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转身扼住了她的喉咙，用尽全力杀死了她。如果我因此被法庭传唤，我的辩护理由将是：我这是正当防卫。如果我不杀了她，她就会杀了我，她会扼杀我写作的灵魂。
因为，正如我后来发现的，一旦你拿起笔，却不能拥有自己的思想，不能表达你对人际关系、道德和性等问题的真实看法，那么你就没有资格去评论一部小说。“屋中的天使”认为，所有这些问题，女性都不能公开自由地讨论。她们必须施展魅力，她们必须安抚他人，她们必须——坦白地说——如果她们想要获得成功，就必须学会撒谎。因此，每当我感到她翅膀的阴影或者她圣洁的光芒落在我的纸上时，我就会毫不犹豫地拿起墨水瓶砸向她。她很难被杀死，幽灵的本质帮了她很大的忙。杀死一个幽灵，远比杀死一个真实的人要困难得多。当我以为已经将她除掉时，她却总是会偷偷溜回来。虽然我自认为最终已经成功地杀死了她，但是这场斗争太激烈了，它占据了我大量原本可以用来学习希腊语法，或者用来周游世界、寻找冒险的时间。
请相信我，这真的是非常真实的经历，也是所有女性作家都注定会遭遇的事情。杀死“屋中的天使”，是女性作家职业生涯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我希望你们想象这样一个画面：一个女孩手握钢笔，却迟迟没有蘸墨。几分钟，甚至几个小时过去，她依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在我看来，她就像一个做着白日梦的渔夫，躺在幽深的湖边，鱼竿伸向湖中心。她的思绪如脱缰的野马，驰骋在我们意识深处那片被淹没的世界，探索着每一个角落。
我相信，这种体验在女作家身上比男作家身上更常见。想象的渔线从女孩指间飞速滑落，她早已神游物外，灵魂抵达了深潭，那里沉睡着巨大的鱼。突然，一声巨响，打破了宁静，想象力撞上了坚硬的礁石，女孩从梦中惊醒。她陷入了痛苦而艰难的困境。坦白地说，她触及了一些难以言说的情感，想到女性的身体，想到激情的表达。理智告诉她，男人会对此感到震惊。男性会如何评判一个敢于表达内心激情的女人？想到这里，她从无意识的创作状态中猛然惊醒，再也无法继续写作。恍惚状态消失了，想象力也停止了运转。
我深信，这是女性作家们普遍的困境——她们的创作受到异性那极端保守的思想束缚。男性在这些方面拥有很大的自由，但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或者情不自禁，就会对女性拥有同样的自由给予严厉谴责。

简·奥斯丁和艾米莉·勃朗特的天才之处，在于她们能够无视这些要求和恳求，并坚持自己的道路，不受蔑视或谴责的影响。但这需要非常平静或非常强大的心灵，才能抵制愤怒的诱惑。那些施加在从事艺术的女性身上的嘲笑、责难，以及对她们低人一等地进行评判，自然而然地激起了她们的反抗。我们从夏洛蒂·勃朗特的愤慨和乔治·艾略特的顺从中看到了这种影响，在二三流女作家的作品中更是能时时发现这种影响——她们对主题的选择、那些不自然的逞强和不自然的顺从。此外，虚伪几乎是无意识地渗透进来。她们出于对权威的尊重而采取某种态度。这态度要么过于男性化，要么过于女性化，失去了完美的完整性，从而失去了作为艺术作品的最基本品质。
女性写作领域正在悄然发生一场巨变，这似乎是一种态度的转变。女作家不再充满怨恨、不再愤怒，她们的写作不再带有恳求和抗议的意味。我们正接近——或许已经抵达——一个女性写作很少或完全不受外界影响的时代。她们能够专注于自己的愿景，不受外界干扰。曾经只属于天才和独创者的超然态度，现在也属于普通女性。如今，女性的小说创作比一百年前，甚至五十年前，都更加真实，也更加有趣。

在女性能够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写作之前，她们仍然面临许多困难。首先是技术上的困难——表面上看似简单，实际上却极为棘手——现有的句子形式其实并不适合女性。因为它们是男人创造的；对女性来说，它太松散、太沉重、太浮夸。然而，在涵盖如此广泛的小说中，女性必须找到一种普通而常见的句子形式，让读者能够轻松自然地从头读到尾。而这一点，必须由女性自己去实现，改变和调整当前的句子形式，直到写出一个适合表达她思想的句式，既不会压垮它，也不会扭曲它。

