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情况下，一般人，甚至恶徒，也常常比我们通常所认为的，要率真烂漫得多。包括我们自己也是这样的。

阿辽沙的归来，似乎甚至在道德方面也对他产生了影响，在这早衰的老人久已枯萎的心灵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又重新苏醒过来。“你知不知道，”他时常注视着阿辽沙说，“你很像她，那个害疯癫病的女人！”他这样称呼自己去世的妻子——阿辽沙的母亲。“害疯癫病的女人”的坟墓终于由仆人格里戈里指给阿辽沙看了。他带着阿辽沙到我们城市的公墓上去，在远远的一个角落里，指给他看一块虽不贵重却还算体面的铁制墓石，上面刻着死者的姓名、身份、年龄和死亡时间，底下还刻着四行古体诗，这中等人家墓碑上常用的诗句。令人惊奇的是，这块墓碑是格里戈里做下的。他自己把它立在可怜的“害疯癫病女人”的墓前，而且是他自掏腰包做的，这是在他屡次不厌其烦地向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提起这墓碑的事，而主人不但摇头不管，还挥手驱去自己的一切回忆，径自动身到敖德萨去之后的事。阿辽沙在母亲坟上并没有显出任何特别的伤感；他只是倾听了格里戈里既郑重又有条理地叙述关于立这块墓碑的事，垂头站了一会儿，一言不发地走开了。从那以后，几乎整年没有再到坟上去过。但是他上坟的这件小事也对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发生了很奇妙的影响。他忽然掏出一千卢布捐给我们的修道院，以追荐亡妻的灵魂，但是他追荐的不是续弦，不是阿辽沙的母亲，不是“害疯癫病的女人”，而是他的发妻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也就是经常打他的那个。那天晚上，他喝醉了酒，当着阿辽沙痛骂修士。他自己绝不是虔信的人，也许他从来就没有在神像面前插过五分钱的蜡烛。这类人物身上常常会奇怪地爆发出种种突如其来的情感和突如其来的思想。

阿辽沙，我真舍不得你，你相信不相信，我是真的爱你……不过这也是个合适的机会：你可以替我们有罪的人祷告，我们坐在这里，犯了太多的罪。我时常想，将来谁会替我祷告呢，世界上有没有这样的人呢。你这可爱的孩子，我在这方面真是愚蠢的，你也许不相信吧？这真可怕。你看没看见：我无论怎样愚蠢，对这类问题，总还是思索的，自然是偶然一想，不是永远想。我心想，我死的时候，鬼一定会用钩子来把我拉走的。可我又想：钩子吗？他们是从哪里弄来的？用什么做成的？是铁的吗？在哪里打的？他们那里还有工厂吗？修道院里的修士一定以为地狱里，譬如说，也有天花板。我准备相信有地狱，可是最好没有天花板。这样显得雅致些，文明些，那就是说：照马丁·路德的派头。不管有没有天花板，不都是一样的吗？假使没有天花板，就没有钩子，假使没有钩子，那就一切都滚蛋吧！这么说来，就又拿不准了，究竟谁用钩子拉我？因为假使没有人拉我，那么怎么办呢？世界上有没有真理呢？这些钩子IIfaudraitlesinventer，特意为了我，为我一个人，因为你要知道，阿辽沙，我是多么地无赖！……

也许读者里有人会猜想，我的这位年轻人具有病态的、狂热的、畸形发展的天性，是一个面容惨白的幻想家、痨病鬼或是酒鬼一样的人。然而，实际上完全相反，阿辽沙这个十九岁的年轻人，当时却是身材匀称，脸色红润，目光清澈，浑身上下都很健康。在那时候，他甚至很漂亮，体态端庄，中等个子，深褐色头发，端正而略长的椭圆脸，两只离得很开的、发亮的眼睛。显得很深沉，也很安静。也许有人说，尽管脸颊红润，也同样可能是狂信和神秘主义的；但是我却觉得阿辽沙甚至比什么人都现实。当然，他在修道院里笃信奇迹，但是据我看来，奇迹是永远不会使现实派感到不安的。倒不是说奇迹会使现实派接受信仰。真正的现实派，如果他没有信仰，一定会在自己身上找到不信奇迹的力量，即使奇迹摆在他面前，成为不可推翻的事实，他也宁愿不相信自己的感觉，而不去承认事实。即使承认，也只是把它当作一件自然的事实，只是在这之前他不知道罢了。在现实派身上，不是信仰从奇迹里产生，而是奇迹从信仰里产生的。如果现实派有了信仰，则正由于自己的现实主义，他势必也同时会承认奇迹。使徒多马声明，只要不是他亲眼所见的就不能相信，但是看到了以后便说：“我的神，我的上帝。”是不是奇迹使他有了信仰呢？大概不是的，他之所以相信，只是因为自己愿意相信，也许还在他说“未看到以前不能相信”的时候，在他的内心深处就已经完全相信了。

