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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温斯顿背后，电屏里面的声音仍在喋喋不休地讲述着关于生铁和第九个三年计划的超额完成情况。电屏能同时接收与播放信号。温斯顿发出的声音只要高于低声耳语，就会被接收到，而且，只要他停留在那个金属匣子的视线范围内，他的一言一行都会受到监听监视。当然，你无从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正被监控。没有人知道思想警察对个人的监控频率或以什么样的体系进行监控。你甚至可以认为，他们对每个人都实施了全天候的监控。但不管怎样他们能随时接入你的频道。你只能习惯成本能地生活在这么一个设想中：你所发出的每一个声音都正被监听，而除了在漆黑之中外，你的每一个动作都正被监视。
温斯顿一直背朝着电屏。这样比较安全，虽然他清楚地知道，就算是背影也会泄露秘密。一公里外就是真理部，他上班的地方，那是一座从污秽肮脏的地面直耸而起的白色建筑物。他略带厌恶地想着：这就是伦敦，一号空降带的首府，大洋国人口第三大的省份。他努力想唤起一点童年时的回忆，告诉他伦敦是否一直都是这样。是不是一直都有这些腐朽破败的十九世纪的房屋？这些房屋的侧墙用木板加固，窗户用硬纸板打了补丁，屋顶铺的是瓦楞铁皮，乱七八糟的花园的四面围墙都已经开始坍塌。被轰炸过的地方尘土飞扬，断壁残垣上长出了藤蔓和野草。炸弹清出了一大片空地，上面突然建起了肮脏丑陋的木棚屋，看上去就像鸡窝一样。一直都是这样子吗？但是没有用，他记不起来了，童年的回忆只残留下一系列明亮的静态画面，没有背景，根本无法辨认清楚。
这一新的学说之所以会产生，一部分原因是历史知识的积累和历史意识的发展，而这些在十九世纪之前是几乎不存在的。历史循环更替的规律现在被理解了，或似乎被理解了。如果这个规律可以被理解，那它就可以被改变。但最主要的内在原因是，自二十世纪初以来，大同世界在技术层面上成为了可能。的确，人类在天生的禀赋上并不平等，有些人的能力就是要比别的人强一些，但阶级划分或大规模的贫富悬殊已经不再有存在的必要。在以前的各个时代，阶级划分不仅不可避免，而且还是好事。文明的代价就是不平等。但是，随着机器生产的发展，情况改变了。即使分工仍有必要进行，但社会地位或经济状况的分化再也没有必要存在了。因此，在那些即将夺取权力的人眼中，人类平等不再是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而是必须避免的危险。在相对原始的时代，当公正和平的社会事实上根本不可能实现时，对其抱以信仰是件容易的事情。几千年来，人类一直幻想着营造一个人间天堂，实现四海之内皆兄弟、既没有法律约束也不用辛苦劳动的梦想。这个愿望即使对那些在每一次历史变迁中捞得好处的群体来说也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法国革命、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的后裔对他们所说的人权、言论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类的话有点信以为真，甚至让这些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自己的行为。但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所有主要的政治思潮都演变成了极权主义。人间的天堂在有可能实现的时候遭到了诋毁贬斥。每一套新的政治理论，无论它叫什么名字，都倒退回阶级分化和严格管制的老路上。1930年左右，人类的世界观开始步入僵化，久已被唾弃的做法，甚至有些已经废止了好几百年的做法——未经审讯的囚禁、驱使战俘作为奴隶、公开处决、严刑逼供、胁迫人质、强制性人口迁徙——不仅再次盛行，而且那些自认为开明进步的人士还对其十分宽容，甚至为其辩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