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讲座在大学中确实有某些外人无法察觉的重要作用。
但另一个问题随之浮现：
如果讲座作为教育形式是必要的，那为什么不取消它的娱乐用途呢？每当番红花盛开，或山毛榉的叶子变红，雪片般的邀请函就从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大学里飘来，秘书们恳求某某、某某某出山来发表关于艺术、文学、政治或道德的演讲。
——这是为什么？
过去，报纸稀缺，人们只能小心翼翼地在礼堂和教区住宅之间传阅。在那样的时代，这种费力的方式能启发思想、传播观念，确实不可或缺。但现在，每周的每一天，我们的桌上都堆满了各种文章和小册子。而这些文字表达的观点，比口头表达更简洁、有条理。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坚持这种过时的习俗？它不仅浪费时间和精力，还会煽动人类最堕落的情感——虚荣、炫耀、自以为是，以及那种想要改变他人的狂热欲望。
为什么要鼓励年长者，把自己塑造成自命不凡的道德家和先知？他们其实只是普通人。
为什么要逼迫他们站在讲台上长达四十分钟，你却在台下胡思乱想——他们头发的颜色或是苍蝇的寿命？
为什么不让他们放下架子，坐在地板上和你平等地交流，倾听你的声音？
为什么不创建一个基于贫穷和平等的新型社会？
为什么不把所有年龄、性别，以及名声显赫或默默无闻的人聚集在一起，让他们自由交谈？不必站上讲台，不必宣读论文，不必穿着昂贵的衣服，也不必享用昂贵的食物。即使单从教育的角度来看，这样的社会，也不比自世界诞生以来所有关于艺术和文学的论文更有价值吗？
为什么不废除自命不凡的道德家和“先知”？
为什么不创造真正的人际交往？
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呢？

——《为什么？问题应该被公开讨论，应该在公共场合被提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