长老是什么呢？长老就是把你的灵魂吞没在自己灵魂里，把你的意志吞没在自己意志里的人。你选定了一位长老，就要放弃自己的意志，自行弃绝一切，完全听从他。对于这种修炼，对于这个生活可怕的学校，人们是甘愿接受、立志献身的，他们希望在长久的修炼之后战胜自己，克制自己，以便通过一辈子的修持，终于达到完全的自由，那就是自我解悟，避免那种活了一辈子，却还不能在自己身上找到真正自我的人的命运。这种长老制的创立，并不是基于理论，而是基于东方一千多年的实践。受业于长老，可跟我们俄国修道院里一向就有的普通“修持”不同。这里规定所有受业于长老的人要经常不断地向他忏悔，授业者和受业者之间保持着一种牢不可破的约束。举个例子吧，传说有一次，在基督教的远古时代，有一个见习修士没有遵照他的长老的指示完成某种修持而离开修道院出国，从叙利亚到埃及去了。在那里经过长期的、严苛的苦行，终于在受尽磨难之后，殉道而死。在教会把他尊为圣者，埋葬他的躯壳的时候，教堂执事正喊着：“尚待受洗的人，走出教堂！”这时，那口棺材连同躺在里面的殉道者的躯体忽然离开原地，仿佛被人推出了教堂，抬回来又推出去，一连三次。后来才知道，这位殉道的圣者曾破坏了修持，离开了长老，因此，如果不经长老给他解除，他是不能被赦免的，就算他有再大的功绩也不行。

普通人和最高贵的人全都到我们修道院的长老那里，对他们膜拜，向他们忏悔自身的疑虑，自身的罪孽，自身的痛苦，央求他们给予忠告和训示。反对长老制的人们看到这种情况，除了别种攻击外，还叫嚷说，这样一来，等于独断而轻率地把忏悔的圣礼给贬低了，其实修士或俗人对长老不断地忏悔自己的灵魂，本来就完全不是把它当作圣礼来看待的。然而，尽管如此，长老制仍旧维持了下来，而且渐渐地在俄国的修道院里奠定了基础。固然也许不错，这种为了使人类精神上从受奴役转变到自由和心灵完美的，已经试用过一千年的利器，可能会变成一把也能伤害自身的双刃利剑，也许会把有的人不是引向驯顺和完全的克己，而是相反地引向魔鬼般的骄傲，那就是说引向了锁链，而不是引向自由。

主要的是不要骗自己。骗自己和相信自己谎话的人，就会落到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周围都分辨不出真理来的地步，那样就会引起对自己和对他人的不尊敬。人既然不能尊敬任何人，就没有了爱，既然没有爱，就会让自己消磨时光，放纵淫欲和耽于低俗的享乐，以致在不断的恶行中完全落到兽性的地步，而这全是由于对别人和对自己不断说谎的缘故。对自己说谎的人会比别人更容易觉受到侮辱，因为他觉得受侮辱是很有趣的，对不对？他也知道并没有人使他受侮辱，是他自认为受了侮辱，为了面子就说谎，夸大其词，装腔作势，斤斤计较，小题大做，拿一粒豌豆当成山——这他自己全知道，却还是自己首先气恼，感到这样很愉快，甚至感到很大的快乐，于是就到了真正怨恨的地步……请您起来，坐下，请求您，要知道这也是虚伪的姿势。

“还有从远地方来的！”他指着另一个女人说。那个女人还相当年轻，却又干又瘦，并非由于日晒，却满脸黧黑。她跪在那里，眼睛直勾勾地望着长老。她的眼光里似乎有一种狂乱的神色。
“远地方来的，老爷子，远地方来的，离这里有三百俄里远。远地方来的，神父，是远地方来的。”女人拉长声音说，平稳地左右摇晃着脑袋，用一只手托着腮帮子。她好像在哭诉。老百姓中间有一种沉默无言、逆来顺受的忧愁，它深藏内心，毫不显露。但也有的是破裂了的忧愁，这种忧愁一旦发作，流出泪来以后，便转入了哭诉。女人们尤其是这样。它并不比沉默的忧愁轻松。哭诉所能给人的慰藉，只能是更痛苦地撕裂心胸。这类的忧愁甚至不希望得到慰藉，而且恰恰是以无法慰藉之感来作为自己的养料。哭诉只是不断地刺激创伤的一种需要而已。