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在艺术中，女性的价值观有很大可能与男性的价值观不同。因此，当女人开始写小说时，她会发现自己总是希望改变既定的价值观——让男人认为无关紧要的东西变得严肃，让重要的东西变得微不足道。当然，为此，她会受到批评，因为另一个性别的批评家会对试图改变现行价值观的行为感到真正的困惑和惊讶，并且他不仅会看到观点上的差异，而且会因为这与他的观点全然不同，而认为它们是软弱的、琐碎的或感伤的。
与此同时，女性也开始变得更加独立，尊重自己的价值感受。因此，她们小说的主题也开始发生变化。她们似乎对自己不再那么感兴趣，而是对其他女性更加关注。在19世纪初，女性小说大多是自传式的。促使她们写作的动机之一就是希望揭露自身的痛苦，为自己的事业辩护。现在，这种愿望不再那么强烈，女性开始探索自身的性别，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描写女性。因为直到最近，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都是由男性创造的。
这里又存在一些需要克服的困难。一般来说，女性不仅不像男性那样容易被观察，而且她们的生活也远未受到日常生活的考验和审视。女性的一天往往留不下什么有形的东西。煮好的食物被吃掉，长大的孩子也已各奔东西。小说的重点在哪里？小说家应该抓住哪方面大做文章？这很难说。女性的生活具有一种匿名性，令人难以把握。小说可谓第一次开始探索这片未知的领域。与此同时，女性还必须记录职业开放给她们带来的思想和习惯的变化。她必须观察她们的生活怎样由幕后转到舞台上；她必须发现当她们暴露在外界时，她们身上出现了什么新的色彩和阴影。
如果要概括目前女性小说的特点，我们可以说，它是勇敢的、真诚的，并且与女性的感受紧密相连。它并不苦涩，也不刻意强调自身的女性气质。但与此同时，女性的书写方式与男性有所不同，这种特质比以前更加普遍，甚至赋予了二、三流的作品以真实、真诚的价值，令人感到趣味盎然。

过去，女性写作的魅力常常源自它那种如黑鹂、画眉鸣唱般的自然天成——未经雕琢，直抒胸臆。但与此同时，女性写作也时常流于絮叨、冗长，如同漫无边际的闲谈洒落在纸上，任其挥发成斑斑点点。然而，若是能拥有时间和书籍，以及一间自己的房间，女性的文学创作就会像男性一样，成为一种可以精研的艺术。女性的天赋将得到锤炼与增强，小说将不再只是情感宣泄的载体，而会成为真正的艺术作品，其表现手法及局限性都将被深入探索。
从这里出发，女性可以很快进入迄今为止女性很少涉足的复杂艺术领域——散文、评论、历史和传记。这样的发展对小说也将大有裨益，因为除了提高小说本身的质量，它还将帮助那些被小说的“易于接近”吸引的外来者转向他们真正热爱的写作领域，也能让当今那些臃肿不堪的小说摆脱历史和事实的赘生物。
因此，如果我们可以大胆预言，未来的女性将写出更少的小说，但会写出更好的。而且，不仅是小说，还有诗歌、评论和历史。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切都建立在一个或许仍然遥远，甚至显得有些虚幻的“黄金时代”——届时，女性将拥有那些长期被剥夺的东西：闲暇、金钱，以及一间自己的房间。

艾米莉和夏洛蒂总是向大自然求助。她们需要更强有力的象征，以表达人类心灵中那些无法用言语或行动传达的巨大、沉睡的情感。夏洛蒂在她最优秀的小说《维莱特》结尾处，正是以风暴的景象收束：“乌云沉沉，西风呼啸，云层变幻出奇异的形状。”她就这样借助自然来描绘一种无法用其他方式表达的心境。但姐妹俩都没有像多萝西·华兹华斯那样准确地观察自然，也没有像丁尼生那样细致地描绘自然。她们抓住的是，大自然中那些与她们自身感受或赋予人物特质最契合的景象。因此，她们作品中的暴风雨、荒原、夏日晴空，并不是用来装饰沉闷的书页或展示作家观察力的装饰——它们延续了情感，并照亮了书的意义。

一本书的真正意义，往往与情节和对话无关，而是在作家笔下不同事物之间产生的独特联系。这种联系往往难以把握，尤其是对像勃朗特姐妹这样的作家而言，这种难以言喻的意义，与语言本身密不可分。它更像是一种情绪，而非某种具体的观察。与《简·爱》相比，《呼啸山庄》更难理解。艾米莉·勃朗特比夏洛蒂更像一位伟大的诗人。夏洛蒂的写作充满华丽和激情。她直接说道：“我爱”“我恨”“我痛苦”。她的感受虽强烈，但仍属于我们可以共鸣的层面。然而，在《呼啸山庄》中，没有“我”，没有家庭女教师，没有雇主。书中有爱，但不是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爱。艾米莉的灵感来自某种更宏大的概念，促使她创作的不是自身的痛苦，也不是个人的经历。她眺望着一个破碎而混乱的世界，渴望在书中为它找到某种统一。这种巨大的野心贯穿整部小说，她内心的挣扎被强烈的信念支撑着，并且想要借人物之口呐喊，那不仅仅是“我爱”或“我恨”。她想说的是“我们——全人类”以及“你们——永恒的力量……”但这句话始终没有说完。这并不令人意外。更令人惊讶的是，她竟然能让我们感受到她想表达的一切。这种情感，在凯瑟琳·恩肖未尽的话语中喷薄而出——
如果其他一切都毁灭了，而他仍然存在，我就会继续存在。如果其他一切都存在，而他消灭了，世界将变得完全陌生，我将不再觉得自己是它的一部分。
这种心情在面对死者时再次显现——
我看到一种既不是尘世，也不是地狱所能打破的宁静；我感受到一种永恒的保证——他们已步入无边无际、没有阴影的来世，在那里，生命无限，爱情充盈，欢乐圆满。

