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探究每一个行为的最深层的含义和原因的批评用在一个人身上很合适,但用于诠释一件艺术品则很危险。绝对而彻底的分析使得艺术走向虚无。因此,当芒福德先生在诠释梅尔维尔时——分析他的哲学、心理、宗教和性生活——他写得很好,但当他继续去诠释梅尔维尔的诗歌,就没有那么成功了。因为你在“诠释”一首诗时只能将它归结为譬喻——好比吃苹果是为了它的果核一样。就像古老的丘比特与赛姬的传说那样,有时候不要寻根问底会比较好。
——「评刘易斯·芒福德的《赫尔曼·梅尔维尔》」
那些幽默明信片就是他的意见的一个表达渠道,这是一个卑微的渠道,比不上歌舞厅,但仍然值得关注。在一个基本上依然是基督教的社会里,它们自然而然地集中在关于性的笑话上。在极权主义社会,如果能有一点言论自由的话,它们或许会集中在关于懒惰或懦弱的题材上,至少会是某种形式的反英雄主题。大肆批判它们的低俗丑陋并不会起到什么作用。它们要的就是低俗丑陋。它们所有的意义和优点就蕴含于它们不假修饰的低俗,不仅在于内容诲淫诲盗,而且在方方面面都俗不可耐。哪怕一点点“高雅”色彩都会将它们彻底地破坏。它们代表了蠕虫的生活观,因为在歌舞厅的世界里,婚姻就是一个下流的笑话或一个可笑的灾难,房租总是拖欠着,衣服总是在当铺里,而律师总是讼棍,苏格兰人总是守财奴,新婚夫妇总是在海滨度假屋脏兮兮的床上出洋相,醉醺醺的、长着酒糟鼻子的丈夫凌晨四点钟溜回家时,穿着亚麻睡衣的妻子在门后等候着他,手里拿着拨火棍。它们的存在,而且人们想要读到这些的这一事实,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就像歌舞厅一样,它们类似于农神节的狂欢,对美德发起无伤大雅的反抗。它们只是表达了人类思想的一个趋势,但这种趋势总是存在,就像流水一样,总是会找到发泄的渠道。大体上,人总是希望向善的,但不会想要当个太好的人,而且不是时时刻刻都想当个好人。因为:
“有义人行义,反致灭亡。有恶人行恶,倒享长寿。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逞智慧。何必自取败亡呢?不要行恶过分,也不要为人愚昧。何必不到期而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