我爱人类，但是自己觉得奇怪的是，我对全人类爱得越深，对单独的人，也就是说对一个个个别的人就爱得越少。他说，我在幻想中屡次产生为人类服务的热望，也许真的会为了人类走上十字架，如果忽然有这个需要的话，然而事实证明，我不能同任何一个人在一间屋里住上两天。他刚刚和我接近一点，他的个性就立即妨碍我的自爱，束缚我的自由。我会在一昼夜之间甚至恨起最好的人来：恨这个人，为了他吃饭太慢，恨那个人，为了他伤风，不断地擤鼻涕。他说，只要人们稍微碰我一下，我就会成为他们的仇敌。然而事情常常是我对于个别的人恨得越深，那么我的对于整个人类的爱就越显得热烈。

“假使现在没有基督教会，那么罪人作恶就将没有任何阻挡，甚至事后没有对他的惩罚。这里说的是真正的惩罚，不是像他们现在所说的那种机械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使心灵更加痛苦的惩罚，而是真正的惩罚，唯一实在的、令人生畏、使人安分、教人发现良心的惩罚。”
“请问，怎么会这样的呢？”米乌索夫十分好奇地问道。
“那是因为，”长老开始说，“现在所判的一切流放和苦役以及从前还要加上的鞭笞等等，都并不能改造任何人，而且主要的是几乎也不能使任何罪犯产生畏惧，犯罪的数目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您应该承认这一点。结果，社会并没有因此而得到保障，因为有害分子虽然已经被机械地割除，而且流放到远方，不在眼前了，但是，接着马上会出现另一个罪犯，将他的位置补充上，也许两个。如果有什么东西，即使在我们这个时代也能起到保障社会的作用，甚至能使罪犯本身得到改造，重新做人，那就唯有反映在人的良心中的基督的法则。只有认识到自己作为基督的社会（也就是教会）的儿子所犯的罪孽，他才能对社会，也就是对教会承认自己有罪。因此，现代的罪犯只有在教会面前，而不是在国家面前，才可能承认自己有罪。如果法庭属于社会，亦即教会，那时候它就会知道应该把什么人从开除中挽救过来，重新容纳。但现在的教会并没有任何有效的法庭，只能做道义的制裁，而且自行放弃对罪犯的积极惩罚。教会不是把罪犯开除出去，而只是永远对他进行慈父般的监督。不但如此，它甚至努力同罪人保持一切基督教会的联系：允许他参加教会的礼拜，领圣餐，给他赐物，对待他像俘虏，而不像犯人。假使基督的社会，也就是教会，也排斥他，像民事法律排斥他、抛弃他一样，那么，上帝呀，罪人将何以自处呢？假使教会也跟在国家的惩罚后面，立刻并且每次都用开除的办法惩罚他，那么会有什么结果呢？再也没有比这更令人绝望的了，至少对俄国的罪人会是这样，因为俄国的罪人还有信仰。但是谁知道呢？那时候也许会发生可怕的事情——也许在罪犯那绝望的心中会丧失信仰。那时候该怎么办呢？但是，教会好比慈爱的母亲，自行放弃积极的惩罚，因为即使它不加以惩罚，罪人也已被国家的法庭惩罚得够厉害了，应该有人来怜惜他一下。所以要放弃积极的惩罚，主要是因为教会的法庭是唯一拥有真理的法庭，因此绝不能和任何别的法庭从实质上和道德上相互配合，甚至不能有临时折中的办法。这里无从妥协。据说，外国的罪人很少忏悔，因为各种学说都竭力使他们相信，他的罪并不是罪，而是对不公平地压迫力量的一种反抗。社会依仗那种机械地压服对手的力量使他和自己完全割断关系，并且——至少他们欧洲人自己是这样讲的——在实行这种摒弃的时候，还对他怀着仇恨，以及对于他这个弟兄的未来命运，抱着完全冷漠和淡忘的态度。因此，在这种事情的进行过程中，丝毫也没有教会方面所给予的怜悯，因为那里在大多数情况下已经根本没有什么教会，而只剩下教会人员和教会的庄严的大厦。……