她不仅是诗人，还是小说家。她必须承担更艰难的任务——她要直面现实。她要与外部世界的机制抗衡。她要以具体可见的形态建造农场和房屋，去描绘那些独立于她自身而存在的人们，去记录他们的话语。因此，我们并非通过大声疾呼或狂热幻想抵达情感的巅峰，而是通过见证这样一些细节：
一个少女坐在树枝上，轻声哼唱古老的歌曲，
荒原上的羊群低头啃食青草，
微风掠过草地，发出悠长的叹息。
农场的生活，就这样在我们眼前展开，尽管荒诞，但令人惊叹。我们可以比较《呼啸山庄》与现实中的农场，比较希斯克利夫与真实世界里的人。我们甚至可以质疑：在这样一群与我们认知迥然不同的人身上，怎么可能拥有真理、洞察力，甚至更细腻的情感？即便如此，我们依然能在希斯克利夫身上发现一个只有天才姐妹才能看到的兄弟。我们可以说，他并不符合现实。然而，在文学的世界里，没有哪个少年比他更鲜活。两个凯瑟琳亦是如此。人们或许会说，没有女人会像她们那样去爱、去行动。然而，她们成为英国小说中最令人难忘的人物。就像艾米莉撕碎了我们对人性的既定认知，又在那不合常理、超乎现实的透明灵魂中，注入炽热的生命气息，让它们超越现实本身。她拥有一种极罕见的力量——她能让生命摆脱对事实的依赖。她能用寥寥几笔勾勒出灵魂，使其不再依赖肉身。她能仅凭几句关于荒原的描述，让风起，让雷鸣。

我们也可以通过观察现实中的人来修正想象中的肖像——看看托马斯夫人、兰格里施夫人，或者来自赫布登布里奇镇的博尔特小姐。毫无疑问，她们的家里没有安乐椅、没有电灯、没有热水；她们的生活中没有希腊的群山或地中海的海湾。她们不曾签过支票去支付每周账单，也没有通过电话订购一张便宜但座位舒适的歌剧票。如果她们出门旅行，一定是乘坐集体远足的火车，手里拎着纸袋，怀里抱着滚烫的孩子。她们不会悠闲地踱步于屋中，说“这块罩布该洗了”或者“那些床单需要换一换”，只会直接把手伸进滚烫的水中，亲自刷洗衣物。因此，她们的身体结实厚重，双手粗大有力，动作缓慢而坚定。她们长期劳作，疲惫至极的时候，就一屁股跌坐在硬木椅上；她们不会轻轻触碰任何东西，而是像握住扫帚一样紧紧攥住纸张和铅笔；她们的面容刚毅，布满深深的褶皱和皱纹，肌肉总是处于紧绷状态，随时准备出力；她们的目光总是紧盯着现实中的某样东西——正在沸腾的锅，或正准备惹是生非的孩子；她们的脸上从未浮现那种轻松、超然的神情，那是当一个人的心灵对当前生活完全安心后才会浮现的表情；她们没有一点儿超然的心态和广博的见闻；她们扎根于土地，仿佛生来就属于这里。就连她们的名字都像田间的石头那样普通、暗淡，与一切辉煌与浪漫都扯不上关系。
当然，她们需要浴室、炉灶、教育，需要十七先令而不是十六先令，想要自由、想要空气、想要……“而且，”来自斯彭尼穆尔镇的温思罗普夫人打断了我的思绪，她的声音仿佛某种重复的吟诵，“我们可以等待。”她也站起身来发言，也在钟表嘀嗒作响的五分钟里勇敢地表达意见，然而当她的演讲结束时——她究竟提出了何种诉求，我已记不清——她只是又重复了一遍：“是的，我们可以等待。”说完，她略显僵硬地从讲台上下来，缓步回到座位上。这是一位年长的女性，穿着她最体面的衣服。
接着是波特夫人发言。然后是埃尔菲克夫人。随后是来自埃德巴斯顿区的霍姆斯夫人。一轮接一轮，直至演讲结束，人们在长桌旁共进了多次集体餐，展开了许多争论，目睹了果酱的封装与饼干的制作，听过了许多歌唱，也见证了旗帜飘扬下的仪式。最终，新任主席从前任主席手中接过象征权力的链饰，并附上一个象征性的亲吻。大会就此散去，那些在限定时间内勇敢发言的个体各自返回约克郡、威尔士、萨塞克斯与康沃尔郡，把正装挂回衣柜，再次把手浸入洗衣盆中。

