯特·乔丹。
“生活真稀奇，”她说着，鼻孔喷出烟来。“我是男人准是条好汉，可是我是个十足的女人，十足的丑。不过不少男人爱过我，我也爱过不少男人。真稀奇。听着，英国人，这很有趣。瞧我眼前这副丑模样。仔细瞧瞧，英国人。”
“你不丑。”
“怎么不丑？别跟我撒谎。要不，”她低沉地大笑一声，“你也开始动心了？不。这是说说笑话。不。瞧这丑相。可是男人爱上了你，心里就有一种感情，使他不辨美丑。你心里有了这种感情，使他不辨美丑，使你自己也不辨美丑。然后有一天，不知为什么，他看出了你本来的真实丑相，不再不辨美丑了，于是你像他一样，也看出了你自己的丑相，你就丢了男人和你自己的感情。你懂吗，美人儿？”她拍拍姑娘的肩膀。

“‘这儿，’巴勃罗说。‘这儿。现在。此时此地。你们有什么要说的？’
“‘没什么，’那个民防军说。‘不过这是卑鄙的做法。’
“‘而你是个卑鄙的东西，’巴勃罗说。‘你这杀害农民的家伙。你这连自己的亲娘都会枪杀的家伙。’
“‘我从没杀过人，’那个民防军说。‘别提我娘。’
“‘死给我们看看吧。你们这帮历来杀人的家伙。’
“‘没必要侮辱我们，’另一名民防军说。‘我们知道该怎么死。’
“‘脑袋顶着墙，朝墙跪下，’巴勃罗对他们说。这些民防军你望望我，我望望你。
“‘听着，跪下，’巴勃罗说。‘蹲下身子，跪下。’
“‘你看怎么样，巴柯？’有名民防军朝那个个儿最高、跟巴勃罗讲过怎么使手枪的人说。他衣袖上佩着班长的条纹，他大汗淋漓，尽管清早还很凉爽。
“‘跪就跪，’他回答。‘无所谓。’
“‘这就更接近土地啦，’第一个人说，他想说句笑话，但是大家都非常严肃，没法开玩笑，所以没人笑。
“‘那我们就跪下吧，’第一个民防军说，于是四人都跪下，脑袋顶着墙，双手垂在身体两侧，模样很别扭，而巴勃罗在他们背后走去，用手枪的枪筒抵着他们一个个的后脑勺，就这样逐个抵着他们的后脑勺开了枪，枪声响处，一一倒下。我现在好像还能听到这刺耳而被闷住的枪响，看到那枪筒猛的一跳，那人的脑袋朝前耷拉下去。手枪碰到后脑勺的时候，有一个的脑袋一动不动。有一个把脑袋向前冲，前额抵在石墙上。有一个浑身哆嗦，脑袋直晃。只有一个用双手挡在眼睛前面，他是最后一个，四具尸体倒在墙脚边，这时，巴勃罗转身离开他们，向我们走来，手里仍旧握着手枪。
“‘给我拿着手枪，比拉尔，’他说。‘我不知道怎样放下击铁。’他就把手枪交给了我，站在那儿，望着那四名民防军身靠兵营的墙躺着。所有跟我们一伙的也都站在那儿，望着死人，谁都不说话。
“我们拿下了那个镇子，那时还是清早，没人吃过东西，也没谁喝过咖啡，我们互相望望，炸了兵营之后，大家都弄得满身尘土，就像打谷场上的人那样，我握着手枪站着，手里沉甸甸的，望着墙边民防军的尸体，觉得恶心。他们和我们一样，灰扑扑的浑身是土，只是每具尸体这时都在用它的鲜血把身边墙脚下的干泥地弄得湿乎乎的。我们站在那儿，太阳从远方的山上升起，阳光照在我们当时站着的路上，照在兵营的白墙上，空中的灰尘在初升的阳光下成为金黄色，我身边的一个农民望望兵营的墙，望望倒在那儿的尸体，然后望望我们，然后望望太阳说，‘好家伙，一天开始了。’

