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语只在少数受过教育的人之间使用。而且,即使是在这个群体,到了19世纪晚期,使用人数也在下降。它只在学校教育领域广泛存在,能够正确运用它进行沟通的人则一直在减少。柴门霍夫曾考虑过使用拉丁语或希腊语,但最终还是放弃了,主要原因是它们像俄语和波兰语一样,有着复杂的动词变位和名词后缀,让学习者备受折磨。这些语言也缺乏指称现代事物的词汇——西塞罗主义者也曾面临这一难题。
于是,他开始收集笔记本和语言指南——由于父亲和祖父都是语言老师,所以他有很好的条件去收集这些材料——并以易于学习为原则创造一门属于自己的语言。他去除了词性、格后缀和动词变位,反过来从不同的语系里选取了大约九百个词根,为其加上连续一致的前缀和后缀,以此生成更多的意义。当完成这门语言的第一个版本时,他举行了一个派对。当时是1878年12月17日,刚好在他十九岁生日之后。所以,这个生日派对既是给他自己的,也是给这门语言的。柴门霍夫的朋友和家人聚在桌前,上面巧妙地摆放着蛋糕、笔记本和词汇表,他们放声高歌:
Malamikete de las nacjes,
Kadó, kadó, jam temp’ está!
La tot’ homoze en familje,
Konunigare so debá.
各民族间的恩怨,
到了一笔勾销的时候了!
全部人类,
都应该团结为一家人。
在柴门霍夫为这门语言赋予更完整的形式之前,他必须克服一个令人沮丧的挫折。造出这门语言之后,他就前往莫斯科学习医学。(后来,他专攻眼科,余生一直在华沙的犹太人社群中工作。)他的父亲害怕这门语言会分散他的注意力,使其不能安心学习,于是就像彼特拉克的父亲一样干涉了儿子的爱好:他拿走了儿子的笔记本。这些资料被放在一个包裹中,然后锁进了家里的橱柜。柴门霍夫接受了这一举措。几年后他回家度假时,又请求重新拿出这些笔记本,让自己至少可以在休息之余做一点儿工作。不过,他这时才得知,父亲并没有把这些材料保存好,而是早就拿出来烧掉了。这下,他的父亲确实把彼特拉克父亲的故事给演活了,不同之处在于这次的火焰没有放过任何东西。
柴门霍夫没有选择,只好依据记忆重新创制整门语言。他确实做到了。1887年,他写成了第一本入门书,即广为人知的《第一书》(Unua Libro),上面有他的笔名“Doktoro Esperanto”,意思是“希望博士”。由此,这门语言也被人称为Esperanto——充满希望的语言。
图注 巴别塔的建造者们开始发生争执,因为他们的语言变得不可沟通
为了跟这门语言相配合,柴门霍夫还试着创立过一个充满希望的宗教。康德就曾在1795年意识到宗教和语言是导致人类分裂和战争的两大根源。因为,它们在人群中造成了鲜明的差异。正如语言争端一样,柴门霍夫认为假如存在一个共同的第二宗教,人们可以将其加入自己的文化和实践之中,那么他们就可以更容易跨越差异。这等于说,每个人其实都共享着一种基本的精神化人性,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共享着某些基本价值。例如,我们可以在犹太神学家希勒尔等人提出的金规则中找到普遍伦理的关键所在:“不要对他人做你不愿意被对待的事情。”我们可以在很多文化里找到这一规则的变种。由于它很容易被记住,所以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起点,由此出发创立一门符合该精神的世界语。最初,柴门霍夫用希勒尔的名字来命名该宗教,并在1901年出版了介绍性导论《希勒尔主义》(Hillelis m)。他还新起了一个笔名与之相配:“吾本是人”(Homo Sum),取自泰伦斯的典故。后来,这个宗教的名字也变了(当然是在世界语里),它变成了Homaranismo,意即“人文主义”。
图注:《第一书》,1887年
并不是每一个世界语运动的参与者都喜欢掺和到宗教中去,柴门霍夫吸取了他们的建议,刻意淡化了他理想中的这一想法,甚至在世界语聚会上发表演讲时也非常注意。不过,这其实是殊途同归的:Homaranismo只是为人们增加一层沟通和共通的人性,而不是要褫夺任何人的宗教。柴门霍夫本人在青年时期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深深地扎根于其所工作的犹太社群,并十分骄傲于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不过,他又增加了一个额外的想法:人类之事没有什么与我漠不相关。
世界语主义者最先承认,自己的计划需要很强的乐观主义。《第一书》在开篇处说道:“当读者拿起这本小书,一定会带着不可思议的微笑,以为自己要阅读乌托邦里某些好公民的不切实际的计划。”(或者如一个早期英译本所言:“读者肯定会怀着不信任的态度把这本书捧在手里,认为自己要面对某个不可实现的乌托邦。”)确实,很多人会感到好笑,把世界语看成某种堂吉诃德式的幻想,因为它来自这样一种观点,即人类可以在普遍的友谊中教会自己拥抱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