请让我解释下当时的意思，我们当时说道，那些女性，单从视觉上来看，气势恢宏。身着晚礼服的淑女或许更美，但她们缺乏这些劳动女性身上那种雕塑般的质感。她们的手臂未曾锻炼，脂肪软化了肌肉的线条。尽管劳动女性的表情变化较为有限，但她们的神情中蕴含着更鲜明的力量，或是悲剧性的，或是幽默的，而这些正是淑女们的面孔缺乏的。但同时，做一个淑女毫无疑问要好得多。淑女们拥有金钱和热水，也渴望莫扎特、塞尚和莎士比亚。因此，讽刺并模仿那些淑女们——正如某些演讲者所做的那样——她们那娇柔的语调，或是她们对所谓“现实”的浅薄理解，不仅显得无礼，更彻底违背了大会的目标。如果成为一名劳动女性才是更好的选择，那么就让她们继续如此，而不是鼓吹她们应当去争取那种被财富与安逸腐蚀的权利。
尽管如此，我们继续说道，除了偏见与恭维，不可否认的是，出席大会的女性确实拥有某种贵妇们早已失去的东西，一种既令人向往，又激励人心的东西，同时也是一种极难定义的特质。我们不愿轻易落入诸如“贴近生活”“直面现实”“经验的教诲”之类的华丽辞藻之中，因为这些词语往往让听者反感，更何况没有任何一个劳动者，无论男女，比起一个手握画笔的画家或执笔书写的作家，更辛勤地用双手劳作，更紧密地接触现实。然而，她们身上确实存在某种特质——从偶然捕捉到的只言片语，从一声笑语，从某个不经意间流露的手势中便可察觉——这种特质，莎士比亚一定喜欢。可以想见，他会悄然离开那些才华横溢的社交沙龙，跑去罗布森太太的厨房里讲个笑话。事实上，我们说道，在这次大会上，我们最深刻的感受之一，便是“贫困者”或“劳动阶级”——无论你如何称呼她们——并非被践踏、充满嫉妒、精疲力竭之人；相反，她们幽默风趣，精神饱满，且不受约束。若是能与她们相遇，不是以同情者的身份，也不是以雇主或雇员的身份隔着柜台或厨房餐桌，而是以同样的目标与愿望进行真诚的交流——尽管衣着和身体或许不同——我想这将带来一种巨大的解放。例如，那些女性的谈吐中，一定隐藏着许多早已从我们的语言中消失的词语！她们的眼中，必然沉睡着我们未曾见过的景象！她们一定仍在流传许多谚语、比喻和俗语，这些从未浮现于印刷之上；更有甚者，她们或许仍保有我们早已丧失的能力——创造新的语言。大会上的演讲中，确实不乏精妙的言辞，即便在这种公共场合的沉重氛围下。

我们的同情是虚假的，并非真实的。因为我们用支票支付账单；我们的衣物由他人洗涤；我们无法分辨肝脏与肺叶；我们被禁锢在中产阶级的壁垒之内，穿着燕尾服和丝质长袜，被人称作“先生”或“夫人”，尽管我们实际上不过是约翰或苏珊。而她们，同样被剥夺了许多可能性。我们可给予的东西正如她们可给予的一样多——机智与超然，学识与诗意，以及所有美好，是从未应声于铃响、从未因礼节触额致敬的人们天生应享的事物。但这道屏障是不可逾越的。在大会上，最令我们感到恼火的，或许正是这一点（你一定也注意到我们偶尔的急躁）。她们身上那股潜藏的能量、那股炽热的火焰，偶尔冲破表层，热烈而无畏地舔舐着现实的棱角——这股力量终将爆发，最终熔化我们，使生活变得更加丰饶，使书籍变得更加多元，使社会学会共享财富，而非彼此割裂——这一切，都必将发生。这将归功于你，也归功于厄斯金小姐和威克小姐。但只会在我们死后。
那天下午，在协会办公室里，我们试图解释什么是“虚假的同情”，它如何不同于真正的同情，又因何而显得残缺——正因为它并未建立在对相同重要的共感之上。我们努力描述着，一位中产阶级访客被迫静坐在一场劳动妇女大会上所经历的矛盾与复杂情绪。或许就在这时，你打开了一只抽屉，取出一沓文件。你没有立即解开束缚它们的细绳。你说，有时候你会收到一些无法下定决心烧毁的信件；在你的建议下，有些协会的女性偶尔也会写下几页关于自己生活的文字。或许，我们会对这些文字感兴趣；或许，当我们阅读它们时，这些女性将不再只是象征，而会成为具体的人。但这些文字十分零碎，语法也不完整——它们都是在家务间隙仓促写下的。实际上，你一时难以决意将它们交出，仿佛展露它们的朴实是一种背叛信任的行为。或许，她们的文笔过于粗陋，反而令人迷惑；或许，那些从未真正学会写作的人——但此刻，我们打断了你的话。首先，每一个英国女性都知道如何写作；其次，即便她不擅长，只要她以自己的生活为题材，书写真实，而非虚构或诗歌，我们便会被深深吸引。总之，我们已迫不及待地想要阅读这沓文件。

大概在20世纪80年代初，妇女协会低调而犹疑地诞生了。它最初仅仅占据了《合作社通讯》上一角——被称作“妇女之角”的一小块版面。正是在那里，阿克兰夫人发问道：“既然我们可以一边做手工，一边聚在一起听人朗读合作社的文章，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组建自己的劳动妇女协会呢？”1883年4月18日，她宣布，这一目标已经实现，而且有七名成员。
正是这一颗微小的磁石，吸引并汇聚了所有躁动的渴望与梦想。正是在这里，那些散乱而支离破碎的思考得以凝聚并成形。对那些已婚并育有子女的年长女性来说，这个协会提供的，与小女孩从“干净的土地”上获得的，或是帽厂少女在晨曦初照群山时感受到的相类似——它首先给予她们一个房间，让她们能暂时远离沸腾的锅炉和啼哭的孩童，能坐下来思考。而后，这个房间便成为一个据点，在这里，她们可以共同勾勒出理想中工人女性的家该是什么模样。随着成员的增加，二三十名女性每周固定聚会，从一个房间发展成一整条街；而有了街道，就需要有商店、排水系统和邮筒；最终，这条街成长为一座城镇。而城镇出现，自然引发关于教育、财政及城镇间关系的思考。于是，这座城镇逐渐扩展，成为英格兰、成为德国、成为美国；于是，从最初对黄油和咸肉价格的讨论，工人女性的每周聚会逐步演变为对国际关系的思索。
到了1913年，罗布森夫人、波特夫人和赖特夫人站起身来，她们要求的不仅是浴室、工资和电灯，还提出了对合作工业、成年选举权、土地税改革及《离婚法》修订的诉求。随着岁月流转，她们进一步呼吁和平、裁军与民族团结。而支撑她们发言的力量，是由诸多经历交织而成——是男人手中的鞭子，是病榻边制作火柴盒的日子，是饥饿与寒冷，是一次次艰难的分娩，是无尽的擦洗劳作，是阅读雪莱、威廉·莫里斯和塞缪尔·巴特勒的经历，是妇女们的集会，是在曼彻斯特及其他地方召开委员会与代表大会。这些都隐含在罗布森夫人、波特夫人和赖特夫人的演讲之中。你寄来的那些资料，确实让某些古老的疑问与困惑获得了一些解释。

