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游者:西方宇宙观念的变迁》
【英】阿瑟·库斯勒
「献给Mamaine」
▷2014年版序:https://shimo.im/docs/2wAldwK9zLt5NZAP/
▷1968年版前言(图1-2)
▷1959年版序(图3)
据阿瑟·库斯勒的说法,科学革命的领导者(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在推翻中世纪的宇宙观时,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明确表示,这并不是在质疑科学取得的巨大进步。他的观点是,科学进步远不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理性进步过程,而是不稳定的,往往是偶然的——一个杂乱无章、脱节的事件,非理性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库斯勒批判的不是科学,而是流行的“科学神话学”:
科学的发展通常被认为是沿着直线上升的一种清晰而理性的发展;事实上,它走的是一条曲折的之字形路线,有时几乎比政治思想的演变更令人困惑。尤其是宇宙理论的历史,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称之为集体性强迫症和受控性精神分裂症的历史;一些最重要的个人发现到来的方式令人觉得更像是一位梦游者而不是一台电脑的表现。
——「2014年版序」
【第三部 胆怯的教士】
在小镇和大海之间横亘着一个淡水潟湖,宽3—4英里,长约50英里,是波罗的海海岸著名的地标,被称为弗里舍潟湖。但在《天球运行论》中,教士坚持称它为维斯瓦河。在书的一处留白上,他羡慕地批注道,亚历山大里亚的天文学家们“被澄澈的天空眷顾,因为据他们所说,尼罗河并不会像这附近的维斯瓦河这样冒出蒸汽”。维斯瓦河在弗龙堡以西42英里的但泽流入大海。教士几乎一生都住在这些地方,他非常清楚塔楼下的广阔水域不是维斯瓦河,而是弗里舍潟湖(Frisches Haff),德语的意思为“清新的湖泊”。一生致力于科学上的精确的人却犯了这样一个错误,这实在令人觉得奇怪,况且他还曾受委托制作该地区的地图。在《天球运行论》的另一段中再次出现了这一错误:在“论月球的经线位置和异常现象”一章中,他写道“所有上述观察都是指克拉科夫的经线,因为其中大部分都来自维斯瓦河河口的弗龙堡,它们位于同一条经线上”。但弗龙堡既不在维斯瓦河的河口,也不在克拉科夫的经线上。
后人对哥白尼教士叙述的精确度和可靠性十分笃信,许多学者都不动声色地将弗龙堡转移到了维斯瓦河,甚至到了1862年,还有一本德国百科全书也做了同样的事情。路德维希·普罗韦先生是哥白尼的传记作者中最重要的一位,他在一个脚注中提到了这个令人困惑的谜题。他认为,哥白尼想要帮助他的读者找到弗龙堡,因此将它转移到了一条著名的河流的岸边。这个解释被他之后的其他作者接受。但这个解释没有抓住要领。因为在哥白尼就讨厌的蒸汽发牢骚的评论中,他显然并不关心要提供位置的线索;而在第二处引言,他确实是想为其他天文学家说明他的天文台所在的位置,这是一个需要极其精确的问题,40英里的位置错误是毫无理由的误导。
下面是他对这个奇怪选择的解释——在他致献给卢卡斯舅舅的序言中:
致瓦尔米亚最受尊敬的卢卡斯主教
尼古拉·哥白尼奉上
祖国最受尊敬的主教大人和神父
在我看来,学者塞奥非拉克特极为成功地编辑了这些道德、田园和爱情方面的书信。在作品中可以看出,他觉得丰富多样的东西是讨人喜欢的,因此也应该是人们爱看的。人们的偏好各异,因此令他们喜悦的事物非常不同。有人喜欢严肃的思想,有人喜欢轻松的;有人喜欢一本正经,有人喜欢幻想。因为大众对这些不同的东西产生喜欢的感觉,因此塞奥非拉克特在严肃的话题和轻松的话题、轻薄与真挚之间交替,让读者仿佛身在花园,可以选择最能取悦他的花朵。但塞奥非拉克特表现出来的东西带给我们许多裨益,这使他的散文诗看起来不像书信,而像约束人们生活的规则和戒律。证据就是这些书信的内容及其简洁性。塞奥非拉克特从不同的作家那里选择材料,编辑成简短精悍、具有教化意义的形式。道德和田园书信的价值不可否认。也许爱情的书信会让人有不同的判断,因为其主题的原因,这些信件看似快乐轻佻。但是,就如医生给苦药添加甜味的用意是减少患者服药的痛苦那样;即便添加这些轻松愉快的书信是出于这个原因,它们也非常纯真,可同样被称为富有教育意义的书信。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塞奥非拉克特的书信集只有希腊语的文本,这对读者是非常不公平的。为了让这些书信能被更多的人读到,我尝试尽力将它们译为拉丁文。
我最尊敬的主教大人,我将这本小书致献给您,这与您赐予我的恩惠并无关系。我将我的头脑所能实现的成就视为您的财产;因为毫无疑问,这就是奥维德曾致敬恺撒·日耳曼尼库斯时所说:
“您的目光所及之处,我的灵魂跟着起落。”
我们必须记住,这是一个精神上正在发酵、知识上正在革命的时代。若将哥白尼教士的品位和风格和他同时代的杰出人物伊拉斯谟与路德,梅兰希顿与罗伊希林,甚至是哥白尼所在的瓦尔米亚的但提斯克斯主教比较,都会令人倍感沮丧。然而,这项翻译工作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如果我们仔细研究此事,选择无名的塞奥非拉克特是十分精明的选择。因为在这个时期,翻译重新发现的古希腊文本被认为是人文学者最首要和最崇高的一项任务。正是在这个时期,伊拉斯谟翻译了希腊文的《圣经新约》,揭示了罗马通行的《圣经》文本的堕落,“对于将人们的思想从神职人员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胜于路德的一众小册子所发出的呐喊和怒吼”;也是在这个时期,对希波克拉底和毕达哥拉斯学派的重新发现,实现了另一种类型的理性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