“我倒想对诸位讲另外一段关于伊凡·费多罗维奇自己的十分有趣而又别致的故事。大约在五天以前，他在这里的一次有一大半女士在场的聚会上跟人辩论时，郑重声明，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能使人们爱自己的同类；所谓‘人爱人类’的那种自然法则是根本不存在的，世界上到现在为止，如果有过爱，并且现在还有，那也并不是由于自然的法则，而唯一的原因是因为人们相信自己的不死。伊凡·费多罗维奇还特别加以补充，说整个的自然法则也仅仅在于此，所以人们对自己不死的信仰一被打破，就不仅是爱情，连使世界生命继续下去的一切活力都将立即灭绝。不但如此，那时也将没有所谓的不道德，一切都是可以做的，甚至吃人肉的事情也一样。这还不算，他最后还下结论说，对于每个像我们现在这样既不信上帝、也不信自身的不死的人，道德的自然法则应该立刻变到和以前的宗教法则完全相反的方向去，而利己主义，即使到了作恶的地步，也不但应该容许人去实行，而且还应该认为这在他的地位上是必要的、最合理的、几乎是最高尚的一种出路。诸位，根据这种奇谈怪论，你们就可以推想我们这位亲爱的怪人和奇论家伊凡·费多罗维奇所宣扬和打算宣扬的其他一切论调了。”
“对不起，”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忽然大声说，“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恶行不但应该被容许，而且还被认为对于一切无神派来说是最必要、最聪明的出路！’是不是这样？”
“正是这样。”佩西神父说。

在说完了这些蠢话以后，他自己也感到说得未免太离奇，于是忽然又想立刻对听者，尤其是对自己证明，他说的并不是胡言。虽然他深知继续说下去的每句话语，将更加多多地，而且离奇地，把同样的胡言，加到已经说过的胡言上去——但是他已经不能控制自己，像从山上滚了下去一般。
“真可耻！”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叫道。
“对不起，”院长忽然说，“古话说得好：‘有人对我大说坏话，甚至说些极难听的话。但我听了以后自语道：这是耶稣的惩戒，是他遣来医治我虚妄自大的灵魂的。’因此，我们万分地感谢您，尊贵的客人。”
说着，他朝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深深地鞠了一躬。
“得了，得了！假道学，老一套！老调调，老手法！老一套的虚情假意，千篇一律的点头哈腰！我们知道这一类的点头哈腰！‘唇上接吻，心中利剑’，像席勒的剧本《强盗》里说的那样。神父们，我不爱虚伪，只求真理！然而，真理不在白鱼里面，这一点我公开说过！修士们，你们为什么吃斋？你们为什么希望靠这个取得天上的赏赐？这样可以取得赏赐，我也要吃斋的！不，修士们，你应该立身行善，做有益社会的事情，不要关在修道院里吃现成饭，不要期待天上的赏赐——这要困难得多。院长，我也会有条有理地说的。你们这里预备了什么东西？”他走到桌旁说，“老牌陈葡萄酒，叶利谢耶夫兄弟公司的散装蜜酒。啊，神父们！这可不像白鱼。神父们真摆出了一些好酒，哈，哈，哈！可这都是谁供给的？是俄罗斯的农民和工人，是他们用自己长满老茧的双手，硬是从家庭和国库收入中抠出几文小钱，送到这里来的！神父们，你们在吮吸人民的血！”“您说这种话实在太不成体统了。”约西夫神父说。佩西神父始终保持着沉默。