“那是我的家乡，”华金说。“我家乡多好呀，可是那儿善良的乡亲们在这次战争中吃了多少苦。”这时他的脸色显得严肃，“敌人在那儿毙了我爹、我妈、我姐夫，后来又毙了我姐姐。”
“杀人不眨眼的畜生，”罗伯特·乔丹说。
这种伤心事他听过多少次啦？多少次眼看人们难受地说着这种话？又多少次见到人们满眶泪水、哽着喉咙、难受地说起我爹、我兄弟、我妈或者我姐妹？他已记不得有多少次听人们这样提到死去的亲人。人们讲的几乎总是和现在这小伙子讲的一样；一提起家乡，就一下子讲开了，而你总是说，“杀人不眨眼的畜生。”
你只不过听人提到这种丧亡。你没看到做父亲的倒下，不像比拉尔在小河边描述法西斯分子死去的情景那样使他目睹似的。你知道那做父亲的死在一个院子里，一堵墙下，一片地里或果园里，或者晚上死在一条公路边的卡车灯光下。你见到山里的那卡车的灯光，听见了枪声，后来你来到公路上，发现一具具尸体。你没见到那母亲、姐妹或兄弟被枪杀。你听说过这事；你听到过枪声；而且你见过尸体。
比拉尔使他目睹那镇上的情景。
这女人能写作该有多好。他要试着把它写出来，如果运气好，而且能记住它，他也许能照她讲的写出来。天哪，她真会讲故事。她比大作家克维多还行，他想。克维多从没像她生动地讲的那样描写过哪个堂福斯蒂诺之死。但愿我能写得相当好，把那个故事写出来，他想。我们的所作所为。不是人家对付我们的行径。那方面他了解得够多了。他了解很多有关战线后方的情况。但是你必须先了解这些人。你必须了解他们原来在村子里是干什么的。
由于我们的流动性，由于我们事后不必留下来遭到报复，我们从来不知道事后到底怎么样，他想。你跟一个农民和他的家人呆在一起。你夜里来，跟他们一起吃饭。白天，你躲起来，第二天夜里你就走了。你完成了任务，一走了事。下一次你又照老样子来了，你听说这些人已被枪杀。事情就这么简单。
但出事的时候你总是已经走了。游击队搞了破坏就撤退。农民留下来遭到报复。我老是只了解另一方面，他想。了解开头时我们怎样对待他们。我老是了解这一方面，憎恨它，并且听到人们无耻而卑鄙地提到它，吹嘘、自夸、辩护、解释、否认。可是这该死的女人使我身历其境似的看到了这一幕。

当罗伯特·乔丹第一次在汉斯旅旅部看到这小伙子的时候，同村的那五人已全部牺牲，那小伙子的情况非常糟，他们把他当勤务兵使用着，在旅部伺候开饭。他长着一张白里透红的佛兰芒人的大脸和一双农民的粗笨的大手，他端着盘碟走动，就像拖车的马儿，力大而笨拙。可是他总是在哭。大家吃饭时，他不出声地一直在哭。
你抬头就看到他在那里哭。你要酒，他哭，你递过盘子要炖肉，他哭；他扭过头去。接着他也会停住；但你抬头朝他一望，他的眼泪就又涌出来了。上一道道菜间，他在厨房里哭。大家对他都很和蔼。但这没用。他一定要弄明白自己将来会怎么样，能不能早晚恢复常态，再适于当兵。
玛丽亚现在相当正常了。不管怎么说，看来是这样。可是他不是精神病专家。比拉尔才是精神病专家呢。昨天一起过夜也许对他俩都有益。是啊，除非这事到此就结束。这对他当然有益。他今天觉得极好；身体正常、无虑无忧、心情愉快。这回事看来够糟糕，但他的运气也真好。他遇到过本身显得很糟糕的事情。本身显得很糟糕，这是用西班牙语思考的说法。玛丽亚真是可爱。
瞧她，他对自己说。瞧瞧她。
他瞧她在阳光下愉快地迈着大步；卡其衬衫敞着领子。她走路的模样像匹小马驹，他想。你不会碰到这样的情况。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也许根本没有发生过，他想。也许你是在做一场梦，或者是你虚构出来的，根本没有发生过。也许正像你过去的那些梦，梦中，你在电影里看到的有一位夜里来到你的床上，那么亲切，那么可爱。他在床上熟睡的时候，和她们都那么睡过。他还能记得嘉宝，还有哈罗。是啊，有好多次是哈罗。这一回也许就像那些梦。
但是他还能记得进攻波索布兰科的前夕，嘉宝上他床的情形，他用一臂搂住她时，她穿着一件柔软光滑的羊毛衫，当她俯身向前的时候，头发在额前披下，拂在他脸上，她说她一直爱着他，而他为什么从不向她倾诉爱情？她并不腼腆、冷漠，也不显得疏远。她就是可爱得叫人想搂抱，亲切而可爱，就像当年她和约翰·吉尔伯特一起时的模样，这情景逼真得仿佛真有其事，他爱她远远胜过爱哈罗，虽然嘉宝只来过一次，而哈罗——现在这一回也许就像那些梦吧。
也许这次也不是梦，他对自己说。也许我现在伸出手去能碰到这个玛丽亚，他对自己说。也许你不敢这么做，他对自己说。也许你会发现这事从来没有发生过，是不真实的，是你虚构出来的，正如梦中出现的那些电影明星，还有你以前所有的那些女朋友如何在夜间回来，睡在那条睡袋内，在光地板上，在干草仓的草堆、马厩、马栏、农庄、树林、车库、卡车和西班牙的群山间，也都是梦。当他睡熟的时候，她们都到那条睡袋里来，而且比她们的真实面貌要漂亮得多。也许这一回也是这么回事。也许你不敢碰她，来证明是真是假。也许你敢，但这情形很可能是你虚构出来的，或者是梦中的情景。

