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往往在病中冲动行事——我们仿佛是游离于常规之外的亡命之徒。而在阅读莎士比亚时，我们正需要这种冲动。并非说我们应当昏昏欲睡地读他，而是因为在清醒的状态下，他的盛名使人望而生畏，甚至使人感到厌倦。评论家们的种种解读让人麻木，削弱了他作品中原本如雷霆般的震撼力。即便这震撼是幻觉，也是一种有益的错觉，一种伟大的快感，一种促使人深入阅读的强烈刺激。莎士比亚正被过度阐释消磨殆尽。或许，英国政府应该禁止再有人写关于他的评论，就像他们将他的纪念碑安置在斯特拉特福，防止被人随意涂鸦。在议论的喧嚣中，我们可以私下大胆推测，或者在书页边缘写下自己的见解。但只要想到有人早已说过，或说得更好，我们的热情便消失殆尽。而病痛，这位无上的主宰，将一切干扰扫荡一空，剩下的就只有莎士比亚与我们自己。他的巨大力量与我们此刻的狂傲交汇，所有的障碍都被扫除，所有的困惑都迎刃而解。此时，我们的脑海回响着《李尔王》或《麦克白》的雷鸣，即便是柯勒律治也只能如远方的老鼠般吱吱叫。
但够了，不谈莎士比亚了，我们看看奥古斯都·黑尔。有些人认为，即使生病，也不该如此突兀地转换主题。他们坚持认为，《两个高贵生命的故事》的作者无法与鲍斯威尔比肩。如果我们说，在文学中，除了一流之作，我们还喜欢的是最糟糕的那种——而唯独对平庸之作嗤之以鼻——他们同样也不会认同。那就随他们去吧，社会规则站在“正常”的一边。然而，对于发烧的人来说，黑尔、水福德爵士和坎宁的名字仿佛温暖的光芒。当然，至少前一百页并非如此。那段篇幅充满了姑母和叔伯，令人迷失挣扎，几乎要沉没。但我们必须提醒自己，文学讲求氛围；即便是大师，也常常让我们等待良久，以便铺垫意境，最终呈现惊喜，或许没有惊喜。黑尔也是如此，他的魅力缓缓渗透。我们终于融入书中的家族世界，但会保持旁观者的距离。于是，当斯图尔特勋爵离开房间——当时正举办一场舞会——下一次听说他的消息，便转眼间到了冰岛，我们和他的家人一样震惊。他说，厌倦社交聚会——那时的英国贵族仍保持着独特的气质，未被理性与知识改变。聚会让他们厌倦，他们便远走冰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