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主义者认为,过去已了无生机,未来却是开放和不确定的。但或许,未来也不是全然无定型的,因为对可臻完美性的倡导者来说,它还受制于永恒进步的规律。就此而言,未来至少服从于一种在科学上确定无疑的预测——它将体现为基于当下的进步。尽管如此,它看起来还是比过去更为开放,这是不证自明的。然而,本雅明却认为,过往的意义在于对当下的维系。过去的历史是流动、易变、被悬置的,其意义尚有待被完全决定,而正是我们回溯地赋予了它明确的形式——不仅仅是选择特定的方式去解读过去,更是通过实践去赋予它形式。比如说,一个生养于十二世纪阿维尼翁的孩子,他的命运是否归属于把自己炸成碎片的族群,是由我们来决定的。于是,我们必须努力使过往保持于未完成态,拒绝将它合拢的假象接受为最终的结局,并通过重写它在自由的征象下未必真实的命运,再次弹开它的门扉。
一如艺术品,过往的意义在时间中流进。对本雅明而言,艺术品就像缓慢烧熔的保险丝,当它进入新的语境时就产生了崭新的意义,而这种语境的生发是不能被预见的。隐匿于这些人造物中的真理,最初可能是通由它们后世中的某些特定机缘才得以敞释。于是,过往事件的意义最终还是在于对当下的守护。在辩证的闪现中,当下的某一时刻发现了与过往某个瞬间的亲缘,并借赋予后者新的意义而得以重新看待自身,将自身视为对那种早先的前景的潜在实现。
所以说,在某种隐晦的意义上,我们既要为过去负责,也要对当下和未来负责。死者虽不能复活,却能借悲剧形式的希望赋予自身新的意义,得到别样的阐释,并以一种他们无能预言的方式被织入叙事之中。这样一来,即便是他们中最不惹眼的人,也将在审判日的讯息中被提及。虽然在他们和我们之间可能并没有实际的连续性,但他们对解放的奋争也能被纳入我们的抗争之中,如此一来,无论我们在现时代能够取得何种可圈可点的政治进步,都能为他们曾经奋斗过的事业证言。本雅明认为,通过挑战统治者的权威,我们破坏了其先辈的合法地位,也在此意义上代表那些受其虐待的人们施加了打击。令人惊讶的是,本雅明认为,甚至乡愁都能得到前卫的反思,就如感伤和愁绪在他笔下成了阶级斗争的武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