小伙子站在那里，玛丽亚呢，踮起了脚，双臂搂住他的脖子，吻了他。华金扭头转向一边，因为他在哭。
“我把你当哥哥，”玛丽亚对他说。“我吻你，当你哥哥。”
小伙子摇摇头，不出声地哭着。
“我是你妹妹，”玛丽亚说。“我爱你，你有家啦。我们都是你的家人。”

他们正在山坡草地上的石南丛中走着，罗伯特·乔丹感到石南的枝叶擦着他的两腿，感到枪套里的手枪沉甸甸地贴着大腿，感到阳光晒在头上，感到从山峰的积雪那里吹来的微风凉凉的吹在背上，在他手里，他感到握着的姑娘的手结实而有力，手指扣着他的手指。由于握着姑娘的手，由于她的掌心贴着他的掌心，由于他俩的手指扣在一起，由于她的手腕和他的手腕交叠在一起，就有一种奇异的感觉从她的手、手指和手腕传到他的手、手指和手腕，这种感觉那么清新，就像海上向你飘来初起的轻风，微微吹皱那平静如镜的海面，又那么轻柔，就像一根羽毛擦过唇边，或者风息全无时飘下一片落叶；那么轻柔，只能由他俩手指的接触才能感觉到，然而这种感觉又由于他俩使劲相扣的手指、紧贴在一起的掌心和手腕而变得那么强烈，那么紧张，那么迫切，那么痛楚，那么有力，仿佛一股电流贯穿了他那条手臂，使他全身充满了空落落的剧烈的欲望。阳光照耀着她麦浪般黄褐色的头发，照耀着她光洁可爱的金褐色的脸庞，照耀着她线条优美的颈部，他就使她的头往后仰，把她搂在怀里吻她。他吻着她，感到她的身体在颤栗，他把她的全身紧贴在自己身上，感到她的乳房隔着两件卡其衬衫顶着他的胸脯，感到它们小而饱满，就伸手解开她衬衫上的纽扣，低头吻她，她仰头站着，浑身哆嗦，他的一臂搂在她身后。她的下巴接着依在他头上，他接着感觉到她双手按住他的头，贴在胸口来回摇晃。他直起腰来，双臂那么紧地搂着她，以致她的全身紧贴在他身上，离开了地面，他感觉到她在颤栗，接着双唇贴在他脖子上，接着他把她放下，说，“玛丽亚，啊，我的玛丽亚。”
接着他说，“我们去哪儿好？”