文字并不适合传达有用的陈述，因为有用的陈述通常只意味着一件事儿，而文字的本性是展现无限可能。
以“经过罗素广场”为例，它原本是一个简单的信息，但它的意义远不止表面所见。“经过”暗示着短暂、流逝，以及人类生活的无常。“罗素”不仅带来树叶簌簌的声响和裙摆在光滑地板上拖动的声音，同时也勾勒出贝德福德公爵府的影像，甚至唤起半部英国历史的回响。而“广场”这个词，则激起我们对开阔空间、几何形状以及尖锐棱角的视觉印象。于是，这个最简单的句子，便唤醒了我们的想象力、记忆、视觉和听觉——所有这些感官交织在一起，才构成了我们的阅读体验。
但这些感官并非总是如此明显，它们在不知不觉间交织、融合，形成整体。当我们像现在这样将其分开并强调这些暗示时，它们反而显得刻意，甚至不真实。而我们自身也随之变得不真实。我们不再是普通读者，而成了不切实际的“专家”、文字贩子、辞藻猎手。在阅读时，我们必须允许那些潜藏的含义继续潜藏，让它们只能被意会，而不必非要言传。它们应当像河床上的芦苇，随水流摇曳，彼此交错，时隐时现，而不是被硬生生地提炼出来。然而，那个句子——“经过罗素广场”——中的词语显然只是最基础、最朴素的，它们尚未展现文字真正的奇妙之处，尚未释放文字的魔力。若真正的文字源自人的大脑，而非打字机时，便会携带一种强大的暗示之力。这种力量远远超越信息的传递。它承载着作者的气质、个性、生活，以及他的外貌、妻子、家庭、房子，甚至他壁炉地毯上的猫——都隐约浮现在字里行间。
为什么文字有这种本事？它们是如何做到的？又如何阻止它们这样做？无人能够确切解释。文字在没有作者意志许可的情况下展现这种力量，甚至常常违背作者的本意。没有哪个作家希望自己的可悲性格、个人隐私甚至某些恶习，被毫无保留地传达给读者。但谁能完全抹去自己的个人色彩呢？这是无法避免的。我们不仅在阅读他们的书，也在阅读他们本人。文字的暗示之力如此强大，强大到能让一本糟糕的书展现出可爱的人格魅力，也能让一本杰作变得令人难以忍受。即便是几百年前的词句，也依然具备这种力量。而当它们还是新词时，它们的力量更加强大，以至于会遮蔽作者的真实意图——我们看到的是它们，我们听到的也是它们，都并非作者的真正声音。这也是为什么对在世作家的评价总是变化无常。只有当作家去世，他的文字才会在某种程度上被“净化”——从一个活生生的肉身中剥离，摆脱偶然性，成为纯粹的语言。

暗示的力量是文字最神秘的特性之一。每个曾写过句子的人或许都曾或多或少意识到这一点。文字，尤其是英文词汇，充满着回声，令人产生记忆和联想。这也是它们的天性。它们在人们的嘴唇上，在他们的房子里，在街道上、田野间，存在了几个世纪。这正是当今写作面临的重大难题——文字承载了太多的含义、太多的记忆，因此与太多著名的事物结下了不解之缘。比如，华丽的“incarnadine”（血红色）——谁能在使用它时不立即联想到“multitudinous seas”（无边的海洋）呢？
过去，当英语仍是一门年轻的语言，作家们可以自由创造新词，并毫无阻碍地使用它们。如今，创造新词虽然依旧容易，每当我们见到新景象，体验新感受，新词便会自然浮现，但我们无法随意使用它们。因为英语已经变老，你不能在一门古老的语言中，强行植入全新的词汇。这是显而易见，却又极为神秘的事实。一个词绝不是单独且孤立的，只有当它成为句子的一部分，词语才真正成为词语。当然，只有伟大的作家才能察觉“incarnadine”与“multitudinous seas”之间的微妙呼应。新词与旧词的结合，可能毁掉一个句子。为了正确使用新词，我们必须发明一种新语言。或许，我们总有一天会做到这一点。但现在，我们的任务是——探寻如何在现有的英语中，将旧词重新排列，赋予它们新生命，使它们传递出美感，并道出真相。这才是我们面临的问题。能够回答这一问题的人，将配得上世间一切荣耀的桂冠。
试想，如果写作的艺术能够被教授，或者被真正掌握，那将意味着什么？就是说，每一本书、每一份报纸都能道明真相，都能传递美。然而，似乎有一些隐形的障碍，阻挡了文字的传授。即使此时此刻，世界上至少数以百计的教授在讲授文学史，至少数以千计的评论家在批评当代文学，还有数以万计的年轻人以最优异的成绩通过了英国文学考试——但我们现在是否写出了比四百年前更好的作品？又是否读到了比四百年前更好的作品？那时，尚没有专门的教学，没有评论的指引，没有固定的标准。乔治王时代的文学能比得上伊丽莎白时代的文学吗？那么，责任该归咎于谁？不是教授，不是评论家，也不是作家。要怪就怪文字。它们是世间最野性、最自由、最不负责任、最难以驾驭的东西。

