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艾尔索普指出，无论在中国还是欧洲，制作复制品和赝品都是艺术市场繁荣的特征。在中国书画研究中，“摹”“临”“仿”“造”等术语的意义各不相同，它们分别指对艺术作品的复制（copies）、模仿（imitations）、仿真（emulations）和凭空创作（improvisations）。与欧洲的情况相同，艺术品的副本或复制品经常发挥各种积极作用，例如：保留一份杰作的副本，以防原作在天灾人祸中遭到破坏；或者传播与艺术作品有关的重要知识，以及作为练习的范本。这在书法艺术方面尤其适用。然而，也会有人为了获取利润而制作复制品，用以欺骗麻痹大意的买主。那些应被斥为伪造之举的行为，包括蓄意误导与改头换面，后者是指将款识、题跋或印章从真迹移植到赝品上的行为。北宋末期，充斥于繁荣艺术市场中的赝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据米芾的观察，在他那个时代，宋代之前或10世纪大师的画作珍品极为罕见，更不用说更久远艺术家的作品了。因此，艺术市场充斥着假货。米芾声称他只看过两幅李成（916—967年）的真迹，其余竟有300张赝品。然而，不仅古代大师的作品中有假，当代大师的作品也有伪造品。在北宋，苏轼的书法可能是被伪造得最多的。这显然是因为他反对当时政府推行的经济和政治政策，他的书法作品所以被禁的缘故。
16世纪和17世纪初，随着明末清初的经济飞速增长，伪造艺术品的现象也再次出现。如前所述，这一时期的艺术市场由富商藏家和收售商主导。更多的人想要拥有名家珍品，这导致赝品的数量远逾以往任何时期。明末著名藏家、鉴赏家沈德符评论说：“骨董自来多赝，而吴中尤甚。”虽然很多作伪者鲜为人知，但其技术颇为娴熟。他们或制作和出售赝品以谋利，或索性以此为生。有趣的是，沈德符承认自己曾经在一幅画上题写“杨贵妃华清赐浴图”的榜题，并署名“李思训”，通过这种方式帮助他的收售商朋友用伪作获得百倍利润。当清代著名藏家、官员高士奇（1645—1704年）将其收藏珍品编纂成书——《江村书画目》时，他在其中坦陈自己也曾有意购买赝品，将其赠予他人的事实。
制作书画复制品是一个蓬勃发展的行业，即便是信誉良好的文人艺术家也会参与其中，但并非总是出于不诚信的原因。据藏家、鉴赏家詹景凤所言，位高权重的大学士严嵩想要得到文徵明收藏的著名书法作品——怀素（约737—799年）《自叙帖》，文徵明不敢拒绝，他的办法是伪造了一件，卖给严嵩，从而一举解决了这个难题。为了证明这幅作品是真迹，文徵明甚至还在伪作上附加了自己的跋文。虽然最近的学术研究表明，文徵明并未拥有过这件书法作品。但这个故事仍然说明了，即使是知名的文人艺术家，作伪也是惯常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