接着是石南被压烂的气味和她脑袋下面被压弯的茎枝的粗糙感，阳光明亮地照射在她紧闭的眼睛上，他将一辈子忘不了她那脖子的曲线，她那被紧推在石南根丛中的头，不由自主地微微颤动的双唇和对着太阳、对着一切紧闭的眼睛上的睫毛的扑闪，阳光照在她紧闭的眼睛上，使她觉得一切都是红红的，橙黄的，金红的，一切都是这颜色，一切的一切，那充塞、占有、拥有，都成了这颜色，眼花缭乱地都成为一色。对他说来，那是一条不知通往哪里的黑暗通道，不知接着通往哪里，接着又通往哪里，接着再通往哪里，总是永远不知通往哪里，胳膊肘沉重地支在地上而不知通往哪里，黑暗、永无尽头而不知通往哪里，总是始终不放地通往不得而知的哪里，一次又一次地永远不知通往哪里，这时老是再也无法忍受而不知通往哪里，无法忍受地一直、一直、一直不知通往哪里，突然地，灼热地，并紧地，这不知名的去处消失了，时间猝然停止，他们俩一起躺在那里，时间已经停止，他感到地面在移动，在他们俩的身体下面移开去。
他这时侧身躺着，脑袋深深地埋在石南丛中，闻到石南的气味，闻到石南丛中散发着石南根、泥土和阳光的气味，他赤裸的双肩和两腰边的石南使他发痒，姑娘仍然闭着眼睛，躺在他对面，这时睁开了眼睛，对他微笑，而他十分疲乏地说，“嗳，兔子。”那声音仿佛是从远处传来的，但很亲切。她微笑着说，“哎，我的英国人。”那声音却就在耳际。
“我不是英国人，”他十分怠惰地说。
“噢，你就是，”她说。“你是我的英国人，”她伸出手来，抓住他的两只耳朵，吻他的前额。

“玛丽亚，我爱你，你真可爱，真奇妙，真美丽，跟你在一起使我觉得太美妙啦，就觉得在爱你的那一刻，好像要死过去似的。”

因为这时他出了神。人正走在她身旁，但是这时心正想着桥的问题，一切都显得清楚，确实，轮廓分明，好像照相机的镜头对准了焦距。他看到那两个哨所，看到安塞尔莫和那吉卜赛人在守望。他看到公路上空荡荡的，他看到公路上的部队调动。他看到能给那两挺自动步枪最大水平火力圈的架枪的位置，可是由谁来掌握它们，他想，收尾时是我，可是开始时由谁呢？他会安好炸药，把它们卡住，扎紧，插上并拴住雷管，放出他带的电线，装接起来，再回到他放那只旧引爆箱的地方，然后开始琢磨可能发生的种种情况，以及可能出差错的地方。别想它了，他对自己说。你刚跟这姑娘做过爱，现在头脑清醒，相当清醒，却发起愁来了。考虑你非干不可的事情是一回事，发愁又是一回事。别发愁。你不能发愁。你了解你也许不得不干的事情，还了解可能会发生的情况。这些情况当然可能发生的啦。
你知道自己正在奋斗的目标，于是你投入了斗争。你反对的恰恰就是你现在正在干、并且为了有希望取得胜利而不得不干的事情。所以，他现在不得不使用他所喜爱的这些人，这就像你要取得胜利就必须使用那些你对之毫无感情的军队。巴勃罗显然最精明。他立刻明白情况有多糟。那妇人全力支持炸桥，现在依然如此；但是对于这件事所包含的实质的认识逐渐使她受不了，已经对她起了极大的作用。聋子立刻看清这件事，也肯干，但是并不比他，罗伯特·乔丹，更喜欢干它吧。
原来你是说，你考虑的并不是你自己会碰到什么遭遇，而是那妇人、姑娘以及其他人也许会碰到什么遭遇。好吧。如果你没来，他们会碰到怎样的遭遇呢？你来这里之前，他们碰到了些什么，他们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你绝对不能这样思考。除了战斗时，你对他们并不负有责任。发号施令的不是你。是戈尔兹。那么戈尔兹算老几？一位好将军。是你服役到现在最好的顶头上司。然而，一个人明知那些行不通的命令会导致什么后果，他还应该执行吗？哪怕命令来自那个既是军队又是党的领导人戈尔兹？对。他应该执行这些命令，因为只有在执行过程中，才能证明行不通。你在尝试之前，怎么知道行不通呢？要是接到命令的时候人人都说命令没法执行，那么你这人将落到什么样的境地？要是命令来到的时候你只是说“行不通”，那么我们大家将落到什么样的境地？

