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便显而易见，这片广袤的英格兰上空弥漫的思想是何等有力、何等活跃。它正在想念1913年6月，思考离婚法改革，思考土地价值税，思考最低工资。它关注着孕产护理，关注着贸易法案，关注着十四岁以上儿童的教育；它一致认为普选权应当成为政府立法——简而言之，它关心着各种公共问题，而且它的思考极富建设性，又充满战斗精神。阿克宁顿的意见未必与哈利法克斯一致，米德尔斯堡也未必与普利茅斯的步调相同。争论与对立此起彼伏，提案被否决，修正案获得通过。
与此同时——让我在十七年后试着总结一下，当时你的来宾们，也就是从伦敦或其他地方赶来的中产阶级人士，他们并非前来参与，而只是旁听——他们心里在想些什么呢？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些妇女在争取离婚权、教育权、选举权——这些都是好事。她们在争取更高的工资、更短的工时——还有什么比这更合理的？然而，尽管一切如此合情合理，许多论点如此有力，甚至不乏幽默，我仍然感觉到一股沉重的不适在听众的内心深处沉积、游移、左右摇摆。也许，这不适的根源就在于这些问题——卫生、教育、工资，对在场的人至关重要的问题，那额外的一先令，多上一年的学，或者在柜台或工厂里站立的时间从九个小时缩短至八个小时——并未触及我的血与肉。即便她们争取的一切改革就在此刻全部实现，对我来说，也不会有丝毫影响。因此，我的关注仅仅出于利他主义，它是稀薄且虚幻的，如同月色一般淡然。无论我如何用力鼓掌或跺脚，我的声音里总带着一丝空洞，这使我的伪装不再完美。我只是一个慈善的旁观者。我与这些行动者之间，早已被不可挽回地分离。我坐在这里，虚伪地鼓掌、跺脚，仿佛是被驱逐出羊群的异类。
除此之外，我的理性——请记住，那是在1913年——也忍不住提醒我，即便那项提案（无论它是什么）获得全票通过，这些掌声和跺脚声也不过是空洞的喧哗。它们会从敞开的窗户散去，融入外面的嘈杂之中，成为卡车的轰鸣、在曼彻斯特石板路上奋力踩踏的马蹄声——一种模糊不清、难以分辨的喧嚣。思想或许是活跃的，也或许是激进的，但思想没有肉身，没有手脚来贯彻自己的意志。在这整座会场里，所有劳动的女性，她们生儿育女、搓洗衣物、烧菜做饭、精打细算地花费每一便士，却没有人拥有选举权。她们尽可以放枪，但她们永远无法击中目标，因为枪膛里装的不过是空包弹。这一念头既令人恼怒，也令人沮丧。

——《劳动妇女协会的回忆：女人一生的意义，决不是为了把男人帽檐上的针脚缝得笔直》