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生平有许多次甚至发生过可能挨打，而且会被痛打一顿的危险，总是由格里戈里加以解救，虽然事后每次总要挨这位老仆人的一番训诫。然而，仅仅挨打还不至于使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感到害怕；另外还常发生一些更为严重的，甚至十分微妙和复杂的情况，到那时候，大概连费多尔·巴夫洛维奇自己也说不清对于忠实、亲近的人有多么异乎寻常的需要，这种需要是他有时会突然一下子无法理解地自行感觉到的，这是一种近乎病态的情况：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是一个十分淫荡而且在情欲方面时常残忍得像恶魔般的人，但是有时会忽然在酒醉的时候自行感到精神上的恐怖和道德上的震动，对他的心灵几乎会产生一种甚至可以说是生理上的影响。他有时会说：“我的心在这时候就好像是哆嗦着提到了喉咙里似的。”在这种时候，他希望在自己的附近，在离自己不远，倒不一定在一所房子里，但至少在厢房里，有一个忠实、坚定的，和他迥然不同、毫不荒唐的人，这个人虽然看见了他所做的一切恶行丑事，知道他的一切秘密，却还是由于忠心而容忍这一切，并不反对，主要是不加责备，不说那些关于今生或死后的威吓的话，而且在需要的时候还要保护他，保护他免受某个不相识的、可怕而危险的人的威胁。重要的是身边必须要有另外一个人，一个相处多年的、友善的人，以便在痛苦的时候可以招他前来，只为了可以看看他的脸，或者搭讪几句话，甚至完全不相干的话，如果这个人不表示什么意见，并不生气，他的心就会好像轻松些；如果这个人生气，那么就更加愁闷些也行。

“这是白兰地！”米卡哈哈笑着，“你的眼光已经在说：‘他又在酗酒了！’但你不要相信幻影。
“切勿相信空虚和虚伪的人群，
“要忘却自己的疑惑……
“我不是在酗酒，只是‘解解馋’，像你的那只蠢猪拉基金所说的，他将来会当五品文官，尽说些‘解解馋’之类的话。你坐下吧。我真想一把抱住你。阿辽沙，把你搂在胸前，抱得紧紧的，因为在整个世界上我真正地……真正地……（你要明白！你要明白！）唯一爱着的，只有你一个人！”

“阿辽沙，”米卡说，“只有你一个人不至于发笑！我想用席勒的《欢乐颂》来开始……我的忏悔。An die Freude，但是我不懂德文，只知道An die Freude这个题目。你别以为我又在说醉话。完全不是醉话。白兰地确实是白兰地，但是我必须喝两瓶才能醉。
面颊红润的雪莲，骑在颠踬的马上。
“然而我还没有喝完小半瓶酒，所以不是雪莲。我不是雪莲，却是有力 。因为我做了一劳永逸的决定。请你恕我说了这个双关语，你今天应该宽恕我许多事情，还不止双关语一样。你不要着急，我不会拖延时间，我说的是事情，现在立刻转到正事上去。我不会叫你心焦难熬的。你等一等，那首诗……”
他抬头凝想，忽然欢欣地开始了：
畏葸，赤裸，野蛮的人猿，躲藏在岩石的洞穴里，
游牧民族在旷野里驰骋，使肥沃的田地荒芜。
捕兽者持着弓箭刀枪，
恐怖地在林中奔驰……可怜的是被波浪抛掷到无归宿的岸旁的人们！
从奥林帕斯的山巅，
母亲西莉兹走了下来，
寻觅被抢走的女儿普劳赛潘：野蛮的世界横卧在她前面，既无宿所……
复少佳肴，
更没有庙宇
证明人们的虔信上帝。
田地的果实和甜蜜的葡萄，未在宴席上闪耀；
仅有躯体的遗骸，
在祭坛上冒烟。
西莉兹悲切的眼光，
无论向何处望去，到处看见人们
在深沉的屈辱之中。
呜咽忽然从米卡的胸前迸出，他抓住了阿辽沙的手。
“好友，好友，在屈辱之中，现在就在屈辱之中，世界上受苦的人是太多了，所遭的灾难太多了，你不要以为我只是穿着军官制服的禽兽，终日饮酒荒淫。老弟，我差不多尽想这个，尽想到受屈辱的人，并不是说谎话。我可以向上帝祷告，现在我不是扯谎，也不是自己夸奖。我想着这种人，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人。
人的灵魂可以
从低卑中升起，
同古代的大地母亲进行永远的结合。
“但问题是叫我如何同大地进行永远结合？我不吻地，不剖劈它的胸；叫我做农人或牧童，是不是？我在世上行走，不知道是落进污秽和耻辱里或是光明和快乐中。真是十分糟糕。因为世上的一切全是一个谜！每逢到我陷入最深的荒淫的耻辱里的时候（我是只会遇到这类情事的），我永远读这两首关于西莉兹和关于人的诗。它能使我改善吗？永远不能！因为我是卡拉马佐夫。因为我假使跃入深渊，就是那样头朝地，脚朝天，一直下去；那么我甚至将因为堕落得这样可耻而感到满足，而在自己方面还把它当作美丽的事。就在这个耻辱里，我忽然开始唱赞美诗。即使我是可诅咒的，即使我下贱而低卑，即使我吻我的上帝所穿的袈裟的边缘；即使我同时追随着魔鬼，然而上帝呀，我到底是你的儿子，而且爱你，还感到快乐，没有这世界是不能站立的。
永久的抚育着快乐
上帝创造的灵魂，
借着沸腾的秘密的力量，炽燃生命的酒杯；
将小草招向光明，
混沌变为煦阳，
充塞广阔的天空，
在星占家的视线以外。
在和蔼的大自然的怀抱中，会呼吸的一切全痛饮快乐；一切生物，一切民族，
被它牵引在后面；
给予我们在不幸中的良友葡萄汁和花冠，
给昆虫们色欲……
给安琪儿梦见上帝的尊容。