领导人民的人恰恰就是人民的敌人，哪个国家有过这情形？
人民的敌人。这种词儿他还是不讲为妙。这是他不愿用的口号式的词儿。这是和玛丽亚睡觉而引起的一个想法。在政见方面，他已变得偏执而古板，就像一个僵化的浸礼会信徒，因此像“人民的敌人”这样的词儿就没有多加评价就浮上心头。任何既革命又爱国的八股也都这样。他的头脑没加评价就使用这种词儿。当然，它们没错，但是非常容易把它们轻率地应用。但是自从昨天夜里和今天下午以来，对这种事，他的头脑变得清醒而纯洁多了。偏执是样古怪的东西。思想偏执了，人就必然绝对相信自己正确，而自我节制最能助长这种自以为是和正直的看法。自我节制是异端邪说的敌人。
如果他仔细思考一下，这个前提怎么站得住脚呢？也许就是这个缘故，共产党人总是对放荡不羁的作风采取严厉措施。当你酗酒或乱搞男女关系的时候，你就认识到，用那“使徒信经”的变幻莫测的代替品，党的路线来衡量，你本人是多么容易犯错误。打倒放荡不羁的作风，那是马雅可夫斯基所犯的罪行。
然而马雅可夫斯基又成了圣徒。那是因为他已死去而不会再为害了。你本人也会死去而不会再为害的，他对自己说。现在别想这种事情吧。想想玛丽亚吧。

你一旦把爆破这事儿当做问题来看待，那它就仅仅是个问题罢了。但是随之而来的好多问题却不好对付，尽管天知道你不把它当作一回事。人们经常企图模拟伴随爆破而来的有效的谋杀的那些条件。讲一套冠冕堂皇的话，就能使它比较情有可原？讲一套冠冕堂皇的话，就会使杀人更合人心意？依我看，你看待这问题未免太轻率了，他对自己说。等你不再为共和国服役，你的情况将会怎样，究竟配做些什么，这些问题，对我来说，他想，都是大成问题的。但我的设想是，只要你把它写出来，就能把这些包袱全放下，他想。你一旦把它写出来，一切就会成为过去。要是你能写的话，那将是本好书。要比另外那一本好得多。

所以如果把一生七十年来换七十小时，我现在觉得也很值得，而且我能这样认识是够幸福的。如果并没有那种所谓漫长的岁月，没有人的余生，也没有从今以后，而只有现在，嗐，那么这个现在就值得赞美，而且我非常满意这样。“现在”，西班牙语为ahora，法语为maintenant，德语为heute。现在这词儿听起来很可笑，却等于全世界和你的一生。“今晚”，西班牙语为esta noche，法语为ce soir，德语为heute abend。“人生和妻子”，法语为vie和mari。不，这意思没表达出来。法国人把这个mari解作“丈夫”。还有“现在”和frau，德语frau为“妻子”；但这也说明不了什么。拿“死亡”来说，法语为mort，西班牙语为muerto，德语为todt。todt听起来是其中最缺乏活力的。“战争”，法语为guerre，西班牙语为guerra，而德语为krieg。krieg听起来火药味最浓，可不是？要就是只因为他德语最差劲才这样想？“宝贝儿”，法语为chérie，西班牙语为prenda，而德语为schatz。他愿意把这三个词都换成玛丽亚这名字。这名字才美哪。

