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洛赫的著作最为声名狼藉的方面在于他对经验事物的鄙夷。科瓦柯夫斯基尖刻地写到他如何把有着理论美德的等级抬举到让人无力分析的高度。有时,他又冒险接近那粗俗—浪漫的偏见,认为事实只是物的具体化,对事实的陈述实际上是“实证的”。由此,他就能够嘲弄地论及“纯粹事实性的现实”。存在的事态仅仅是深层过程的射影,唯后者才是真实的。理性(Vernunft)高于知性(Verstand),而比起日常理性来,想象力更显得无比珍贵。实际之物归于那些怯懦的灵魂,他们忍受不了可能之物,因为让自己过于沉浸其中本就是一种否定的形式。乌托邦式的愿景是不能被任何浅薄的偶然驳斥的。
这种高傲的本体论和布洛赫的斯大林主义不无关联。只要共产主义的未来是真实的,人们就可以在建设这未来的时候忍受粗野。如果宇宙永远推延其目的,东德政权又何尝不是呢?就此而言,布洛赫所谓的未然其实是一种神正论。而那种对完满(Totum)、终极(Ultimum)、完善之存在(Ens Perfectissimum)、所谓本质、基础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装腔作势的抽象语汇,同样可能将当下的现实政治遮蔽起来。如果布洛赫在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所说的新冰河时代仍能保有希望的观念,我们怀疑,那部分是因为,他对与其时代的恐怖相抗争的未来有着强烈的偏好。如果有人因推崇当下而去否定未来,那么反过来的情形也可能是真的。
布洛赫所坚执的希望,是我们先前所说的那种根本的希望——壮丽的大写的希望,而非这种或那种具体的渴求。正如弗洛伊德式的欲望的对象是模糊而不确定的,因为它的存有在当下还是一种不可被想象的事态。由此,对于布洛赫而言,希望在某种意义上几乎和头部受到打击一样客观,而在另一种意义上也难以捉摸,让人气恼。它的完成可在白日梦、幻想、至乐的时刻和新的建筑风格中得见;但却不能被正面遭遇,一如犹太人不许雕刻非神的耶和华塑像。同样地,在弗洛伊德那里,梦和幻想构成了一种症状学,它们所唤起的是过去,而不是将来。弗洛伊德把它们视作某些原初创伤的征象,然而布洛赫却认为精神分析是没落的资产阶级的产物。他在梦和幻想中发现,那种对将来的预期,多少类似于神圣的生活方式之于基督教。他似乎没有认识到,精神分析是为着解放的未来才去发掘过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