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难以描绘疾病，其实也在于语言的匮乏。英语能讲述哈姆雷特的沉思与李尔王的悲剧，却没有充分的词汇形容寒战和头痛。语言的演进主要服务于思想表达，却忽视了对身体感受的描述。一个坠入情网的少女，还能借莎士比亚或济慈倾诉爱意；若有人向医生诉说头痛，便发现语言苍白无力，只得像《圣经》中建造巴别塔的先民那样，一手攥着痛苦，一手攥着原始的声音，拼凑出一个全新的词语，而这词语听来往往滑稽可笑。毕竟哪个英国人不对语言存敬畏之心呢？我们轻易不敢碰触，仿佛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若非美国人天赋异禀，善于创造新词，我们的语言只会日益枯竭。然而，我们真正需要的，不仅是更原始、更感性，甚至更粗犷直白的词汇，而且是一种全新的情感等级—— 让华氏一百零四度的高烧取代爱情；让坐骨神经痛的剧痛取代嫉妒；让失眠成为邪恶的象征。而那位拥有飞蛾般的眼睛和羽毛般轻盈步伐的伟大王子，则化作一杯甜蜜的白色药液—— 他名唤水合氯醛。
让我们重新聚焦到“病人”身上。“我得了流感，躺在床上。”——但这短短一句话，远不足以概括那种身处病中的全部体验。世界的形状已然改变：日常事务好像变得遥不可及；节日的欢笑声在远方的田野回荡，如旋转木马一般带着梦幻色彩；连身边熟悉的朋友也一一变了模样，有些显得分外美丽，有些却如癞蛤蟆般丑陋。整个人生的景象如远隔重洋，就像从远航的船上眺望陆地。他时而自感高高在上，仿佛登上顶峰，不需要任何人帮扶；时而又似跌入深渊，甚至甘愿让女仆踹他一脚——这样的经历难以诉诸言语。像所有无法言说的事物一样，病痛往往只会勾起旁人关于“自己曾经患流感”“自己上个月无人同情的伤痛”的回忆。他们迫切、喧闹地渴望给予自己曾经缺失的同情。

必须承认（疾病就像一间巨大的“忏悔室”），人们在病中会直言不讳，吐露那些健康时小心掩藏的真相。比如“同情”——我们其实不需要它。所谓“世界会回应每一次呻吟”“人类因共同需求和恐惧而紧密相连”“无论你经历什么，总有人懂你”“无论你的思绪飘向何方，总有人先你一步抵达”——这一切都不过是幻象罢了。我们甚至难以真正理解自己的灵魂，更遑论他人的。人类从来不是手牵手走完一生。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原始森林或无人涉足的雪原，在那里只能形单影只，却也乐在其中。若我们时刻都被同情包围、永远有人相陪、总被人理解，反而让人无法忍受。然而，在健康的时候，我们又必须维持这种美好的假象——去开垦荒地、教养未开化者、昼夜协作、彼此取乐。但一旦生病，这种装模作样便告中止。当我们平躺在病床上，头枕柔软的枕头，双脚微微抬高，就成为“逃兵”，脱离了那支正在前线作战的军队。他们继续战斗，而我们随溪水漂流，像秋日的落叶四散飘零。我们不再承担责任，也不再在意任何事情；也许在这时，我们才会停下脚步，环顾四周，或是抬头望一望天空。
平日我们很难长时间仰望天空。行人不会停下来凝视天空，若有人在街头如此，不仅会堵住他人的去路，也会引起别人的困惑。我们平日能看到的天空，被烟囱和教堂割裂，只是一张人类活动的背景，标示着晴天或雨天，在窗户上洒下金光，在枯败的秋日给梧桐枝添上一抹凄美。可此刻，当病痛迫使我们躺下，目光径直投向天空，才发现它竟是如此非凡。辉煌大戏一直在我们头顶上演，而我们竟浑然不觉！天空如同画布一般，不停变换形状；云朵不断堆积、破碎，如无数帆船与货车从南到北不停穿梭；光影的帷幕不断交错，上升又下落；金色的光柱和蓝色的阴影交替变幻；太阳忽隐忽现，云层仿佛高耸的城墙，又瞬间消散。这一切，就这样无休止地进行着，消耗着不可估量的能量。面对这一壮观的奇迹，似乎应该有人写信给《泰晤士报》，呼吁人们给予关注。如此宏伟的电影，不该只在空旷的剧院里无声地播放。但再看久一点儿，另一种情感便会取代这股公民的热情。天空固然美丽，但它也是无情的。它无情地挥霍着资源，而这数不胜数的资源与人类的快乐和利益毫无关联。即便所有人都一动不动地仰望，天空也依旧会继续它的实验——蓝金交替，云影流转。

