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辽沙的归来,似乎甚至在道德方面也对他产生了影响,在这早衰的老人久已枯萎的心灵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又重新苏醒过来。“你知不知道,”他时常注视着阿辽沙说,“你很像她,那个害疯癫病的女人!”他这样称呼自己去世的妻子——阿辽沙的母亲。“害疯癫病的女人”的坟墓终于由仆人格里戈里指给阿辽沙看了。他带着阿辽沙到我们城市的公墓上去,在远远的一个角落里,指给他看一块虽不贵重却还算体面的铁制墓石,上面刻着死者的姓名、身份、年龄和死亡时间,底下还刻着四行古体诗,这中等人家墓碑上常用的诗句。令人惊奇的是,这块墓碑是格里戈里做下的。他自己把它立在可怜的“害疯癫病女人”的墓前,而且是他自掏腰包做的,这是在他屡次不厌其烦地向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提起这墓碑的事,而主人不但摇头不管,还挥手驱去自己的一切回忆,径自动身到敖德萨去之后的事。阿辽沙在母亲坟上并没有显出任何特别的伤感;他只是倾听了格里戈里既郑重又有条理地叙述关于立这块墓碑的事,垂头站了一会儿,一言不发地走开了。从那以后,几乎整年没有再到坟上去过。但是他上坟的这件小事也对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发生了很奇妙的影响。他忽然掏出一千卢布捐给我们的修道院,以追荐亡妻的灵魂,但是他追荐的不是续弦,不是阿辽沙的母亲,不是“害疯癫病的女人”,而是他的发妻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也就是经常打他的那个。那天晚上,他喝醉了酒,当着阿辽沙痛骂修士。他自己绝不是虔信的人,也许他从来就没有在神像面前插过五分钱的蜡烛。这类人物身上常常会奇怪地爆发出种种突如其来的情感和突如其来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