我当时怀着可怕的仇恨，看了她三秒钟，或五秒钟，从那种仇恨到爱，到最疯狂的爱——其间只隔着一根头发！我走近窗子，额头贴在凝冻的玻璃上面，我记得冰像火一般烧疼了我的额头。

假使当时有人看着他，想知道这小伙子到底关心些什么，他心里经常想些什么，那么只是瞧他的样子是无论如何也没法判断的。而且他有时在屋里，或者在院子里和街上，会突然站住沉思起来，甚至站在那儿有十分钟之久。相法家端详过他之后，一定会说他既不是沉思，也不是默想，而是一种冥想。画家克拉姆斯科依 有一幅出色的名画，题目是“冥想者”，画的是冬日的林景，林中大道上孤零零地站着一位身披破烂长衣、脚穿树皮鞋、在极端的孤寂中陷入狂想的农夫。他站在那里，好像正在沉思，但他并不是在思索，却是在“冥想”着什么。如果有人推他一下，他一定会打个哆嗦，好像刚刚睡醒过来似地望着你，但是什么也不明白。当然，他会立刻清醒的，但如果问他站在那里想什么，他肯定什么也想不起来，一定会把在冥想时所得的印象隐藏在心里。这些印象对于他是珍贵的，他一定会不知不觉地、甚至自己毫不意识到地不断把它们积聚起来——为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自然也不知道。把这些印象积聚多年以后，他也许会忽然抛弃一切，到耶路撒冷去朝圣、修行，也许会把自己出生的村庄纵火烧掉，也许两件事都会做出来。民间有很多冥想的人。斯麦尔佳科夫一定也就是这种冥想者中的一个，他一定也在贪婪地积聚印象，但他自己几乎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

“阿辽沙，有灵魂不死吗？”
“有的。”
“上帝和灵魂不死都有的吗？”
“有上帝，也有灵魂不死。灵魂不死就在上帝里面。”
“唔。伊凡大概是对的。天哪，只要想一想，人们献出了多少信仰，有多少各种各样的力量白白浪费在这幻想上面，而且一连几千年！是谁在这样开人类的玩笑？伊凡，我最后一次坚决地问，到底有没有上帝？我这是最后一次问你了！”
“我也最后一次说没有。”
“谁在开人类的玩笑呢，伊凡？”
“大概是鬼吧。”伊凡·费多罗维奇笑了笑。
“那么有鬼吗？”
“不，鬼也没有。”
“可惜。既然这样，我真要和那个首先想出上帝来的人过不去！在枯杨树上把他吊死还算便宜了他。”
“如果没想出上帝来，就完全不会有文明的。”
“不会有的吗？没有上帝就不会有文明吗？”
“是的，连白兰地酒也不会有。不过这瓶白兰地酒实在应该从您那里拿开了。”

