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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温斯顿背后，电屏里面的声音仍在喋喋不休地讲述着关于生铁和第九个三年计划的超额完成情况。电屏能同时接收与播放信号。温斯顿发出的声音只要高于低声耳语，就会被接收到，而且，只要他停留在那个金属匣子的视线范围内，他的一言一行都会受到监听监视。当然，你无从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正被监控。没有人知道思想警察对个人的监控频率或以什么样的体系进行监控。你甚至可以认为，他们对每个人都实施了全天候的监控。但不管怎样他们能随时接入你的频道。你只能习惯成本能地生活在这么一个设想中：你所发出的每一个声音都正被监听，而除了在漆黑之中外，你的每一个动作都正被监视。
温斯顿一直背朝着电屏。这样比较安全，虽然他清楚地知道，就算是背影也会泄露秘密。一公里外就是真理部，他上班的地方，那是一座从污秽肮脏的地面直耸而起的白色建筑物。他略带厌恶地想着：这就是伦敦，一号空降带的首府，大洋国人口第三大的省份。他努力想唤起一点童年时的回忆，告诉他伦敦是否一直都是这样。是不是一直都有这些腐朽破败的十九世纪的房屋？这些房屋的侧墙用木板加固，窗户用硬纸板打了补丁，屋顶铺的是瓦楞铁皮，乱七八糟的花园的四面围墙都已经开始坍塌。被轰炸过的地方尘土飞扬，断壁残垣上长出了藤蔓和野草。炸弹清出了一大片空地，上面突然建起了肮脏丑陋的木棚屋，看上去就像鸡窝一样。一直都是这样子吗？但是没有用，他记不起来了，童年的回忆只残留下一系列明亮的静态画面，没有背景，根本无法辨认清楚。
殴打的频率渐渐减少，变成了一种可怕的威胁，当他们不满意他的回答时就以殴打恫吓他。现在盘问他的人不是那些穿着黑色制服的凶狠狱卒，而是党内的知识分子，一个个都是小胖子，动作轻快，眼镜闪烁着寒光。他们轮流盘问他，每次都得持续——他想了想，但无法肯定——持续十到十二个小时。这些盘问者总是让他保持轻微的痛楚状态，但疼痛并不是他们依赖的主要手段。他们扇他耳光，揪他的耳朵，拉扯他的头发，让他单脚站立，不让他上厕所，拿强光灯照他的脸，照到他泪水直流，但这些只是为了羞辱他，摧毁他争辩和理性思考的能力。他们真正的武器是毫无怜悯的盘问，无休无止，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给他下套，曲解他所说的每句话，不断地宣判他在撒谎或自相矛盾，到最后由于羞愧与精神疲劳，他开始痛哭流涕。有时在一次盘问中他得哭上五六回。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冲他喝喝骂骂，看到他稍有踌躇就威胁说要将他交给狱卒，但有时候他们会改变口吻，称他为同志，以英社和老大哥的名义劝说他，假惺惺地问他对党是否还保有忠诚，愿意痛改前非。在经过几个小时的盘问后，他的心志已经摇摇欲坠，即使是这么一番劝慰的话也能让他痛哭流涕。比起狱卒的靴子与拳头，这些絮絮叨叨的话语更能瓦解他的意志。无论人家让他说什么他都会说，想让他签什么他都会签。他唯一关心的事情就是弄清楚他们要他招供什么，然后在虐待开始之前立刻老实招供。他招供说自己想刺杀党的高层领导人，散播煽动性的传单，贪污公款，贩卖军情机密，从事种种破坏活动。他招供自己从1968年起就充当东亚国政府雇佣的间谍。他承认自己有宗教信仰，膜拜资本主义，还是个色情变态狂。他招供自己谋杀了妻子，虽然他知道那些盘问者一定知道他的妻子还活着。他招供多年来他一直和古德斯泰恩保持私人接触，一直是某个地下组织的成员，而这个组织包括了他认识的几乎每个人。什么罪名都招供，让所有人都受到牵连要来得更轻松一些。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都是真的。他的确是党的敌人，而在党的眼里，思想和行动根本没有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