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罗马骑士等级史【澳】凯兰·达文波特
▷本书结构（如图）
本书是一部关于罗马世界骑士等级的制度史和社会史。它描绘了从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5世纪形形色色的骑士（equites）的历史。我们从王政时代的骑士贵族和共和早期的骑兵说起，是因为罗马人把这些武士视作后来的骑士等级的祖先。直到公元前2世纪末，这个等级本身才成为罗马国家（res publica）内部的一个不同于元老和平民的按地位构成的群体。在共和时代，骑士等级的成员包括包税人、商人、陪审员和军官。罗马骑士有区分自己身份的标志（比如金指环和镶窄边的短袍），带有宗教和政治涵义的仪式，以及在剧场中坐在前排等特权。在帝制下，骑士等级官员包括总督、财政管理人员和其他官员，奥古斯都及其继承者们让他们和元老一起在国家管理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帝国时代中，骑士等级被进一步细分，其中地位更高的那些只有通过在军队服役或行政系统任职才能获得。罗马国家授予的头衔和荣誉的激增意味着到了公元4世纪中期，罗马骑士（eques Romanus）身份已经变成这些帝国特权中最不起眼的，尽管它仍然保持着内在的价值，提供了凌驾于普通公民之上的豁免权。在一千多年的历史中，被称为骑士的特权公民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构成了罗马国家的一个基本的社会-政治等级。
——「导言：描绘骑士等级的历史」
【第二部分 帝国】
▷第四章 通往元首制的道路
公元2世纪，罗马骑士、内外战争史学家——亚历山大里亚的阿皮安绘出了公元前1世纪独裁统治在罗马确立的进程。在他的《罗马史》序言中，阿皮安写道，独裁官尤利乌斯·恺撒“保留了共和国的外表和名号，但把自己定为所有人的唯一统治者”。在他看来，这标志着罗马帝国君主制的开始，奥古斯都在击败马可·安东尼后将夯实这种统治形式。苏维托尼乌斯选择从尤利乌斯开始他的《罗马十二皇帝传》（On the Lives of the Caesars），利用了恺撒能否被算作“皇帝”这点上有趣的模棱两可，这可能不是巧合。苏维托尼乌斯同时代的科尔内利乌斯·塔西佗在他的《编年史》开篇承认了恺撒拥有的权力，但表示和平更加重要，它是奥古斯都统治的特点。因为是奥古斯都“在一切都因为内战而耗尽后，以元首的名义接收了帝国”。这些不同的起点突显了公元2世纪的罗马知识分子在确定从“共和国”转向“帝国”的时刻时所面临的困难。古人对这一转变最出色的理解可能来自卡西乌斯·狄奥写于公元3世纪的《罗马史》。他写道，共和国的制度首先让位于一系列“伟人”或“强人”（），然后才在奥古斯都治下被君主制取代。这种观点反映了一个事实，即苏拉、庞培、恺撒和安东尼越来越强调共和国中的君主制元素（语出波吕比乌斯）。因此，屋大维（即后来的奥古斯都）可以被理解为这一系列强人中最后和最成功的那个。
法比乌斯·尼格尔是当地的行政官和祭司，因此是萨贡图姆的一位显赫成员。通过为自己的丈人、在皇帝军中担任过军官的弗尔维乌斯·莱索竖立雕像，他让自己的家族和帝国政权之间建立了联系，这种联系只会有利于增进他们在萨贡图姆的威望。我们的第二个例子是来自日耳曼的莫贡提亚库姆（Mogontiacum，今美因茨）的格奈乌斯·佩特罗尼乌斯·阿塞里奥（Cn.Petronius Asellio）的纪念碑（图4.1）。这为维勒伊乌斯的生涯和他从提比略那里获得的垂青提供了直接的类比：
图4.1 格奈乌斯·佩特罗尼乌斯·阿塞里奥的纪念碑，美因茨
格奈乌斯·佩特罗尼乌斯·阿塞里奥，格奈乌斯之子，庞普提努斯部落，提比略恺撒的军政官、骑兵长官和工程兵长官。
公元4年到12年间的某个时候阿塞里奥于日耳曼在提比略的麾下效力。纪念碑上的图像证明了他对自己的骑士军旅生涯的骄傲，图像中有骑士的小圆盾和投矛，它们已经成为该等级在三头时期和奥古斯都时期的军事图像的关键部分。这块纪念碑立在莫贡提亚库姆的城门外，旨在确保阿塞里奥作为受提比略垂青的军官被铭记，就像维勒伊乌斯希望通过自己的史书来让他和提比略的关系变得不朽一样。维勒伊乌斯对他在“提比略恺撒的营中”（castrorum Ti.Caesaris）服役的描绘，在其他书面和碑铭文本中得到了印证。即便是本人不对元首或他的家族成员负责的军官，也会用“在恺撒的营中”（in castris Caesaris）作为从军的代名词。执政官马尔库斯·科塔·马克西姆斯（M.Cotta Maximus）的释奴马尔库斯·奥雷利乌斯·佐西姆斯（M.Aurelius Zosimus）的墓志铭中有一首诗记录了马克西姆斯对佐西姆斯及其家人的恩赏，包括授予他儿子科塔努斯军政官之职。墓志铭中说，马克西姆斯“曾在恺撒的营中英勇效力”（fortis｜castris Caesaris emeru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