这个女人身材相当高，但却比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矮些（卡捷琳娜完全是个高个子）。她的肌肉丰满，行动轻柔，几乎无声无息，仿佛温柔到一种特别甜蜜蜜的程度，也和她的声音一样。她走进来时，不像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那样迈着爽快有力的步子：相反地，是不声不响的。她的脚踏在地板上完全没有声音。她轻轻地坐在椅子上，轻轻地牵动华丽的黑绸衫发出柔软的响声，温柔地用一条贵重的黑羊毛围巾裹住自己洁白丰满的脖颈和宽阔的肩。她年纪二十二岁，从面貌看来也恰巧是这个年龄。她脸色很白，带着两朵粉色的红晕。她的面部轮廓似乎稍阔了些，下颏甚至有点突出。上唇很薄，下嘴唇微微噘起，分外饱满，好像有点发肿。但是十分美丽而浓密的深褐色头发，乌黑的眉毛，带着长长睫毛的美妙的蓝灰色眸子，一定会使最冷淡的和心不在焉的人，甚至在人丛中，在闲步时，在人头拥挤处，也会在这张脸的面前突然止步，并且长久地记住它。最使阿辽沙惊讶的是，这张脸上那种孩子般天真无邪的神情。她像孩子似的看人，像孩子似的为了什么而喜悦，她正是“笑眯眯地”走到桌子跟前来，似乎正在怀着完全像孩子般迫不及待的、信任的好奇心，期待着立刻出现一件什么事情。她的眼神可以使人心灵欢悦——阿辽沙感到了这一点。她的身上还有一种东西，他却不能，或者说他没法加以理解，但也许不知不觉间对他也产生了影响，那就是她的躯体在一举一动间所流露出来的那种娇弱和温柔，以及行动时那种猫一般的无声无息。但尽管如此，她的躯体却是强健丰满的。围巾下隐约可见那宽阔丰满的肩头，高耸而且还十分年轻的胸部。这躯体也许预示着将会重现维纳斯女神的风姿，虽然毫无疑问，现在看来就已经有些比例过大之嫌——这是一眼可以看出来的。俄国的女性审美家看了格鲁申卡，一定能正确地预言，这种新鲜的、还年青的美，到了三十岁的时候就会丧失和谐，身子发胖，连脸也变得肥肿，眼边额头将很快地出现皱纹，脸皮变得粗糙，也许发紫——总之，那是短暂的美，转眼即逝的美，正是一切俄国女人身上所常见的。

她写道：“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我瞒着一切人，也瞒着妈妈给您写信，我知道这是很不好的。但是如果不对您说出我心里产生的一切话，我就活不下去，这些话除去你我两人以外，事先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但是，叫我怎样对您说出我十分渴想要对您说的话呢？据说，纸张不会脸红，告诉您，这是不对的，纸张也脸红得和我现在一样。亲爱的阿辽沙，我爱您，从儿童时代起就爱，从莫斯科起，那时您还完全不是现在的这个样子。我终身爱您。我的心选中了您，我愿意与您结合，白头到老，同生共死。当然，先决条件是您必须脱离修道院。关于年龄一层，我们可以等待法律允许的时候。到那时候我一定会恢复健康，可以走路，跳舞。这是用不着多说的。
“您看，我是一切都想到了，只有一件事不能猜想：那就是您读了这封信以后，会对我怎么想。我爱笑，好淘气，我刚才惹您生气，但是我对您说实话，我在执笔以前，曾向圣母像祷告，现在还在祷告，几乎哭泣。我的秘密现在就掌握在您的手里了，明天您来时我不知道怎样看您。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假使我像刚才那样，看到您的脸时，又像傻瓜一样按捺不住，大笑起来，那可怎么办呢？您一定会认为我是好取笑的坏女人，不再相信我这封信。因此我恳求您，亲爱的，如果您对我有一点同情，在您明天走进来的时候，不要过于正面看我的眼睛，因为我的眼神和您相遇的时候，我一定会忽然大笑起来，何况您又穿着这种长袍。……现在，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就全身发冷，所以您走进来的时候，暂时请您不要看我，可以看母亲或窗外……
“我居然给您写了情书，我的天，我做出了什么事情！阿辽沙，请您不要瞧不起我。如果我做了很坏的事，使您生气，那么请您饶恕我。现在，我的也许会永远使我失去了名誉的秘密已经交在您的手中了。
“我今天一定要哭。再见吧，直到那可怕的再见时刻。丽萨。
“又及。阿辽沙，请您一定，一定，一定要来！丽萨。”
阿辽沙不胜惊奇地读完这封信，读了两遍，想了想，忽然轻声而甜蜜地笑了。他不禁打了个哆嗦，在他看来这笑声是有罪的。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又那样轻声地、幸福地笑了。他慢吞吞地把信装进信封，画了十字，躺下来。他的心灵的纷扰忽然过去了。“上帝，愿你宽恕这些人，保佑这些不幸的、心情不安的人，给他们以指引。你掌握着道路：指给他们道路使他们得救吧。你就是爱。你给一切人送来欢乐！”阿辽沙喃喃地说，画着十字，渐渐进入静谧的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