但仅仅找到合适的词并将它们按正确的顺序排列，就能创造出伟大的作品吗？不能。我们之所以做不到，正因为文字不生活在词典里，它们生活在头脑中。
它们在头脑中的生活方式极为奇特。它们像人类一样四处游荡，继而坠入爱河，相互结合。诚然，它们受到的礼仪和习俗约束比我们要少得多。高贵的词汇可以与平民词汇结合，英语词汇可以与法语、德语、印度语，甚至黑人的英语词汇结合——只要它们愿意。事实上，我们越少追究英语的过去，这门语言的名声就越体面。因为它曾四处漂泊，好像一个美丽的流浪少女。
因此，为这些无可救药的流浪者设定什么法规，简直比毫无意义更糟糕。我们唯一能施加的约束，不过是一些微不足道的语法和拼写规则。当我们试图窥视它们的世界，试图从它们居住的黑暗、深邃、偶尔透出一丝光亮的洞穴——头脑的边缘——来观察它们时，我们能确定的不过是，它们似乎喜欢人们在使用它们之前，先进行思考和感受。但思考和感受的对象并不是它们，而是其他事物。这些家伙极敏感，甚至有些自我意识过剩。它们不喜欢被人讨论自己“纯正”或“不纯正”。如果有人成立一个“纯正英语协会”，它们就会成立一个“不纯正英语协会”来反抗，因此导致了许多现代语言中的非自然暴力性——那是对清教徒式的语言规范的反叛。但它们也非常民主，认为一个词和另一个词一样重要。无论是受过教育的词，还是未经雕琢的词，它们都会一视同仁。没有教养的词，与有教养的词同样值得尊重。它们的世界中既没有等级，也没有头衔。它们不喜欢被单独挑出来在笔尖下逐一审视。它们总是成句、成段地聚集在一起，有时甚至会铺满整页。它们讨厌被用来做“有用的事儿”，讨厌被用来赚钱，讨厌被讲授。简而言之，它们讨厌任何将其限制在单一含义或单一态度中的事物。因为它们的本性是变化的。

正因为这种复杂性，文字才能存活。也许，今天我们缺乏伟大的诗人、小说家或评论家，正是因为我们拒绝给予文字应有的自由。我们把它钉在一个固定、狭隘的意义上——比如让我们赶上火车的意义，或者通过考试的意义。当文字被钉住，它们便会收起翅膀，逐渐死去。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文字，和我们一样，为了自在地生活，也需要隐私。毫无疑问，它们喜欢我们在使用之前进行思考，喜欢我们去尝试感受；它们也希望我们停下来，希望我们变得无意识。我们的无意识是它们的隐私，我们的黑暗是它们的光明……那一刻的停顿是为了什么？那落下的黑色面纱又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引诱文字迅速形成完美的意象，从而创造出永恒的美丽。

当火车驶出波尔多，眼前的世界变得辽阔时，即便是最简单的念头也难以集中。思绪像一只手套，被某种更强大的力量撕裂开来。画家是幸运的，他们拥有画笔、颜料和画布，能够描绘眼前的一切。而语言是脆弱的。当面对纯粹的视觉之美时，语言便会战栗、后退，让人跌入一片混乱而又令人不安的深渊。眼睛所见的一切汹涌而入——白色的小镇、成群结队的骡子、孤寂的农场、宏伟的教堂、在黄昏的微光下逐渐褪色的广袤田野、在风中倾斜着的仿佛即将燃尽的火柴般的果树、挂满橙子的枝丫、远方翻滚着的乌云、突如其来的暴风雨。美如潮水般涌来，我们只能随波逐流，任凭波涛推来搡去，无处着陆。但最终，总有人类的身影将我们从这片混沌中拉回现实——走廊里浮现一个侧影；一位身着黑色丧服的妇人走进马车，驶向干燥荒芜的平原——她要去哪里？为什么？在马德里，一个孩子热情地将五彩纸屑撒向基督像；另一个英国人则站在内华达山脉前，帽檐遮住了大半片风景，专注地与同伴讨论着丘吉尔在《泰晤士报》上的最新文章。“不。”我们低声对美说，像在训斥一只过于热情的猎犬，“退下，退下。让我用人的眼睛来看你。”