也许，我们把目光转向身边熟悉而微小的事物时，会找到些许共鸣。那么，让我们观察一朵玫瑰。我们过于习惯它在花瓶中绽放，把它与青春和美丽联系在一起，反而忘了它如何静静地立于大地，整个下午都保持端庄稳重的姿态。它的花瓣色泽和谐至极，偶尔有一片缓缓飘落；四周其他的花朵——馥郁深紫的、乳白柔润的，那蜡质般的花瓣上仿佛还留有勺子旋出的樱桃汁痕迹；剑兰、天竺葵、百合，那些带有宗教意味、庄严肃穆的花朵；还有那些花萼硬挺、色泽晕染着杏黄与琥珀的花朵——都在微风中轻轻低垂，唯独那株沉甸甸的向日葵，在正午傲然朝向太阳，而到了午夜，或许又冷漠地拒绝月光。就是这些最沉静、最自足的生灵，成了人类的伴侣。它们象征人的情感，装点盛典，甚至在死者的枕边静卧，好像也懂得悲伤。奇妙的是，诗人们曾在大自然中寻找信仰；人们搬到乡间，希望从植物身上学习美德。它们的冷漠，反而带来慰藉——心灵深处那片人迹未至的雪原，被浮云掠过、被花瓣轻吻，正如在人类世界中，那些伟大的艺术家——弥尔顿、蒲柏——给予我们的安慰，不是因为他们将人类记挂，而是因为他们遗忘了人类。

人们往往在病中冲动行事——我们仿佛是游离于常规之外的亡命之徒。而在阅读莎士比亚时，我们正需要这种冲动。并非说我们应当昏昏欲睡地读他，而是因为在清醒的状态下，他的盛名使人望而生畏，甚至使人感到厌倦。评论家们的种种解读让人麻木，削弱了他作品中原本如雷霆般的震撼力。即便这震撼是幻觉，也是一种有益的错觉，一种伟大的快感，一种促使人深入阅读的强烈刺激。莎士比亚正被过度阐释消磨殆尽。或许，英国政府应该禁止再有人写关于他的评论，就像他们将他的纪念碑安置在斯特拉特福，防止被人随意涂鸦。在议论的喧嚣中，我们可以私下大胆推测，或者在书页边缘写下自己的见解。但只要想到有人早已说过，或说得更好，我们的热情便消失殆尽。而病痛，这位无上的主宰，将一切干扰扫荡一空，剩下的就只有莎士比亚与我们自己。他的巨大力量与我们此刻的狂傲交汇，所有的障碍都被扫除，所有的困惑都迎刃而解。此时，我们的脑海回响着《李尔王》或《麦克白》的雷鸣，即便是柯勒律治也只能如远方的老鼠般吱吱叫。
但够了，不谈莎士比亚了，我们看看奥古斯都·黑尔。有些人认为，即使生病，也不该如此突兀地转换主题。他们坚持认为，《两个高贵生命的故事》的作者无法与鲍斯威尔比肩。如果我们说，在文学中，除了一流之作，我们还喜欢的是最糟糕的那种——而唯独对平庸之作嗤之以鼻——他们同样也不会认同。那就随他们去吧，社会规则站在“正常”的一边。然而，对于发烧的人来说，黑尔、水福德爵士和坎宁的名字仿佛温暖的光芒。当然，至少前一百页并非如此。那段篇幅充满了姑母和叔伯，令人迷失挣扎，几乎要沉没。但我们必须提醒自己，文学讲求氛围；即便是大师，也常常让我们等待良久，以便铺垫意境，最终呈现惊喜，或许没有惊喜。黑尔也是如此，他的魅力缓缓渗透。我们终于融入书中的家族世界，但会保持旁观者的距离。于是，当斯图尔特勋爵离开房间——当时正举办一场舞会——下一次听说他的消息，便转眼间到了冰岛，我们和他的家人一样震惊。他说，厌倦社交聚会——那时的英国贵族仍保持着独特的气质，未被理性与知识改变。聚会让他们厌倦，他们便远走冰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