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婴儿时期就学会了给各种颜色贴上标签。这方面我们受到了父母、同辈和师长的引导，其中有强烈的文化影响。以此为基础的一派思想叫“语言相对主义”，主张语言决定了我们的知觉。这派思想的一个重要例证是1858年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他后来出任了英国首相）的几项研究。通过对《奥德赛》的分析，他揭示了荷马文句中的一些特殊方面。尤其是荷马对颜色的形容，今天的我们会觉得非常奇怪。他用“紫色”来形容血液、乌云、海浪甚至彩虹。他笔下的海洋“像葡萄酒一样深暗”，压根没提到蓝色、绿色或橙色。这是为什么？格莱斯顿早已想好了答案：古希腊人其实都是色盲。但一个坚定的相对主义者会有另外的看法，认为荷马身处的文化和他运用的字词决定了他看见的东西，也可以说是给他的观看“上了色”。本杰明·沃尔夫（Benjamin Whorf）大概是这派思想最重要的倡导者，他对此做了简要的解说：“我们用来划分自然的线条，是由我们的母语布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