夜色渐浓，山间雾霭弥漫，旅人们仿佛正骑着骡子，缓缓穿行在现实与幻境的交界处。四条坚实的兽腿稳步前行，完成所有与大地的交涉，而骑手们则被某种神秘的景象吸引，目光游离，思绪沉陷。他们不禁自问：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善良的人（就在此时，两位神父从薄雾中缓步走出，他们微微点头，随即又隐入夜色）是否无论生死，都能免于苦难？狐狸轻盈地穿过山道，这是一条铺着草皮的小路，旅人们知道，他们已经接近山顶。此刻，时间仿佛倒流，他们已置身于英格兰乡间，进行着一场漫长的旅途，跨越了几个世纪，所有的危险都已化作回忆。前方，客栈的灯火在夜色中微微闪烁。他们终于抵达旅馆。女主人走到院子里热情迎接，旅人们围坐在火堆旁，半梦半醒，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身后，笨拙的男孩和捧着红花的女孩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妇人安静地哺育着婴儿；那个从不说话的老人从灌木丛里折下一小枝，投入火焰，火光骤然腾起，映亮了所有凝视着它的人。
天啊！谁能预料黑夜之后会迎来怎样的白昼？天啊！“唐·费尔南多最爱吃鸽肉派，所以他在屋顶上养了鸽子。”——就是那屋顶，从那里望去，阿尔普哈拉斯山脉的景象令人震撼、神秘，甚至带着一丝令人不安的静谧。“去年夏天，他在格拉纳达去世了。”真的吗？这一切，或许都因光线的魔法而改变。仿佛有千万片锋利的刀刃剥去了尘埃与杂质，世界展露出它最本质的色彩——无瑕的白色自无花果树间透出，苍茫的山峦在红、绿、白三色的交错中翻腾起伏、永恒不变。再听听来自屋顶上的声音——先是鸽子振翅的轻响，然后是急促的溪水奔流声，接着是叫卖活鸡的苍老嗓音，再远一些，山谷深处传来驴子的长鸣。散碎的生活碎片不断涌现，旅人终于意识到，他们脚下的这个小村庄，已在地中海的海风中，面朝非洲海岸，静静地忍耐了千年。它承载着某种超越时间的尊严，流露着不容侵犯的贵族气质。
但这样的思绪又该如何向那位西班牙的农妇表达呢？她微笑着，领我们进入她的屋子。屋内，百合花正静静地绽放，衣物整齐地晾晒在绳索上。她缓缓地望向窗外，仿佛，她也曾这样凝视过世界，一千年之久……

文学难以描绘疾病，其实也在于语言的匮乏。英语能讲述哈姆雷特的沉思与李尔王的悲剧，却没有充分的词汇形容寒战和头痛。语言的演进主要服务于思想表达，却忽视了对身体感受的描述。一个坠入情网的少女，还能借莎士比亚或济慈倾诉爱意；若有人向医生诉说头痛，便发现语言苍白无力，只得像《圣经》中建造巴别塔的先民那样，一手攥着痛苦，一手攥着原始的声音，拼凑出一个全新的词语，而这词语听来往往滑稽可笑。毕竟哪个英国人不对语言存敬畏之心呢？我们轻易不敢碰触，仿佛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若非美国人天赋异禀，善于创造新词，我们的语言只会日益枯竭。然而，我们真正需要的，不仅是更原始、更感性，甚至更粗犷直白的词汇，而且是一种全新的情感等级—— 让华氏一百零四度的高烧取代爱情；让坐骨神经痛的剧痛取代嫉妒；让失眠成为邪恶的象征。而那位拥有飞蛾般的眼睛和羽毛般轻盈步伐的伟大王子，则化作一杯甜蜜的白色药液—— 他名唤水合氯醛。
让我们重新聚焦到“病人”身上。“我得了流感，躺在床上。”——但这短短一句话，远不足以概括那种身处病中的全部体验。世界的形状已然改变：日常事务好像变得遥不可及；节日的欢笑声在远方的田野回荡，如旋转木马一般带着梦幻色彩；连身边熟悉的朋友也一一变了模样，有些显得分外美丽，有些却如癞蛤蟆般丑陋。整个人生的景象如远隔重洋，就像从远航的船上眺望陆地。他时而自感高高在上，仿佛登上顶峰，不需要任何人帮扶；时而又似跌入深渊，甚至甘愿让女仆踹他一脚——这样的经历难以诉诸言语。像所有无法言说的事物一样，病痛往往只会勾起旁人关于“自己曾经患流感”“自己上个月无人同情的伤痛”的回忆。他们迫切、喧闹地渴望给予自己曾经缺失的同情。

