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会更经常发现布洛赫推销的不是悲剧,而是神正论。“每一次基督的降临,”他写道,“都含有某种被利用了的失败的虚无主义,以及某种在胜利中毁灭了的死亡。”失败化变为成功,死朽被复原为胜利的凯旋。“虚无以其愈加强大的力量突进历史之中,赋予朝向大全本身的辩证法以构成性的力量。”否定性无非是进步的动力,正如未然“以一种乌托邦式的辩证的形式向前行进一样”。诚然,布洛赫承认那种荒凉的虚无的可能性,它将招致整个历史进程的垮塌,而且没有什么辩证的戏法能将之同化。但在这种灾难缺失的情况下,否定性对道德和政治的建构却似乎意味着一种时机。以这种方式,不能被理性驱逐的灾难就被彻底地贬低了。“诸如伯罗奔尼撒战争和三十年战争这样的灭绝,”布洛赫令人吃惊地宣称,“只是不幸罢了,个中并没有辩证的变化;尼禄和希特勒的屈辱,以及所有这些表面上的邪力的爆发都是最后深渊中的恶龙,而不是历史的深入。”如此看来,三十年战争好似只是一种不幸,一次历史的越轨,一次辩证的历史高速路上的随机偏离。而希特勒不过是一个没有历史理性依据的邪力的爆发。凡是不能促进历史性希望的,都不是真正历史性的。于是,布洛赫表现出了对那种所谓的终极解决方案最令人恐惧的方面的无知。也就是说,这种方案是史诗尺度上的世界历史性事件,属于凶险的历史逻辑的一部分。它也是彻底的徒劳无功,纯然的消耗和意义的虚无,一种萦绕于现代历史之中的废黜任何建设性作为的否定性。就此而言,它揭穿了布洛赫那狂热的黑格尔主义。
间或被人们忘记的是,在“我置身于天堂”这句表达中,说话者正是死亡。没有任何可以想象的乌托邦能够克服人的必死性的现实。尽管如此,布洛赫却认为处在更为阴郁境况下的死亡就是终极的反乌托邦,综合了傲慢和诡辩的他暗示我们,甚至这种克服最终都会是可能的。在《希望的原理》中,有关不朽的含糊其词不止一处。他写道,“阶级意识的确定性的确是对抗死亡的新属(Novum)”,也就是说我固然会死,但我们却不然。此外,如果我们的真正身份在于未来,那么这身份就不能被毁于一旦,因为它还尚未存在。尚未存在的东西是无法消失的。在哲学的历史中,有着对此更为严格的论证。布洛赫认为,还没有完全实现的生命,是不能被死亡触及的。完全的自我实现将招致时间和过程的终结,死亡也会随之而来。在每一个个体的核心处都有一种“不朽的元素”,所以“每当存在接近其核心,就生发出永恒”。换用伊壁鸠鲁的话说:人所存在之处,死亡则不存在。这是一种令人动容的情愫,但全然有失真实。事实上却相反。正是通过人,死亡才达到了自我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