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探究每一个行为的最深层的含义和原因的批评用在一个人身上很合适，但用于诠释一件艺术品则很危险。绝对而彻底的分析使得艺术走向虚无。因此，当芒福德先生在诠释梅尔维尔时——分析他的哲学、心理、宗教和性生活——他写得很好，但当他继续去诠释梅尔维尔的诗歌，就没有那么成功了。因为你在“诠释”一首诗时只能将它归结为譬喻——好比吃苹果是为了它的果核一样。就像古老的丘比特与赛姬的传说那样，有时候不要寻根问底会比较好。
——「评刘易斯·芒福德的《赫尔曼·梅尔维尔》」
切斯只是借鉴了威廉·福克纳的《避难所》中的故事情节，这两本书的精神氛围并不相同。切斯真正的源头在别处，这处情节借用只是象征性的。它象征着一件一再发生的事情——理念的粗俗化，在印刷发达的时代，这个过程或许变得更快捷。切斯被称为“大众的福克纳”，但更贴切的说法应该是“大众的卡莱尔”。他是一位流行作家——在美国有许多这样的作家，但他们在英国仍然是异数——他们学会了如今被时髦地称为“现实主义”的思想，就是“强权即公理”这一理念。“现实主义”的兴起是我们这个时代思想史的重要特征。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施虐、受虐、成功崇拜、权力崇拜、民族主义和极权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一个宏大的话题，但对它的探讨却只是隔靴搔痒，甚至连提到它都被认为是低俗的事情。就只列举我第一个想到的例子吧。我相信没有人指出过萧伯纳的作品中有施虐和受虐的成分，更没有人指出这或许与萧伯纳崇拜独裁者有关。人们总是将法西斯主义与虐待狂等同起来，却不认为最奴颜婢膝的斯大林崇拜有什么不妥。当然，事实的真相是，无数对斯大林阿谀奉承的英国知识分子与那些效忠于希特勒或墨索里尼的少数人并没有什么区别，和二十年代那些讲究效率，大谈特谈“劲头”、“动力”、“个性”和“学会当一个强权人物”的专家或更老一辈的拜倒在德国军国主义脚下的知识分子如卡莱尔、克里希等人没什么两样。他们都在崇拜权力和获得成功的残暴手段。值得注意的是，权力崇拜总是与对残忍和邪恶本身的热爱联系在一起。一个暴君如果是个双手沾满了鲜血的恶棍会更值得顶礼膜拜，而“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总是演变成为“手段卑劣又有何妨”。所有认同极权主义的人的世界观都带有这一色彩，并解释了为什么许多英国知识分子在纳粹—苏维埃签订条约时那么欢欣鼓舞。这一行动能否有利于苏联仍有待思考，但它是完全没有道义的行为，这就是值得膜拜的原因。接下来将会有很多自相矛盾的辩解为它开脱。
——《莱福士与布兰迪丝小姐》
直到最近，说英语的民族的典型冒险故事一直是主角艰苦奋斗的故事，从罗宾汉到大力水手都是如此。或许西方世界的神话主题是巨人杀手杰克，但到了今天或许应该改名为侏儒杀手杰克。已经有许多文学作品在公开或隐晦地说一个人应该与大人物联手一起对付小人物。如今大部分关于外交政策的作品只是对这一主题的粉饰。几十年来，诸如“公平竞争”、“勿打落水狗”和“这不公平”这些口号总会引起任何思想自负的人的嘲讽。在流行文学中，“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无论谁获得胜利都无法改变”和“弱者必须得到尊重”这两个理念正开始消失。我在二十岁的时候第一次读到劳伦斯的小说，“好人”与“坏人”似乎没什么区别，这一点让我很是疑惑。劳伦斯似乎对他们抱以相同的怜悯，这一点很不寻常，让我产生了迷失方向的感觉。今天，没有人会想在一本严肃的小说里寻找主角和反角。但在低俗的小说里，你仍然会发现善与恶，合法与非法之间有着明确的界限。大体上，普通人仍然生活在善恶分明的世界里，而在知识分子的世界里，善恶之间早就没有界限。但《没有兰花》和类似的美国书籍和杂志的流行表明“现实主义”的教条正在何等迅速地普及。
有几个人在读完《没有兰花》后对我说：“这是彻头彻尾的法西斯主义”。他们这么说是对的，虽然这本书与政治没有半丁点儿关系，与社会或经济问题也没有什么相干。它与法西斯主义的关系就好像，譬如说，特罗洛普的小说与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有所关联一样。它是与极权主义时代相吻合的白日梦。在他想象的黑帮世界里，切斯似乎是在展示当代政治扭曲的一幕，在那个场景中，大规模轰炸平民、挟持人质、严刑逼供、秘密监狱、未经审讯便实施处决、拿橡胶警棍揍人、把人扔进粪坑里淹死、系统地篡改纪录和数据、背叛变节、行贿受贿和卖国通敌都是正常和无关道德的行为，只要干出大手笔，甚至能让人顶礼膜拜。普通人对政治并没有直接的兴趣，当他阅读时，他要的是将世界当前的斗争转化为一个关于个体的简单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