必须承认（疾病就像一间巨大的“忏悔室”），人们在病中会直言不讳，吐露那些健康时小心掩藏的真相。比如“同情”——我们其实不需要它。所谓“世界会回应每一次呻吟”“人类因共同需求和恐惧而紧密相连”“无论你经历什么，总有人懂你”“无论你的思绪飘向何方，总有人先你一步抵达”——这一切都不过是幻象罢了。我们甚至难以真正理解自己的灵魂，更遑论他人的。人类从来不是手牵手走完一生。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原始森林或无人涉足的雪原，在那里只能形单影只，却也乐在其中。若我们时刻都被同情包围、永远有人相陪、总被人理解，反而让人无法忍受。然而，在健康的时候，我们又必须维持这种美好的假象——去开垦荒地、教养未开化者、昼夜协作、彼此取乐。但一旦生病，这种装模作样便告中止。当我们平躺在病床上，头枕柔软的枕头，双脚微微抬高，就成为“逃兵”，脱离了那支正在前线作战的军队。他们继续战斗，而我们随溪水漂流，像秋日的落叶四散飘零。我们不再承担责任，也不再在意任何事情；也许在这时，我们才会停下脚步，环顾四周，或是抬头望一望天空。
平日我们很难长时间仰望天空。行人不会停下来凝视天空，若有人在街头如此，不仅会堵住他人的去路，也会引起别人的困惑。我们平日能看到的天空，被烟囱和教堂割裂，只是一张人类活动的背景，标示着晴天或雨天，在窗户上洒下金光，在枯败的秋日给梧桐枝添上一抹凄美。可此刻，当病痛迫使我们躺下，目光径直投向天空，才发现它竟是如此非凡。辉煌大戏一直在我们头顶上演，而我们竟浑然不觉！天空如同画布一般，不停变换形状；云朵不断堆积、破碎，如无数帆船与货车从南到北不停穿梭；光影的帷幕不断交错，上升又下落；金色的光柱和蓝色的阴影交替变幻；太阳忽隐忽现，云层仿佛高耸的城墙，又瞬间消散。这一切，就这样无休止地进行着，消耗着不可估量的能量。面对这一壮观的奇迹，似乎应该有人写信给《泰晤士报》，呼吁人们给予关注。如此宏伟的电影，不该只在空旷的剧院里无声地播放。但再看久一点儿，另一种情感便会取代这股公民的热情。天空固然美丽，但它也是无情的。它无情地挥霍着资源，而这数不胜数的资源与人类的快乐和利益毫无关联。即便所有人都一动不动地仰望，天空也依旧会继续它的实验——蓝金交替，云影流转。

也许，我们把目光转向身边熟悉而微小的事物时，会找到些许共鸣。那么，让我们观察一朵玫瑰。我们过于习惯它在花瓶中绽放，把它与青春和美丽联系在一起，反而忘了它如何静静地立于大地，整个下午都保持端庄稳重的姿态。它的花瓣色泽和谐至极，偶尔有一片缓缓飘落；四周其他的花朵——馥郁深紫的、乳白柔润的，那蜡质般的花瓣上仿佛还留有勺子旋出的樱桃汁痕迹；剑兰、天竺葵、百合，那些带有宗教意味、庄严肃穆的花朵；还有那些花萼硬挺、色泽晕染着杏黄与琥珀的花朵——都在微风中轻轻低垂，唯独那株沉甸甸的向日葵，在正午傲然朝向太阳，而到了午夜，或许又冷漠地拒绝月光。就是这些最沉静、最自足的生灵，成了人类的伴侣。它们象征人的情感，装点盛典，甚至在死者的枕边静卧，好像也懂得悲伤。奇妙的是，诗人们曾在大自然中寻找信仰；人们搬到乡间，希望从植物身上学习美德。它们的冷漠，反而带来慰藉——心灵深处那片人迹未至的雪原，被浮云掠过、被花瓣轻吻，正如在人类世界中，那些伟大的艺术家——弥尔顿、蒲柏——给予我们的安慰，不是因为他们将人类记挂，而是因为他们遗忘了人类。

人们往往在病中冲动行事——我们仿佛是游离于常规之外的亡命之徒。而在阅读莎士比亚时，我们正需要这种冲动。并非说我们应当昏昏欲睡地读他，而是因为在清醒的状态下，他的盛名使人望而生畏，甚至使人感到厌倦。评论家们的种种解读让人麻木，削弱了他作品中原本如雷霆般的震撼力。即便这震撼是幻觉，也是一种有益的错觉，一种伟大的快感，一种促使人深入阅读的强烈刺激。莎士比亚正被过度阐释消磨殆尽。或许，英国政府应该禁止再有人写关于他的评论，就像他们将他的纪念碑安置在斯特拉特福，防止被人随意涂鸦。在议论的喧嚣中，我们可以私下大胆推测，或者在书页边缘写下自己的见解。但只要想到有人早已说过，或说得更好，我们的热情便消失殆尽。而病痛，这位无上的主宰，将一切干扰扫荡一空，剩下的就只有莎士比亚与我们自己。他的巨大力量与我们此刻的狂傲交汇，所有的障碍都被扫除，所有的困惑都迎刃而解。此时，我们的脑海回响着《李尔王》或《麦克白》的雷鸣，即便是柯勒律治也只能如远方的老鼠般吱吱叫。
但够了，不谈莎士比亚了，我们看看奥古斯都·黑尔。有些人认为，即使生病，也不该如此突兀地转换主题。他们坚持认为，《两个高贵生命的故事》的作者无法与鲍斯威尔比肩。如果我们说，在文学中，除了一流之作，我们还喜欢的是最糟糕的那种——而唯独对平庸之作嗤之以鼻——他们同样也不会认同。那就随他们去吧，社会规则站在“正常”的一边。然而，对于发烧的人来说，黑尔、水福德爵士和坎宁的名字仿佛温暖的光芒。当然，至少前一百页并非如此。那段篇幅充满了姑母和叔伯，令人迷失挣扎，几乎要沉没。但我们必须提醒自己，文学讲求氛围；即便是大师，也常常让我们等待良久，以便铺垫意境，最终呈现惊喜，或许没有惊喜。黑尔也是如此，他的魅力缓缓渗透。我们终于融入书中的家族世界，但会保持旁观者的距离。于是，当斯图尔特勋爵离开房间——当时正举办一场舞会——下一次听说他的消息，便转眼间到了冰岛，我们和他的家人一样震惊。他说，厌倦社交聚会——那时的英国贵族仍保持着独特的气质，未被理性与知识改变。聚会让他们厌倦，他们便远走冰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