这件事真够呛。你活了整整半辈子，觉得生活似乎有点儿意义，但结果总是毫无意义。

不会有时间，不会有幸福，不会有乐趣，不会有儿女，不会有屋子，不会有浴室，不会有干净的睡衣，不会有日报，不会双双醒来，不会醒来看到她在身边而你不是孑然一身。不。不会有那等事。但是，哎，既然你想向生活索取只有这一点儿，既然你已经找到了，为什么不能在铺有床单的床上睡上哪怕一晚呢？
你在向往办不到的事。你在想望根本办不到的事。所以如果你真像你所说的那样爱这个姑娘，那么你不如多多爱她，用热烈的爱来弥补这关系所缺少的持久和连续。你听到这话吗？往昔人们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爱情。而现在你找到了爱情，却想知道，如果你能领受两夜的话，这种运气都从何而来。两夜。两夜相爱、相敬、相怜。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无论生病或死亡。不，不是这么说的。无论生病或健康。至死才分离。只有两夜。可能性很大。可能性很大，不过现在别作这样的想法吧。你现在可别这样想啦。这对你没好处。别做对你没好处的事。这话确实说对了。
这正是戈尔兹谈起过的。你和他相处愈久，他就愈显得精明。这么说，这就是他那时问到的，就是非正规战争生活的补偿。戈尔兹有过这情况吗？还是由于情况紧急，缺少时间和所处的环境所造成的？在类似的情况下，这是人人都会遇到的事吗？难道说，仅仅是因为他遇到了这种事才认为这是特殊情况？戈尔兹在指挥红军的非正规骑兵队时，也匆匆忙忙地和女人睡觉吗？是因为情况错综复杂，阴错阳差，才使那些姑娘也像玛丽亚现在这样子吗？
戈尔兹可能也理解这一切，所以要你相信，应该把你得到的那两个晚上当作你的一生来享受；既然我们现在过着这种生活，就应该把你一向该有的一切集中在你仅有的能享受人生的短暂时刻中。

“可是我还可以为你做别的事，”玛丽亚对他说，这时紧挨在他身边走着，态度十分认真，显出一副女性的娇态。
“除了开枪打死我之外？”
“是的。等你吸完了那些带嘴的烟卷，我可以为你卷烟。比拉尔教过我怎样把烟卷得好好的，又紧又整齐，不会漏出烟丝。”
“好极了，”罗伯特·乔丹说。“是你亲自把烟卷舔成的？”
“是啊，”姑娘说，“而且等你受了伤，我来看护你，给你包扎伤口，给你擦身，喂你——”
“也许我不会受伤，”罗伯特·乔丹说。
“那么等你生病的时候，我来看护你，给你做汤，把你弄得干干净净，事事伺候你。我还要读书给你听。”
“也许我不会生病。”
“那么等你早晨醒来，我给你端咖啡来——”
“也许我不爱喝咖啡，”罗伯特·乔丹对她说。
“不，你可爱喝，”姑娘快乐地说。“今天早晨你就喝了两杯。”
“如果我喝腻了咖啡，没必要让人开枪打死我，我既不受伤，也不生病，戒了烟，只有一双袜，自己晾睡袋。如果这样，那怎么办，兔子？”他拍拍她的背。“那又怎么办？”
“那么，”玛丽亚说，“我要向比拉尔借把剪刀，给你理发。”
“我不爱理发。”
“我也不爱，”玛丽亚说。“我喜欢你现在的发式。就这样。要是没事可为你做，我就坐在你身边，看着你，夜里，我们可以做爱。”
“好，”罗伯特·乔丹说。“最后这个提议非常明智。”
“我也这样想，”玛丽亚微笑了。“噢，英国人，”她说。
“我的名字叫罗伯托。”
“不嘛。我要跟比拉尔一样，叫你英国人。”
“可我的名字还是叫罗伯托。”
“不，”她对他说。“嗳，叫了你一天英国人啦。英国人，我可以帮你做工作吗？”
“不。我现在干的事只能我一个人做，而且头脑要十分冷静。”
“好啊，”她说。“什么时候可以完成？”
“今天晚上，走运的话。”
“好，”她说。

比拉尔笑了又笑，站着，望着罗伯特·乔丹大笑。
“噢，英国人。英国人呀，”她笑着说。“你这人真滑稽。你现在得好好花点儿工夫，才能再摆出你那一本正经的模样啰。”
见你的鬼去吧，罗伯特·乔丹想。但是他闭口无言。他们刚才说话时，太阳被乌云遮住了，他回头向群山望去，只见这时天色阴沉沉，灰蒙蒙。
“错不了，”比拉尔望着天空对他说。“要下雪了。”
“现在吗？差不多六月了？”
“干吗不？这山区不分月份。现在是太阴历五月。”
“不可能下雪，”他说。“不能下雪。”
“怎么说都一样，英国人，”她对他说，“要下的。”
罗伯特·乔丹仰望那阴霾密布的天空，太阳已变得昏黄，这时他眼看太阳完全消失，天际一片灰暗，显得模糊、阴沉；乌云随即把山峰都遮掉了。
“是的，”他说。“看来你说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